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然而传统的信息呈现和传播方式,不能很好地将传统文化中抽象的人文内涵和精神价值以一种直观的方式传达给受众,因此急需推陈出新,数字媒体交互技术的可视化传播方式逐渐被时代所推崇。

传统文化可视化传播的必要性有哪些?从文化传播本身来说,文化本身具有抽象性、复杂性的特点加上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的文化思想和价值体系闯入我国的文化体系,深刻地影响着国民的精神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传统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慢慢减弱,这与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不相符合。基于传统文化本身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背景,传统文化迫切需要创新传播方式,借助新技术将抽象的文化理念具象化,扩大影响力。从受众来说,传统文化在过去的传统传播过程中,大都以文字为主,以书籍、报纸等为载体,然而这类文字的知识性和专业性都比较强,容易使受众产生疲惫感,久之容易使受众失去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兴趣。另外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比较抽象,如古代的诗词歌赋,这一类的传统文化,对受众文化水平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不能通过具象的场景展示,一部分受众便无法准确解读其中的文化内涵。

传统文化可视化传播有什么意义?首先可以降低文化体验成本。2003年,故宫文化资产数字化应用研究所推出第一部VR作品《紫禁城·天子的宫殿》,通过手机,观众可以全方位观赏太和殿,这种传播方式为想要了解紫禁城的受众节省了文化体验的成本。其次可以增强文化传播的交互性。传统文化传播方式較为单一枯燥,属于灌输式、单向性传播。受众与文化之间的“互动”较少。而传统文化“可视化”的传播观念,则利用数字技术等,充分发挥受众的意识能动性,调动受众的思维能力。再次还有利于民众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可视化的传播方法将传统文化中的场景通过数字技术再现,受众在全面了解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可以体验到新技术所带来的乐趣,这无疑会促使人们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传统文化可视化传播有以下实现途径。通过三维数字可视化技术实现文物可视化,将文物通过三维建模手段建立三维实物或模型数据库,从而更加科学地、高精度地、永久性地保存文物。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实现名胜古迹可视化,中国名胜古迹众多,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构建虚拟的文化旅游馆,通过超现或模拟实景,构建一个虚拟的三维立体旅游环境,用户通过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在虚拟的环境中领略美丽风景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实现诗词歌赋等文学形式的可视化,增强现实技术是一种将真实世界信息和虛拟世界信息“无缝”集成的新技术,可以使受众达到超越现实的感官体验。通过AR技术,可以使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场景得以再现。

(摘编自刘麟霄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视化”传播研究》)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从诗书礼乐到钟鼎彝器， 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素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 然而一到谈及传统建筑，多数人不是一脸茫然，便是心怀遗憾。 保存下来的古建筑本就不多，往往还被岁月剥去了光彩，有几分“土里土气”，相形之下，欧洲古建筑“遍地开花”，如风光片里古堡的坚固伟岸、教堂的华丽炫酷，让人如何与之一较高下？此言差矣。 

以中西古建筑最显著的对比，即材料上的土木和砖石为例。乍看之下，木质建筑简朴， 易朽，扁平，似乎很难与巍峨高耸的石头教堂一争高下。有人把这归咎于古人的技术不行， 或材料短缺。但事实上， 中华大地并不缺石材，古代冶金技术更是世界领先，石料开采加工的器具也更先进。同时，老祖宗们并非完全不用石料修筑，譬如陵墓，在他们看来，才是该用石头堆砌的。而从秦汉陵墓的空间布局、工程结构之精妙来看，早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砖石建筑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因此，对于砖石建筑，古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就像中国传统绘画对散点透视的情有独钟一个样，形式和质料上的偏好，其实是一种文化选择。 

追根溯源，审美偏好的出发点，还取决于人与环境的相处方式。欧洲建筑多以石砌，呈竖向耸立之势， 以求“飞升天国”的不朽。而中国建筑的外部形态，基本是横平舒展， 寄寓着华夏先民对土地的依恋。在中国古人心中，石头冰冷坚硬，缺乏生气，太过疏离自然，至于寻常起居，则一定要置身于生生之气的土木之中，以求“天人合一”的居住理想。 

中西建筑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西方， 建筑是主要的文化载体， 法国作家雨果就曾说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一切艺术门类都须为建筑服务，绘画之，雕刻之，咏叹之，摹写之，以图将其打造为“高大上”的永恒纪念碑。而古老的东方中国就不这么看了：文字才是千古之承载，不朽之盛事。相比于文字上的“理想主义”，中国人在对待建筑上体现出了充分的实用主义态度。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曾说过：“君子不器。”重道轻器，由是成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抹浓重的底色。在传统文化里， 精神远比物质更受尊崇。国人向来不求物质之长存， 即便建筑， 也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有新陈代谢、自然生灭。儒家倡导卑宫室， 往往把“大兴土木”等同于“劳民伤财”，更抑制了对建筑规模的奢华追求。 

纵观世界历史， 宗教信仰对于建筑技术的进步、人力物力的投入都至关重要。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往往耗时百年， 这样的不计人力物力的投入， 只能是为神而非人服务的。 中国则不然，“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 土木之事也以现世为重。连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寺庙布局从以佛塔为中心渐渐演变为以殿堂为重，似乎暗示着人们更倾向于在现实营造佛国净土；中国的重楼式佛塔，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比之只能仰望敬畏的高塔，逐层登临更显亲近；到后来竟至“此心即佛”，已无需以建筑或其他物质的渲染来吸引信徒了。 

由此观之，中国古建筑的貌不惊人其来有自，完全不必妄自菲薄。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不正在于精神的包容与意境的博大吗？ 

（节选自周飞亚《建筑的“中国脸”与“中国心”》）

世界上早期发展的各民族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在文字出现之前所有民族都有一个漫长的传说时代。以口头叙事保存至今的关于炎黄时代的历史文化，称之为炎黄传说。作为炎黄学研究对象，炎黄传说首先是广义的传说，涵括神话、传说、故事和诗歌等多种体裁。炎黄传说的内容，一部分是关于炎黄及炎黄时代历史文化的原生形态炎黄传说，包括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如炎黄及炎黄时代的发明、创造活动）和尚未经过考古证实的炎黄及炎黄时代的历史文化。其次，炎黄传说更多的事历经附会、添加而成的衍生形态炎黄传说，如“神农下凡”“神农抱太阳”的神话、黄帝与节节草传说、蚩尤智斗饿虎的故事等。在被考古发掘印证之前，未经证实的关于炎黄及炎黄时代史实的原生形态炎黄传说，属于“史书没有能够记载的历史”。衍生形态的炎黄传说，可能不是炎黄及炎黄时代的史实（历史背景），而是后人为表达对炎黄及炎黄时代的尊崇与景仰，附会或嫁接到炎黄及炎黄时代，保存至今的传说；也可能是后人为保存炎黄及炎黄时代的记忆，而把所闻所见的生动故事、幻想性情节添加至炎黄及炎黄时代，流传至今。其间，普通百姓往往是生动故事或幻想性情节的创造者，知识精英则是历史背景或历史知识的传播者。像这样屡经时代附会、添加“层累地造成”，并流传至今的衍生形态的炎黄传说，可谓之“依然活着的历史”。衍生形态的炎黄传说，因后人的附会与嫁接，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征。不同时代添加或附会而成的炎黄传说，其内容带有抹不去的时代痕迹；不同区域流传的炎黄传说，则隐含着浓厚的区域文化特色。比如，现代民间传说的炎黄形象以及现代人所讲的炎黄传说，不能不流露现代意识。湖南人讲的炎黄传说必然会带上湖南人的风味。不然，难以保存或流传至今。

无论是“史书没有能够记载的历史”，还是“依然活着的历史”，炎黄传说大多属于民间性知识或地方性知识，其最大功能在于以口头叙事保存炎黄及炎黄时代的历史文化，是五千多年炎黄记忆传统的最初记忆文本。因此，若要挖掘或搜集到更多、更生动的炎黄传说，首先需要研究者“眼光乡下”走进田野，进行民间访谈、田野调查和地方文献整理工作。通过走进田野、走进民间，结合炎黄传说之场景，体悟炎黄记忆的历史进程、空间进程及其所表达的意义。其次，在研究取向上，应当尽量回避历史学的客观性追求，而借鉴历史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关注“人们对过去知道和记得什么，如何记得，又为什么要记得，以及人们如何将过去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中揭示炎黄记忆的当代建构与炎黄记忆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摘编自尹全海《炎黄学研究对象述论》）

浅论剪纸艺术的起源

徐静

①剪纸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在古代诗人的诗句中记载了有关剪纸的描绘，在唐李商隐《人日即事》诗中，有“缕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之句；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有诗云：“人生无家别，亲故伤老丑。剪纸招我魂，何时一樽酒”；毛直方《悼亡》一诗中写道：“客中自有未招魂，剪纸空教夜祭门”。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剪纸艺术在我国的古老起源，同时也能体会到剪纸艺术在古代的基本用途是（ ）和（   ）。

②剪纸艺术起源于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和顶礼膜拜，其形式可追溯到最早的艺术形式――岩画。在岩画的形象表现中，显现出和剪纸艺术惊人的相似，从而我们可以推断，剪纸起源于古老的岩画。那么在岩画与剪纸之间起到承接的艺术形式又是什么？

③如果我们将一些考古线索按历史的发展顺序放在一起，便获得了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岩画―原始陶器装饰图案―青铜器装饰图案―镂刻艺术形式―剪纸。

④在岩画的创作过程中，表现出了人们能够战胜凶猛野兽和生命繁衍的愿望以及神秘图腾的愿望。从现存的岩画的题材内容来分析，最基本的一点是适应了人们的安全心理需求。由于古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对自然现象和力量强大的生物产生了种种神秘的心理活动状态，因此把危及生命安全的动物进行形象性刻画，便是这种心理活动的状态之一。剪纸艺术在心理的表达上和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把种种神秘现象都看作是天命鬼神的行为，从而予以祭祀、膜拜、占卜，祈求神灵的护佑和赐福，这种岩画形式便是原始的巫教仪式和原始的巫教文化，而剪纸艺术中剪成纸人模样用于招魂的民间风俗便是这种巫术的延续和发展。在过去，人们经常用纸做成纸钱和各种物像、人像，与死者一起下葬或在葬礼上燃烧，这一习俗在中国乡村仍可见到。这些现象既反映了原始巫教文化对人们的深刻影响又是剪纸起源于岩画的有力证据。

⑤民间剪纸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也是中国最为流行的民间艺术之一。从周代起，宗教由巫教的天命鬼神观念逐渐转向礼教的宗法伦理观念，人们开始尊重礼制，凡事都要进行典礼仪式，这种礼仪活动进一步发展了巫仪活动，同时促进了剪纸的诞生。早在汉唐的时期，民间的妇女就已经尝试使用剪纸作为头花，而这种装饰性的民俗还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时尚。剪纸的主要材料是纸，在纸发明之前，没有真正的剪纸，而是用其他薄片材料用于剪刻镂花。在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用银箔镂空刻花的弧形装饰物；湖南长沙黄泥圹也出土了晋代金片装饰物。这些用银箔镂空而成的装饰物，虽然不能说就是剪纸，但在刻制技术和艺术风格上，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剪纸艺术的前身。另外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先后出土了北朝时期的五幅团花剪纸，这是用纸剪成美丽的图案花纹，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而且有据可查的剪纸实物。

⑥剪纸作为我国最具传统特色的手工艺，其从起源到现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它色彩绚丽、构图喜庆、寓意祥和、传承千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性图案和标志性符号。”民间剪纸在创作中充满了厚厚的民族意识，同时还蕴含深深的文化意味，是一种古老文明传承的标志，也是研究远古艺术的敲门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历史的演变，剪纸本身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今天，剪纸更多的是用于装饰。虽然许多原始功能已经渐渐失去，但剪纸图案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却越来越受到现代人的重视。

《史记》中的《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写的都是侠肝义胆、急人所难、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他们最为可贵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名利而改变志节，不为权贵而放弃操守，在他们的心目中，“义”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本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准则，坚守自己的独立意志，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怨无悔。

《刺客列传》中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优秀品质令司马迁大加赞扬。豫让宁可让自己承受涂厕之辱、漆身吞炭之苦，也要采取他认为最正当的方式，不惜牺牲生命为智伯报仇；聂政为完成严仲子所托，最后竟“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荆轲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帮助燕太子丹刺杀秦王，而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这样表现朱家的侠义：“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他“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助人为乐精神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为了体现郭解的侠义，司马迁则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数例。郭解姐姐的儿子被杀害的事例，说明了郭解明善恶、辨是非的正直；邻里从傲视他到“肉袒谢罪”的改变，说明了郭解以德服人的豁达……

《史记》中的侠义之士是有着真正作为“人”的意义上的独立意志与高尚人格的。

《刺客列传》中的义士，所作所为均是为报答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最高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专诸与公子光、豫让与智伯、聂政与严仲子、荆轲与燕太子丹……他们不是仆与主、臣与君的隶属或等级关系，也不是雇佣或利益交换关系，他们是平等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的壮举不是为了获利，也不是为了谋权，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信任、一份赏识、一份重托，就因为这份厚重的情谊，他们愿意赴汤蹈火，他们明知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却无怨无悔，视死如归。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就是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中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对抗强权、敢于对抗卑鄙与丑恶的侠士与义士，他们因为不代表统治者，所以没有名分，故而被称作“游侠”。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意志不受名分与职责所限，当然也就没有了统治者意志的羁绊；他们的行为不因权势而改变，因为他们既不弄权也不接受权势的约束；他们的操守不因利益的诱惑而改变，因为他们“急人之难，甚己之私”。

侠义之士的人格是独立的、高尚的，但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因此而注定成为悲剧。《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为报知遇之恩，便心甘情愿地去冒险。专诸受公子光所托去刺杀吴王僚。专诸的行刺行动是他高尚人格的悲壮表现。豫让、聂政、荆轲的刺杀行动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选择又是惊人的相同，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人格基础——悲剧人格。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他们没有显赫的权势，甚至所为有悖统治者的规矩，但却比为官者更坦荡磊落、重情重义。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是与传统的礼法、虚伪的道德相对抗的表现；“义不苟合当世”，是绝不为了官爵俸禄而改变个人的品格、操行的坚守。而这样的游侠，其所作所为却偏偏是违犯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可见，游侠们高尚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相违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其人格注定是悲剧人格。郭解为御史大夫公孙弘所害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选自《<史记>侠义之士的独立意志与悲剧人格》，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