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正能量”

“正能量”本是天文学的专有名词，其网络意思泛指一切给予人向上、给予人希望和追求，使人行动的动力和感情。

最近，媒体对职业教育的报道总是充满了“负面消息”，如职校生频繁跳槽、用人单位反映毕业生综合素质不高、学校充当“廉价劳动力”的贩卖者、顶岗实习乱象丛生、生源危机让部分职业院校濒临倒闭等。似乎，社会舆论环境并没有给职业院校正常发展、职校生进步根植“正能量”，相反，这些新闻报道正在影响着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和判断，形成一种“刻板印象”，而职校生也被社会另眼相看。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这是社会和公众对职业教育正常、合理的判断。但总体来说，职业院校成长的环境氛围不容乐观，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本身需要更加充足的“正能量”。

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教授说：整个职业教育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劳动用人部门对职业教育最不满意的是人文教育，认为我们的学生不会做人。现在职业教育的学生大部分是升学竞争的失败者，他们的信心、行为习惯、人生观、价值观等需要特别关注，这些比技能更重要。

暑假过后，经历了中、高考，又将有一批初、高中生走进中职和高职的大门。相对于应试教育中的“成功者”来说，他们是中、高考的“失败者”，也许，带着失落与挫败感，他们走进了职校的大门。如果学校不对这些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学生们的内心不能充满着“正能量”，这势必影响到职校生未来的发展。

职业教育的产出是具有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好的人才是职业教育发挥积极作用的最好说明。在职业教育整体“正能量”匮乏的大背景下，给职校生根植“正能量”，实属不易，甚至还有些聊以自慰的感觉，职业教育的从业者不得不在如此困难中迎头而上。

所谓的“正能量”，它指的是自信、乐观、务实、踏实、自立、自尊、自强等积极因素。笔者以为，关乎人生观、价值观等“正能量”的根植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一方面，需要依托舆论环境的包容与进步，媒体对于职业教育正面形象的塑造，通过舆论的氛围加以引导以及评价体系的转变等；另一方面，要靠学校自身的建设与发展，让职校生重拾这些积极的心态。学校自然义不容辞，担负起主要责任，但是，在为职校生根植“正能量”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避免一些片面理解。

首先，避免简单地以为开设几门课程就能改变或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很多学者认为，与职业技能的传授相比，学校亟须加强人文课程的建设。一个问题是，职业院校的课程本就不少，人文课程的实施能否真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我们无法保证，但是，依照笔者对教学的理解，这类课程的开设很多甚至大多以知识灌输为主，最终通过考试来衡量，很多知识也不过是考过即忘，与提高人文素养有多大相关，难以衡量。

学校对学生的培养应该是多方面的，这种培养模式从学生入校开始就应该渗透在学校事务的方方面面，它包括校园文化的浸染、社团活动的辐射、各类人文讲座的熏陶、各种技能竞赛的历练、毕业生的声名远扬等，缺一不可。职校生内心的“正能量”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大氛围中逐渐地重塑。

其次，落实到教育活动最实际的实施者身上，作为教师应注意方法的适当性，避免理想化、空泛化的教育。教师们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往往会采用赏识教育、成功教育，因而职校生渐渐适应了表扬的、理想化的教育环境，甚至学生把实习想得很美：实习就是工作，实习就是拿钱，实习就是彻底脱离苦海。这种脱离现实的教育，往往给学生造成一种假象，等到学生真正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才发觉，现实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完美，心理期待与现实落差很大。

当然，给职校生根植“正能量”，学校自然担负起主要责任，但是，这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相信给这个弱势群体点儿阳光，他们就会灿烂。

（节选自2012年8月27日《中国青年报》，有删节）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资。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这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城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来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须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象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摘选自《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