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历史不是一堆记录在案的数据，也不是一串被记载下来的事实的堆砌，它是一系列相互冲突的争论。这样，关于一个事件的实际意蕴、一个偶发事件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最准确地概括这个事件？这些争论就在历史的解释中属于最有价值的核心内容。当一个社会隐瞒其过去记录的某些部分，然后那个社会或其领导人向我们讲述他们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当一个社会试图改变历史记载所呈现的或已经有充分根据的事实的时候，我们知道，历史是如何出于政治目的被曲解的。

②显然，历史是社会的需要。它赋予我们认同感。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可以用来指导方向的导航图，从而帮助我们在当今日益复杂的时代确定我们的方位。历史既有真理的形式，也有意见的内容。对历史的认真研究会帮助我们区分这两者。做出这种区分是重要的，如沃尔特•瑞雷爵士所说：“是意见而非真理能够无需通行证在世界上畅行无阻。”在大多数场合，我们从报纸、电视和朋友那里所读到、看到和听到并信以为真的东西是意见而不是事实。

③一谈到“文明”（本书即是文明的历史）立即就会陷入争论。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如此恐惧历史研究。谈到“西方文明”甚至更受限制，在某些历史学家那里，它的范围过分狭窄。不过，如果我们将历史理解为一个过程，就必须通过特定的空间位置来把握它：我们的连续性、我们的标准、我们的进程等。我们还必须识别内含于“西方文明”概念的固有的两大偏见：其一，我们知道什么是“文明的”并达到了“文明的”标准；其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是单一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明单元。第二个偏见很容易发现。在我们大多数学者那里，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学课程上，不讲“东方文明”，只讲“东方的各文明”，这个术语表示，西方是一个单元，东方却不是。这些反映我们西方人世界观的习惯性的短语如同我们流行的地理书一样，表现了西方人的偏见。 由于这个习惯短语已经成为我们西方语言传统，所以本书仍然采用这种用法。

④不过，如果谈文明，从一开始我们就得给出何谓“文明化”的定义。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已是汗牛充栋。可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给这个概念一个较为确切的定义。因为对于一部涵盖整个西方的历史著作而言，文明这一概念是全书的一个指导和基本柜架。我们需要一个特别清晰的定义，以用来进行下面的叙述和分析。因此，这个操作性定义要求，“文明”包括一个社会或相互依存的一组社会的下列若干（尽管不需要全部）条件：要有某种形式的政府，人们通过它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和履行相应的责任。 城市社会亦即城市生活要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从而使文化不是游牧的和分散的；人类已经成为工具制造者，通过使用金属，改造他们的物质环境，从而也改造他们的社会经济环境，尽管这种改造是有限的；某种程度的功能分化已经开始，通常发生在工作场所，而荣耀、地位和目标一起，成为社会的粘合剂；社会阶级已经出现，不管他们是相互对抗还是相互依存；书写形式已经发展起来，从而群体和群体间，更重要的是代际之间，可以通过文字交流；闲暇的概念出现了，于是，生活不限于工作场所，也不是特定的阶级职责或分工；要有时间概念，通过它，一个社会将自己与过去和对未来的假想联系起来。

⑤西方最常见的偏见是用技术变革来衡量“进步”，根据这个标准，至少到历史的晚近时期，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变革的社会是不开化的。事实上，尽管文字记录和重大技术变革存在于我们所称的“文明社会”，但两者都不是文明开化的本质性内容。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或许我们应该记住英国批评家约翰•拉斯汀所记载的历史行为的三个内在要素：“伟大民族将他们的自传书写在三种稿本上：行为之书、言语之书和艺术之书。”

⑥承认甚至赞美全部文明的价值对于文明生活本身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通过我们特殊的历史经历的多棱镜认识全部文明。我们热爱自己的历史，在自己的历史中我们感到舒适和安全。借助于它，我们解释我们所遇到的所有其它事情。明了这一点，就是要承认我们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以我们的方式提出我们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向我们的过去提问，也就不能向未来提问。

（（美）罗宾．W．温克《牛津欧洲史》序言，有删节）

敬畏之心与文化自觉

古人对文化什么态度？用现代的话说是有点“文化至上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就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意思是说文化、文章、文采太重要了，它是与“天地”一起诞生的啊。而且他还洋洋洒洒地写道：日月星辰是上天之文。山川草木是大地之文，它们与“肇自太极”的人之文，鼎立为三，合而为一。它也就是“道”。刘勰突出了“人文”、也就是文化的崇高性、永恒性，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文化观念来自儒家，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它就占了主导地位。自古以来，凡是与儒家经籍有关、和由此衍生的典章制度、礼乐诗文都受到尊重和敬畏，甚至有点神圣化，如说“仓颉造字”后“天雨粟，鬼夜哭”之类。

古人不仅相信文化的崇高和永恒，而且把它视作民族凝聚纽带。世界大多数地方依靠种族或宗教的认同作为民族凝聚纽带的，而我们则主要靠文化。所谓“《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按照《春秋》大义：哪怕你是“夷”人，一旦采用“中国（中原王朝）之礼”，就按国人对待；如果你是“中国”人，用了“夷礼”。则按照“夷人”对待。可见是否进入中国文化成为判别人群归属的决定因素。在儒家看来，“礼”是文化的核心。

儒家的信徒以担荷道统自命，他们无论从政，还是“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或者说是以“道”化众，使人人都受到文化的熏沐。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下生存写作《史记》看得“重于泰山”，也就懂得了曹丕为什么说写作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士人都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他们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上通于天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这些名句就是这种意识生动的概括。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可以说在地球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它是发展得最精致、最详密、最完美的一个。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又处在社会转型和革命振荡之中。传统文化因为代表既往而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原有的敬畏心，自然会随之衰减。上个世纪从60到70年代，极“左”思潮高涨，扫荡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文化”乃是一个负面词汇了，传统文化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遑论敬畏！这时的传统文化成为妖魔。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虽有根本改变，但并非“复旧”，而是被纳入孔方兄的营垒。因此“渎经热”、“古董热”、“收藏热”，乃至种种弘扬“国粹”热都不免与“赚钱热”有或明或暗的瓜葛，与文化关系不大。看到一幅字画，一款文玩，第一判断都是“值多少钱”？过去被“政治的正确”打压扫荡，进而妖魔化；现在是被金钱任意驱使，日益庸俗化。两者虽不同，对文化的蔑视则是一样的。因此，现在人们干的许多事关文化的事，让旁观者看来最没文化。大约都是金钱在当家作主的缘故。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他指的是上面所说永恒不变、天人合一的道或文化，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肇自孔孟的“道统”延续至今。现在我们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这也包含着文化重建。对“道”、“文化”的理解和定位，我们自然会与朱子有很大差别，但文化重建不能完全脱离本土资源也是不争事实，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种质朴的精神、敬畏的态度是我们重建文化、进而形成文化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