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由于社会影响巨大，历史贡献卓著，因此对中国文脉的形成有特殊贡献。

在文脉上，老子和孔子谁应领先？这个排列有点难。孔子开创了中国语录式的散文体裁，使散文成为一种有可能承载厚重责任、端庄思维的文体。孔子的厚重和端庄并不堵眼堵心，而是仍然保持着一个健康君子的斯文潇洒。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思想后来成了千年正统，因此他的文风也就成了永久的楷模。他的文风 给予中国历史的，是一种朴实的正气，这就直接成了中国文脉的一种基调。中国 文脉，蜿蜒曲折，支流繁多，但是那种朴实的正气却颠扑不灭。因此，孔子于文， 功劳赫赫。

本来，孔子有太多的理由在文学上站在老子面前，谁知老子另辟奇境，别创独例。以极少之语，蕴极深之义，使每个汉字重似千钧。在老子面前，语言已成 为无可辩驳的天道。这让中国语文，进入了一个几乎空前绝后的圣哲高台。

孟子是孔子的继承者，比孔子晚了一百八十年。在人生格调上，他与孔子很不一样，显然有点骄傲自恃，甚至盛气凌人。这在人际关系上好像是缺点，但在 文学上就不一样了。他的文辞，大气磅礴，浪卷潮涌，畅然无遮，情感浓烈，具 有难以阻挡的感染力。他让中国语文，摆脱了左顾右盼的过度礼让，连结成一种 马奔车驰的畅朗通道。文脉到他，气血健旺，精神抖擞，注入了一种“大丈夫” 的生命格调。

但是，与他同一时期，一个几乎与他同年的庄子出现了。庄子从社会底层审察万物，把什么都看穿了，既看穿了礼法制度，也看穿了试图改革的宏谋远虑， 因此对孟子这样的浩荡语气也投之以怀疑。岂止对孟子，他对人生都很怀疑。真 假的区分在何处?生死的界线在哪里?他陷入了困惑，又继之以嘲讽。这就使他从 礼义辩论中撤退，回到对生存意义的探寻，完成了一个由思想家到文学家的大步 跃升。

他的人生调子，远远低于孟子，甚至也低于孔子、墨子、荀子或其他别的“子”。但是这种低，使他有了孩子般的目光，从世界和人生底部窥探，问出一串串最重 要的“傻”问题。

但仅仅是这样，他还未必能成为先秦诸子中的文学冠军。他最杰出之处，是用极富想象力的寓言，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而在这些寓言故事中， 都有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一下，他就成了那个思想巨人时代的异类，一个 充满哲思的文学家。

(节选自余秋雨《中国文脉》)

士人的担当

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外，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陇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耕种，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了。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其中的“优”是优裕的意思，即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者，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读书，则只是他们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属于士，谁不属于士。

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这里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尊称为梅先生。

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为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可杀不可辱，是为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是为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做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天下和国家，是可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选自易中天《斯文：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有删改）

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和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得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人口繁殖的血缘社群，若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

如果分出去的社群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并不能说邑插入了这村落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

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实质上馈赠和贸易是相通的，只在清算方式上有差别。

从街集贸易发展到店面贸易的过程中，“客边”的地位有了特殊的方便了，寄籍在血缘性地区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村子里的人对他可以讲价钱，可以当场算清，不必讲人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依我所知道的村子里开店面的，除了穷苦的老年人摆个摊子，等于是乞丐性质外，大多是外边来的“新客”。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需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一一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捕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