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为虚拟的世界，在于它过分夸大了“江湖世界”与“官府世界”各自的独立性，仿佛两者平行并立，互不干涉。明清以来，中国的秘密社会名目繁多，晚清以来的武侠小说不少涉及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而随着文人笔下秘密社会的日益理想化，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俨然成为完全可与官府世界平分秋色的第二社会。现实生活中“江湖”虽亦远离朝廷，却仍在官府管辖下，侠客也难得“道遥自在”。像武侠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双方互不干涉内政，在“官府世界”遵守国家王法，在“江湖世界”则听从江湖规则，只能是小说家的良好愿望。

有趣的是，描写侠客“仗义疏财”“替天行道”的《水游传》促进了中国秘密社会的形成，而白莲教、天地会之类民间教门、会党的形成又反过来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武侠小说。这种影响分虚、实两种，实者为小说家提供了无数侠客故事，虛者促使小说家在原有社会结构外，另建发挥特殊职能的“第二社会”。而后者意义无疑更为重大，它使得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既不完全蹈空，有近代中国秘密社会的影子，也不完全坐实，仍保留甚至着意渲染其作为法外世界的理想主义色彩。

江湖世界与朝廷治下的现实人生相比，俨然是两个世界、两套规矩。可因为武侠小说的主角是侠客而不是清官，小说家实际上是用侠客纵横的“江湖世界”取代官府统治的现实世界。江湖世界当然也有秩序和规则，但那是道德化了的“法律”，唯一的宗旨是扶危济困，惩恶扬善。江湖上各家各派各有其清规戒律，不过，“崇尚义气”这一点几无例外。江湖义气与朝廷王法一样，同为各自世界的最高规则。倘是混迹江湖，那么完全可以将江湖义气置于朝廷王法之上。将江湖义气作为道德化的“准法律”，是武侠小说家设计的理想社会图式。

不过，讲义气和主持正义并不是一回事，武侠小说家常常有意无意模糊两者的界限。讲义气者只问亲琉，不论曲直，实际并不怎么值得赞赏。可在武侠小说中，“讲义气”作为“江湖世界”的最高准则，则被完全美化了。美化“义气”和美化“江湖世界”本是一回事，都是为了重建中国人古老的精神故乡“桃源”，因而又都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和讽刺。明白这点，就没必要过分指责式侠小说描写的“不真实”。

(摘编自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

文学创造的中心课题是创造形象。审美形象一方面应能深刻地体现生活的本质和内蕴，另一方面必须具有通常所谓的形象性。然而徒有形象性并不能成为艺术。例如动物教科书对各种动物的生理、生态与习性都有详尽的文字描述，甚至还配以精确的图形，但是它们不动人，没有人会把它们当成艺术欣赏的对象。相反，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虽寥寥数笔，却神采飞扬，被人们公认为审美精品。究其原因，是由于前者只存在非艺术的认识价值，后者于对象世界的把握和反映则融认识与情感为一体。对文学创造的情感特征，我国古人多有论及。《毛诗序》说诗是“情动于中而彤于言”，陆机的《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刘勰赞许风雅的作者“吟咏性情”、“为情而造文”。在西欧，巴尔扎克说他的小说是“以热情为元素”，列夫·托尔斯泰更是把情感性提到文学本体的地位，普列汉诺夫指出艺术不仅表现情感也表现思想。西方现代一些美学流派，如科林伍德的自我表现说、苏珊朗格的情感符号论，都视情感为艺术之根本。我国作家孙犁说：“在创作上，不能吝惜情感。情感付出的越多，收回来的就越大。”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创造不只是认识活动，同时还是审美活动。审美活动属情感评价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创造作为一种审美活动是对社会生活的情感把握。

情感把握是一种价值取向的把握。人是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活动的有生命、有情欲、有目的的存在物，他的业已形成的思想意识，包括需要、态度、观念、信念、习惯等等，与当下面临的事物之间发生的不只是认识一反映关系，还有价值一评价关系。所谓价值—评价关系，就是意义关系。例如，当我们说水是氢和氧的化合物时，这无疑是种认识或反映，而指出水为人的生存所必需则属于评价，属于价值意义的判断。对价值意义的切身体验而形成的心理反应谓之情感，发生这种切身体验的心理反应过程就是情感过程。

在我们理解文学创造是对社会生活的情感把握这一原则时，应该明确，它虽然与科学有别，却不是脱离认识的单纯的情感或情绪的表现，而是认识与评价的统一，理智与情感的统一，真理追求与价值取向的统一。具体说，在文学创造中，情感是推动认识的动力，认识是情感形成的依凭。在这里，认识是饱含着情感的认识，情感是渗透着认识的情感，两者水乳交融。没有情感的认识是科学的认识，徒有情感而无认识为依凭也不会使文学创造走向真正的艺术。

①科学精神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在继承人类早期历史发展的思想遗产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理念和科学传统的积淀，体现着科学的哲学和文化意蕴。

②科学精神首先是一种理性信念。理性信念所具备的理性的旨趣，不仅是一种崇高唯美的个人精神享受，而且是凸显人的力量的动力源泉，如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理性信念表现为对理智的崇尚。崇尚理智，就会强调任何东西都应该审慎地加以思考，就是鼓励人们大胆假设、认真求证；就是要通过智力的迂回冒险找到比直观所见更多更本质的东西，以便更深入地把握变动不居的现象。

③但是理性信念并不能直接使人们轻易地认识自然规律，真正能够促进人们获得可靠的自然知识的，是近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即实证方法。正是有了科学的实验方法，人们才有可能辨别关于世界本原的众多猜测究竟哪个更符合事实真相，而数学则为人们提供了这些知识更为精确的形式。1638年，伽利略的《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出版，伽利略用数学的定量方法从经验现象中导出物理规律，这种追求实证化和数学精确化的研究方法成为近代以来科学的基本特征。

④批判态度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首先，批判态度反对将一切理论和假说神圣化。任何科学理论和科学假说都要经受反复检验，通过批判旧的理论使其得到修正甚至完全用新的理论取而代之。其次，批判态度是理论创新的动力。科学理论经受批判使自己的逻辑更严密，实验证据更精确，进而不断打破成见、推陈出新。再次，批判态度是科学真理客观性的保障。任何人、任何利益群体想违背客观性原则搞伪科学，都要受到严厉批判。但是，批判不是完全否定。日心说替代地心说，直到牛顿力学提出后才算完成。有时新和旧也是相对的，旧的理论也可以为新的理论所包容，如经典物理学就可以视为现代物理学的近似。当科学所秉持的批判态度延伸到科学外部之时，意味着科学同样要坦然接受来自科学之外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批判、反思和质疑，并带来认识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这对于破除科学的神话、减少科学的独断性非常有益。

⑤批判和反驳之所以成为重要的科学理念和常态，关键在于对科学可错性的认定。波普尔强调：科学是一门可错的学问，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科学发展遵循试错模式。所谓试错模式，其基本路径是通过实验，正视错误、发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再通过新的实验，不断向前推进。哥白尼、伽利略对托勒密体系和亚里士多德力学的质疑，建立起了新的天体力学；拉瓦锡在对传统燃素说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创立了氧化还原学说；达尔文对上帝创世说进行批判，创立了进化论；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体系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建立起了相对论学说，等等。科学所追求的正是不断试错而向真理逐渐逼近的过程。

（刘大椿《论科学精神》刊登于《求是》2019年9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