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演“技”还是演“戏”

刘佳

演“技”还是演“戏”？这个几乎不能构成问题的问题，已经困扰京剧很久了。我们或许真的应该回到戏曲发展的源头，思考一些最基础也最本质的问题。

王国维说中国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歌舞与人类日常行为方式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它不可能如实地再现生活。写意允许适度抽象和夸张。但与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变形不一样，中国戏曲始终在非常认真地描摹生活，只不过在“意”和“有”难以兼得的时候要借助虚拟，把眼睛看不到的“有”转化为心灵能感觉到的“有”——“转虚成实”，并且，为避免过于个性化的虚拟造成信息传递障碍而将一个个“有意味的形式”——程式固定下来，也就是戏曲的“技”。程式就像细胞之于生命、语词之于文章，是一出戏的最小的构成单位。作为构成美和呈现美的艺术元素，程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过高度提炼概括，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就像书法线条可以脱离字意成为纯粹的审美对象一样，不依赖于剧情和人物，我们也一样可以欣赏水袖的曼妙、唱腔的婉转和武功的惊心动魄。“技”拥有了独立的审美个性和发展轨迹，也形成了自身的艺术规律和要求，并与人们的审美感受、审美观念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戏”和“技”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建构戏曲的同时，也建构起了精妙的戏曲表演技法，这是中国戏曲无与伦比的艺术特性。

“技”，最初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戏”而被创造出来的，它的不断打磨也是为了让“戏”更精彩，一旦“技”成了最高理想和唯一追求，戏曲就失去了灵魂。“戏”是“技”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当“戏”被忽视，“技”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更无法精进了。

能否正确认识“戏”与“技”的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京剧传承与新剧目创作的质量。在流派创始人相继离去，流派意识却空前强化的后流派时期，究竟应该如何继承流派？是满足于模仿那些被大师们使用过的程式技巧，还是追求那种使大师能够成为大师的流派精神？“不似之似似之”，观众所希望看到的“高水平传承”，不是要求现在的演员简单机械地重复前辈大师的一举一动，而是要像他们那样在深刻体察剧情与人物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审美需求的变化，巧妙运用程式，进而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才是流派精神的内核。

由于文人与艺人、理论家与演员历史上形成并延续至今的微妙关系，中国戏曲的批评与实践长期存在着两套立场、角度和表述方式大不相同的话语系统，这给很多基本问题的阐释带来了难度，往往大家是一个心气儿，说出来的话却迥然不同。相信这种割裂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演员的社会地位与文化水平的提高、评论家对戏曲创作实践的重视而逐渐消除。

（有删改）

在学术场域之内衡量，专家的思维和言说方式似乎天生具有合法性，然而，久而久之，它们也越来越面临着许多问题。学者陈平原早就指出：“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野、越来越严格的操作规则、越来越艰涩的学术语言，在推近具体学术命题的同时，会逐渐剥离研究者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如果人文学术只能呆在象牙塔中，不落地、不及物，其存在价值将令人生疑。这是我们倡导学术大众化的主要原因。

从人文专家与大众的关系上看，人文学木大众化也是大势所趋，社会发展至今，已不得不正视如下事实；专家可能还是原来的专家，但大众已不是原来的大众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以前专家是“信息富人”，大众是“信息穷人”，这种不对称让专家变成知识的垄断者。然而，随着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同时也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媒体技术的变革，大众开始分享原来专家才有的知识资源，甚至在某些方面已与专家不相上下。在这种格局中，专家与大众的关系就需要重新调整，专家之学需要获得新的呈现，专家之学的大众化之路自然也有更迫加的努力方向。

我们的很多专家并不缺少精英意识，但面向大众的意识还不充分。许多时候，他们著书立说，心中大概是没有读者的——不仅没有普通读者，甚至也不怎么在意专业读者，他们大概觉得，著作与文章越写得莫测高深，才越显得自己学问大、水平高，于是，专家之学终于成为小圈子里的事情，成为少数志同道合者在沙龙中怀着无限敬意低声谈论的对象。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当艺术家为自己或为自己小圈子里的好友工作时，他们鄙视公众，反过来，公众则通过忽视这些艺末家的存在对之进行报复，由此造成的真空被江湖庸医一样的冒牌艺术家作了填充。这既无益于公众也无益于艺术家。”我以为，这里把“艺术家”提成“专家”，在特殊学术领域这样的描述同样也是可以成立的。如此看来，专家有无大众意识，不仅关系着思想能否走出去，能否真正影响世道人心，而且还关系着学术的假冒伪劣问题。

法国思想家萨特的主张与做法值得一提。当他意识到读者大众的重要性时，不仅向知识界呼吁：“必须学会用形象说话，学会用这些新的语言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地写时评、写剧本，甚至把他那本整整一公斤重可以当秤砣使的哲学书《存在与虚无》消化成一本通俗小册子，中国学界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来充潜先生既写过《西方美学史》之类的高头讲章，早年也写过《谈美书简》《谈文学》这样的“小书”，而无论是哪类著作，他都能化难为易，深入浅出，如此功夫，既是因为他学贯中西，也是因为他特别讲究作文之道，正是依靠这种追求，他才把论文写成了大家可阅读的文章，努力把学问做到化境。

当然，话说回来，行文简显浅，学术大众化，是要让专家之学接地气，有人缘，提升它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度，引导大众形成健全的价值观，而并不是要降低其学术含量，把它简化成“心灵鸡汤”。

（选自赵勇《尽可能让人文等术大众化》，2018年8月3日《人民日报》》）

个体性与普遍性为哲学的重要论题，作为心与理统一的具体形式，王阳明良知论体现了联结个体品格和普遍规定的哲学意向。

从哲学史上看，最早提出良知概念的是孟子。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里的良知，主要指先天的道德意识。王阳明将这一范畴引入其心学体系，并赋予它新的内涵，并主要体现在良知与“心即理”这一命题的沟通。心即理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为心，另一为理，“心”更多地侧重于个体性的方面，“理”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普遍性的原则，包括天道意义上的普遍法则与人道意义上的普遍社会规范。在王阳明看来，个体之心与普遍之理并非截然分离，两者存在着内在的统一关系，而良知便是心和理统一的具体形态。王阳明一方面注重个体在评判是非善恶中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赋予判断的准则以普遍的内涵，个体性与普遍性在王阳明那里内在地结合在一起。

在理智与意志关系的辨析方面，王阳明一方面对个体的意志非常重视，认为“志”如同船之舵，提供了个体的行动导向、规定了个体走向何方：“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意志的作用则表现为一种坚忍不拔的力量，赋予行为以坚毅性。另一方面，王阳明又肯定，意志在总体上受到内在理性的制约。在王阳明的心目中，意志总要受到理智的引导。如果缺乏这种引导，“志”就会演化为个体的意气之私，蜕化为一种私人化的意向。王阳明一再提到在行为过程中应该做到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这里的“当”即“当然”，引申为普遍的规范。按王阳明之见，行为取舍应该以当然之则、普遍规范作为依据。对个体意愿和普遍规范的双重肯定，从另一个层面展开了良知之中个体性的规定和普遍性的内涵。

具体到社会之中，每个个体往往会面临群和己、个体和群体、个体和整体等关系。孔子区分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为己”的特点在于以自我完成、自我充实为学习过程和道德涵养的目标，“为人”则仅仅是学给他人看。王阳明所注重的“为己”，这里不难注意到他对个体、自我的关注。但与仅仅从个体意愿的层面强调个体性有所不同，成己、为己已开始将个体性落实到一个现实的社会层面。王阳明提出了无我的观念，无我侧重于认同社会、认同整体的价值，反对因个体利益的追求而否定、消解对群体的责任。

王门后学以对个体性方面和普遍性方面的不同理解展开而衍化为不同流派。到了明清之际，在黄宗羲那里，王学的内在二重性开始在理论上得到某种扬弃。黄宗羲他一方面强调个体自身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黄宗羲又提出“为天下”的观念，即出仕、做官，不是为君主一个人，而是为整个天下。这一思想表现了把个体性与群体性重新加以沟通的趋向，这是王门后学演化的积极理论成果。

（摘编自杨国荣：《王学的内在张力与王门后学的衍化》）

材料一：

刘永坦，1936年12月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他率领团队全面自主创新，实现对海新体制探测理论、技术的重大突破。1月8日，因在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研制中做出的开创性贡献，82岁的刘永坦站到了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上。

（摘编自《刘永坦为祖国海疆装上“千里眼”》，2019年1月9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早在1991年，经过十年科研，刘永坦在“新体制雷达与系统试验”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建成我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荻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随后的十余年里，从实验场转战到实际应用场，他带领团队进行了更为艰辛的磨炼。由于国际上没有完备的理论，很多技术难点亟待填补，再加上各个场城环境差异巨大，新体制雷达的“落地之旅”格外艰难。“解决不了抗干扰问题，雷达就没有生命。”刘永坦说，各种各样的广播电台、短波电台、渔船，发出强大的电磁千扰是最大的难题。他带领团队进行上千次调整，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这项完全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于2015年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依靠传统雷达，我国海城可监控可预警范围不足20％，有了新体制雷达，则实现了全覆盖。”刘永坦告诉记者，给祖国的万里海疆安上“千里眼”，国防才能更安全。

（摘编自《刘永坦：“从0到1”，他为祖国海疆雷达打造“火眼金睛”》，2019年1月8日新华网）

材料三：

新体制超视距雷达，实际就是国际顶尖的ISAR（逆合成孔径雷达）。逆合成孔径雷达，可以看清数千公里乃至数万公里内的目标，目标精度可达0.12米左右，而且是实时二维或三维成像，非常直观。普通雷达目标只是一个光标，目标的型号信息很难判断，逆合成孔径雷达相当于看数千公里外的照片，一目了然。

ISAR（逆合成孔径雷达）美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理论突破，然后在七十年代开始实验装备。刘永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跟上研究，由于美国一直保密，中国要突破非常困难。但刘永坦在八十年代就取得了理论突破。经历10余年的艰辛努力和刻苦攻关，刘永坦和他的团队打破了国外技术断，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ISAR技术的国家。

（摘编自《中国新体制雷达打破垄断可对数千公里目标实时成像》，2019年1月9日新浪军事）

材料四：

中国已在远距离海上攻击方面投入巨资，部署大量反舰弹道导弹、岸基重型反舰巡航导弹以及轰炸机。相应的，保障这些重型武器能在远距离发现和跟踪目标则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建设海上机动超视距雷达，是保障侦测远离中国海岸目标的重中之重。海上机动超视距雷达可为美国舰队在第一、第二岛链范围内的行动制造很多的因难。未来，中国航母战斗群还将提高在远海上的作战能力，而超视距雷达技术也可使其更快发现敌方在远距离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派出的空中力量。

（摘编自《俄专家解读中国超视距雷达成就》，2019年1月16日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