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说话，不见得就会说话；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没有说好过几句话。所谓“辩士的舌锋”“三寸不烂之舌”等赞词，正是物以稀为贵的证据；文人们讲究“吐属”，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并不想做辩士、说客、文人；但人生不外言动，除了动就只有言，所谓人情世故，一半儿是在说话里。一句话的影响，有时是你料不到的，历史和小说上有的是例子。

说话即使不比作文难，也决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会说话不会作文，但也有些人会作文不会说话。说话不是作文，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谨严。但那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决非一般文章所及，是怎样一个不易达到的境界!我们的文章哲学里虽有“用笔如舌”这样一个标准，可是古今有几个人真能“用笔如舌”呢？

我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左传》《国策》《世说新语》是我们的三部说话的经典。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一是清谈。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还有一部《红楼梦》，里面的对话也极轻松、漂亮；此外汉代贾君房号为“语妙天下”，可惜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句赞词；明代柳敬亭的说书极有大名，可惜我们也无从领略；近年来的新文学，将白话文欧化，从外国文学中借用了许多活泼的、精细的表现，同时暗示我们将旧来有些表现重新咬嚼一番。这却给我们的语言一种新风味、新力量。这时期说话的艺术确有了相当的进步。论说话艺术的文字，从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韩非的《说难》，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现在我们能够随口举出的例子就有俞平伯君的三篇《文训》和鲁迅君的《立论》，这些都是精警之作。

我国人对于说话的态度，最高的是忘言，但也还免不了说话。其次是慎言，寡言，讷于言。这三样又有分别：慎言是小心说话，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少说话少出错儿；寡言是说话少，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性格或品德；讷于言是说不出话，是一种浑厚诚实的性格或品德。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辞或辞令。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他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没有那伟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了自己。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我们看时候，看地方，看人，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修饰我们的说话。这儿没有力，只有机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饰可得的。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说得少，说得好。   

(选自朱自清《说话》，有删改)

先秦诸子由于社会影响巨大，历史贡献卓著，因此对中国文脉的形成有特殊贡献。

在文脉上，老子和孔子谁应领先？这个排列有点难。孔子开创了中国语录式的散文体裁，使散文成为一种有可能承载厚重责任、端庄思维的文体。孔子的厚重和端庄并不堵眼堵心，而是仍然保持着一个健康君子的斯文潇洒。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思想后来成了千年正统，因此他的文风也就成了永久的楷模。他的文风 给予中国历史的，是一种朴实的正气，这就直接成了中国文脉的一种基调。中国 文脉，蜿蜒曲折，支流繁多，但是那种朴实的正气却颠扑不灭。因此，孔子于文， 功劳赫赫。

本来，孔子有太多的理由在文学上站在老子面前，谁知老子另辟奇境，别创独例。以极少之语，蕴极深之义，使每个汉字重似千钧。在老子面前，语言已成 为无可辩驳的天道。这让中国语文，进入了一个几乎空前绝后的圣哲高台。

孟子是孔子的继承者，比孔子晚了一百八十年。在人生格调上，他与孔子很不一样，显然有点骄傲自恃，甚至盛气凌人。这在人际关系上好像是缺点，但在 文学上就不一样了。他的文辞，大气磅礴，浪卷潮涌，畅然无遮，情感浓烈，具 有难以阻挡的感染力。他让中国语文，摆脱了左顾右盼的过度礼让，连结成一种 马奔车驰的畅朗通道。文脉到他，气血健旺，精神抖擞，注入了一种“大丈夫” 的生命格调。

但是，与他同一时期，一个几乎与他同年的庄子出现了。庄子从社会底层审察万物，把什么都看穿了，既看穿了礼法制度，也看穿了试图改革的宏谋远虑， 因此对孟子这样的浩荡语气也投之以怀疑。岂止对孟子，他对人生都很怀疑。真 假的区分在何处?生死的界线在哪里?他陷入了困惑，又继之以嘲讽。这就使他从 礼义辩论中撤退，回到对生存意义的探寻，完成了一个由思想家到文学家的大步 跃升。

他的人生调子，远远低于孟子，甚至也低于孔子、墨子、荀子或其他别的“子”。但是这种低，使他有了孩子般的目光，从世界和人生底部窥探，问出一串串最重 要的“傻”问题。

但仅仅是这样，他还未必能成为先秦诸子中的文学冠军。他最杰出之处，是用极富想象力的寓言，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而在这些寓言故事中， 都有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一下，他就成了那个思想巨人时代的异类，一个 充满哲思的文学家。

(节选自余秋雨《中国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