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1928年10月13日，当年繁华的都邑废弃3000余年后，董作宾带人在安阳小屯挖下一铲浮土，拉开了殷墟持续发掘的序幕。90年后，我们隆重纪念殷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因为它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并成为世界遗产，让我们实现了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对话。

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并非易事。2000多年前，司马迁坚定地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上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殷墟发掘的宮殿宗庙基址、王陵大墓，尤其是1936年临近收工时偶然遭遇的那一坑埋藏着1.7万片记录商王活动的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1950年以后，发掘继续，证据延伸。布局严谨的“大邑商”逐渐清晰。复杂的路网、超过2000米的人工水渠，以及分布在近侧的居民点，勾勒出都邑的繁荣。无数的陶器、青铜器、玉器从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商王朝从此不再停留在司马迁的区区三千言，而是可以放心谈论的真实历史。

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1928年，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殷墟发掘不同于前，首先是选点本身与中国传统学术相衔接。当时曱骨文已经发现近30年。殷墟作为甲骨文出土地为学术界所知也已经20年，发掘殷墟已经是以金石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界的期待。其次，殷墟发掘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活动，除第一次发掘者是董作宾外，随后的发掘由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第三，殷墟的发掘是连续性的。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实施10次发掘。发掘的连续性，使得田野考古活动广受关注，学科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第四，殷墟发掘诞生了真正的考古学方法。1931年，梁思永在后岗确认的“三叠层”，奠定了考古地层学的基础，李济倡导的陶器分类法也是对现代考古类型学的有益探索。

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实施，鲜明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性格。

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坚实的支点。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面对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不寒而栗的祭祀坑，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孔子坚持要“复周礼”，而不是“复殷礼”。当然，殷墟也让中国与世界对话。以殷墟为支点建立起来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已经换成了遗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术语、新概念。有了这些概念，商王朝、夏王朝才可以与古埃及的中王国、新王国相比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图坦卡门法老墓的意义；有了这些概念，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才可以与两河流域的欧贝德、乌鲁克和古巴比伦对话；有了这些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61年3月，国务院将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认同，也是对包括考古者在内的所有殷墟文化遗产研究者、守护者的肯定。韩国学者金秉模曾受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委托考察殷墟，他对殷墟留下这样一段评价：“殷墟是最重要的世界遗产之一。殷墟不仅对于中国人意义重大，对全世界人民同样弥足珍贵。”如今殷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节选自唐际根《殷墟发掘研宄的贡献》，原载201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说法源自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一般来说，软实力是一种隐形的力量，蕴含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四个载体中。在这四个载体中，文化是核心，其他三个也都深深地烙上了文化的影子。甚至有人直接把软实力解释成文化力。基于此，文化软实力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就是指“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构成软实力的文化要素。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必须依赖先进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时代和社会，才能更好地促进个人全面自由地发展，才能体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在国内和国际都有所体现。在国内，它通过文化建设不断增强本国文化的认同感，抵御国外的一些敌对文化理念的侵袭，大大增强国内民众的凝聚力。通过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元素和不断改造本国文化中落后的成分，使本国文化更加适应当前形势，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更好地彰显强劲生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兼容并蓄、富有活力的本国文化必将为国外受众所认可，使本国所奉行的理念得到传播，从而大大提升国家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国家价值追求、社会理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还包括风俗习惯、民族精神、国民素质、文学艺术等，还与教育、科技、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文化软实力产生的根本是人们对本国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与传统手段相比，非强制手段是文化软实力实现的手段，而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表现形式。

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存在重器不重道的现象。它表现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建设上，就是重视提升硬实力而不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重视提升硬实力是对的，文化软实力也一定要以硬实力为基础。事实上，硬实力的提升会极大地推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硬实力提升之后，文化软实力就会自然提升。正确的态度是，硬实力于软实力并重，寓软实力于硬实力之中，既见物又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