（摘编自刘士林《中华文化自信的主体考量与阐释》）

当前，我国分享经济方兴未艾，已经渗透到交通出行、营销策划、资金借贷、餐饮住宿等方方面面，深刻改变着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然而，社会各界对以分享经济促进绿色发展的探讨相对不够，在实践中分享经济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发挥得不充分。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与探索。

分享经济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经济。人们通常认为，生活要舒适方便，就必须取得对物品的所有权；物品拥有越多，生活就越舒适、越方便。这是我们熟悉的拥有经济的概念。与此相对，分享经济是只求所用、不求拥有的经济，它把物品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予以分离，消费者可以使用物品，但不必拥有物品。这一方面可以使消费变得更加灵活，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物质生产。从这个意义来看，分享经济并不是全新的概念，而是早已存在于经济活动之中，如汽车租赁、图书借阅等。未来，虽然大多数人还将具有占有者和分享者的双重身份，但传统的个人不断购买、占有物品的消费文化将逐渐被提倡分享的消费文化所取代。

分享经济能够用较少的物质存量满足较多的服务需求，这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分享经济通过产品的分享和循环，能够盘活原先闲置或利用率不高的物质存量，满足比原先更多的服务需求，进而降低物质消耗、促进绿色发展。分享经济主要包括生产者对消费者（B2C）的分享和消费者对消费者（C2C）的分享两种类型，它们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绿色发展。例如，在城市交通中，B2C的共享单车可以减少私人对自行车的购买；C2C的汽车分享可以盘活闲置的私人汽车，减少城市汽车保有量。这些都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过去30多年里，我国的城镇化主要是通过土地等要素投入实现城市规模的扩张，与之相伴随的是物质消耗显著增长。今天我们大力推动绿色城镇建设，就是要实现从增量发展向存量优化的转型，发展分享经济可以为这一转型提供重要的实现路径。

分享经济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努力。分享是一种清洁的、有机的、人文的生活方式，是绿色发展的努力方向之一。让分享经济更好促进绿色发展，需要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应为从拥有经济向分享经济的绿色转型提供物质、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例如，为促进共享单车的快速发展，可以在城市规划中设置相应的自行车道路、合理划分路权。企业应从供给侧提供更多既时尚舒适、又好用耐用的产品，同时从销售产品向销售服务转变，即通过发展产品服务系统，用较少的产品满足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消费者应改变传统的以拥有为导向的消费方式，形成以物质循环、分时租赁、分享利用为特点的绿色生活时尚。

（节选自2017年2月《人民日报》，有删减）

   “药食同源”是保健养生家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药物与食物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农耕时代以前，食物主要通过采捕获得，渔猎需要体力，采集更需要智慧。《淮南子》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药物的出现，基于人类有意识的觅药行为，这一过程确实与觅食有关。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神农品尝了大黄的根茎，腹痛腹泻，于是将这种“叶大根黄”的植物列入有毒有害品的清单，成为传说中所遭遇的“七十毒”之一。直到有一天，部落中的某人，因饮食积聚而备受煎熬，神农忽然想起这株能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的植物，找来给病者服下，各种不舒服霍然而愈。人类治疗史上第一个药物就此产生，“聚毒药以供医事”，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食物治病很早就有，《周礼》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据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相关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因此，平时用于填饱肚子吃的粳米，就是食物；但补养脾胃时食用的粳米，成了药物。

药物与食物之间，难于截然划断，典型的例子有二。《金匮要略》有当归生姜羊肉汤，治寒疝、腹中痛、里急：“当归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这里除了当归，其他也都是药物。《后汉书∙华佗传》记载道：华佗曾在路上见到有咽喉阻塞的人，想吃东西却不能下咽，家人用车载着欲前往就医，华佗听到了呻吟声，看了一番，对家人说，刚才路旁有家卖面食的，你到那去取他家的蒜泥萍醋（一种用浮萍制作的很酸的醋），喝它三升，病就好了。病人喝了，果真吐出了一条虫来，病也痊愈了。对此，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说：“此盖天地间物，莫不为天地间用，触遇则会，非其主对矣。”所以，米谷果菜、虫兽禽鸟，诸多可食之品，也堂而皇之地载入《本草经》。

食物疗饥，药物治病，乃是常识；若是颠倒过来，以药丸充饥，用食物治病，则成为笑谈。有人说芹菜所含的芹菜素或许有助于控制血压，于是让高血压病人常吃芹菜，这样的建议算不得离谱；可因此让病人停止正规的高血压药物治疗，专门靠芹菜来降低血压，就荒谬而有害了。

何以如此呢？药与食同源而异途，食物是能够满足机体正常生理和生化能量需求，并能延续正常寿命的物质。相对于药物而言，食物对机体生理生化过程的干预极小，长期乃至终身食用，一般不会给机体造成严重伤害；也正因为此，食物不足以改变因疾病而异常的生理生化过程，故不可能取代药物。

即使站在传统医学的立场，过度强调食物疗疾，也很难做到逻辑自洽。孙思邈在《千金食治》的序论中明确承认药与食为两途，即所谓“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并指出，只是缘于药性猛烈，所以建议医生治病，先“以食治之”，若“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并没有以食疗代药疗的意思。

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说法源自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一般来说，软实力是一种隐形的力量，蕴含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四个载体中。在这四个载体中，文化是核心，其他三个组成部分也都深深地烙上了文化的影子。甚至有人直接把软实力解释成文化力。基于此，文化软实力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就是指“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构成软实力的文化要素。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必须依赖先进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相应的时代和社会，才能更好地促进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体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在国内，它通过文化建设不断增强本国文化的认同感，抵御国外一些敌对文化理念的侵袭，大大增强国内民众的凝聚力。通过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元素和不断改造本国文化中落后的成分，使本国文化更加适应当前形势，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更好地彰显本国文化的强劲生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兼容并蓄、富有活力的本国文化必将为国外受众所认可，使本国所奉行的理念得到传播，从而大大提升国家形象和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国家价值追求、社会理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还包括风俗习惯、民族精神、国民素质、文学艺术等，还与教育、科技、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文化软实力产生的根本是人们对本国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接受。与传统手段相比，非强制手段是文化软实力实现的手段，而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力量表现形式。

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存在重器不重道的现象。它表现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建设上，就是重视提升硬实力而不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重视提升硬实力是对的，文化软实力也一定要以硬实力为基础。事实上，硬实力的提升会极大地推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硬实力提升之后，文化软实力就会自然提升。正确的态度是，硬实力与软实力并重，寓软实力于硬实力之中，既见物又见精神。

（摘自《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