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载物”的当下价值

“厚德载物”作为中华美德的一种概括，历来是仁人志士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道德状况是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影响着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没有道德，哪来和谐？儒家“厚德载物”思想的当下价值毋庸置疑。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通俗地说，厚德载物就是地的本性，是顺天而动的，人应效法地，以厚德宽容待人。所谓“厚德”即“大德”、“高德”，即最高尚的道德。所谓“载物”之“物”，不仅专指万物，而且首先指一切人。“厚德载物”，即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厚德载物强调容人、容物。做人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要胸怀宽广，气度宏大。既容人之短，恕人之过，更要宽厚待人。

“厚德载物”有利于培养现代道德人格，保证人生价值的实现。儒家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儒家君子人格所具备的道德品质为现代理想人格提供了理论模式。现代理想人格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和追求，它要求人们具有广博的爱心，有道义感，有道德操守，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要有承担责任与直面苦难的勇气，等等。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智力因素，而且还取决于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凡是有作为、成大器者，无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进取心、自信心等品质。

“厚德载物”督促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促进个人幸福。儒家强调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追求精神生活，道德理性重视人的现实生活的精神维度，主张向内寻求生命的根据和快乐的泉源。儒家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如正义、诚实、信任、宽厚等等，已构成人们恒久的道德情怀，使人有尊严地生活。现实社会中，物质生活提高后，人的幸福感并不一定增加，人们领悟到生活不只是为满足物质享乐而忙碌，还应有精神追求的乐趣。“厚德载物”思想能够培养人们的仁爱之心，使人克制人欲、减轻自私自利之心，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万物。道德高尚、胸怀博大的人才能得到最快的发展和感受人生的幸福。

“厚德载物”的人文特质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厚德载物”作为一种博大的精神素养，它是播种和谐的种子。“厚德”强调个人内在道德修养，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其独特的意义。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现实中，如果我们注重自我修养，在人际互动中约束个人行为，减少人际摩擦，化解人际中的紧张与冲突，自然有利于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当今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中，“求同存异、包容共济”，对于调节各种关系和矛盾，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商品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但这并不排除道德领域中的宽容、宽厚。儒家“厚德载物”思想，对于培养现代公民的良好品行，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语言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可以用来传递信息、思考推理、传承文明、身份认同。人使用一种语言，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并以这种文化身份存在。

社会生活中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思想需要语言。商贩用语言叫卖商品，教师用语言传授知识，医生用语言探查病情。俗语“三寸舌胜过百万兵”，就是指语言发挥出的极致的交际作用。当然，中国文化很重谨言慎行，言行合一。“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光说不练假把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交际生活中人们为界定社会关系也需要语言。《论语》中有“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就是提醒人们在交际生活中要了解对方。中国人素来注重说话的场合和彼此的关系，以界定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

精神生活中人们思考推理、认知外界需要语言。“话不说不明，灯不挑不亮”，没有语言，概念便没有依托，推理进程很难进行。语言是认知成果的储存场所，思维的成果也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精神生活中人们进行情感交流也需要语言。《荀子》云：“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良言价值无可比拟，千百年来语言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使人们的精神得到慰藉。

文化生活中人类创造、记载、传播文明需要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习得一种民族语言的同时，也是在习得这一民族的文化，每一种语言都蕴含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和生态。今天，保护濒危语言和方言、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已经成为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语言在加强民族身份认同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共同的语言身份将相同文化背景的人联结在一起，使他们即使身处他乡也能得到社会归属感和心理慰藉。小说《最后一课》中，面对母语教育权利被剥夺，法语教师说：“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妤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语言是把民族凝聚在一起的重要纽带，是使民族永远充满生机活力的源泉。

人类既生活在物质的世界中，也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绚烂多彩的社会生活，抽象繁复的概念推理，复杂多变的喜怒哀乐，都可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书写。语言把人与人联系在一起，把人类同周遭世界联结在一起，把人类的精神世界联结在一起。人类的一切生活无不跟语言相融相连，正如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生活里的语言灵动活泼，构成了世界上最美妙的音符。语言有多丰富，生活就有多精彩。

（摘编自黄彩玉《语言是一种生活方式》）

控制论的出现，通常都认为从维纳1948年出版第一本书开始，但梁诚瑞在“维纳的控制论和清华大学”一文中考证说：“控制论并非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产生于美国，它的发端在中国的清华大学。”梁先生引用维纳于1954年出版的回顾科学生涯的书《我是一个数学家》中的自述，他宁愿选择在清华大学任客座教授的1935年作为创立控制论的起点。他在清华大学与李郁荣教授合作研制滤波器时，开始了对控制论的研究。正是在清华大学，维纳实现了从纯数学领域向电机工程和技术科学的转变。

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IFAC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时，维纳应邀参加了《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举行的有关控制论的座谈会。当被问到：“创立控制论时，是否出现过某些哲学思想的影响？”维纳回答说：“在哲学家中有一个人，如果他活到今天，毫无疑问，他将研究控制论。这个人就是莱布尼茨。”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最早试图用数学形式建立逻辑推理体系，发明过二元算术计算方法。据查莱布尼茨于1697年通过耶稣会理士白晋得到过中国的《易经》，研究过“圆圆方位图和六十四卦次序图”，受到启发。白晋当时是康熙宫内的法国传教士，受命返回欧洲，系统地向莱布尼茨介绍了中国的古代哲学。在《莱布尼茨全集》第四卷第一期上有他给友人的一封长信，其中有对《易经》的评论，他还写过《论中国人的自然哲学》长篇论文。梁诚瑞的结论是：“控制论的直系祖先是欧洲的莱布尼茨，其哲学基础来自《易经》。”

控制论与中国的这两层缘分或许还可以做进一步考证。但维纳能摆脱“反动分子”“伪科学家”的形象，而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莫斯科出席IFAC第一次代表大会，则确实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钱学森先生的功劳。维纳的控制论发表后，在哲学界曾引起轩然大波。此书的副标题是“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信”。人也是动物，把人和机器并列，以至等同起来，有亵渎人类尊严之嫌，惹怒了不少哲学家，就像哥白尼把地球从宇宙的中心搬到太阳系的一个角落而触怒了教皇一样。前苏联的哲学界首先发起攻击，称控制论是一种反动的伪科学，是现代机械论的一种新形式。还有更严重的批评说，控制论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战争工具等。这位数学家在前苏联和东欧被视为反动的伪科学家和帝国主义的帮凶。鉴于当时的世界形势，未见有人公开辩论过。

1954年，钱学森出版了《工程控制论》，迅速地被译成俄、德文版。作者系统地揭示了控制论对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子、通信等科学技术的意义和深远影响。书内未触及到人类这种动物的尊严，写的全是技术科学。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界立即接受了这一新学科，从而吸引了大批数学家、工程技术学家从事控制论的研究，推动了五六十年代该学科发展的高潮。庞特里亚金的极大原理和卡尔曼的可观、可控性定理和递推滤波器等，都是在此期间出现的。在这种形势下，原持批判态度的哲学家们只好放下武器，悄悄修改了各辞书中的词条，肯定控制论是一门“研究信息和控制一般规律的新兴科学”。

1957年在巴黎成立IFAC筹委会，1960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了IFAC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全世界控制论科学家咸集于莫斯科大学礼堂。维纳受到英雄般的接待。66岁的他，已显苍老。听别人作报告时鼾声大作，毫不顾及自己是人们注视的焦点。与会者只好吟诵《工程控制论》序言中史诗般的名句来表达对他的敬意：“建立这门技术科学，能赋予人们更宽阔、更缜密的眼光去观察老问题，为解决新问题开辟意想不到的新前景。”

钱学森从1935年起，在美国工作了20年，为美国的航空、火箭科学技术作出了卓越贡献。50年代初受到美国反动政府的迫害，被迫离开了国防尖端技术研究，受困达5年之久。在困境中，他转向工程控制论的研究。最近他还说，研究工程控制论只是为了转移美国特务们的注意力，争取获准回归祖国，当时没有想到建立一门新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