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矫枉过正。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发展以拔乱反正开其端，天然地带有远离政治、远离现实的学术倾向。但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不免走向“以偏治偏”，导致史学逃避现实、埋头故纸堆。“文革”结束后，“古为今用”的治史口号被“为历史而历史”“回到乾嘉去”的新口号所取代。到了上世纪90年代，历史研究中的现实因素被一再剔除，学者避之唯恐不及。这一转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使得许多史学家遁入象牙塔中，在社会变革最需要历史提供镜鉴时却无动于衷。事实上“现实”并不必然会阻碍史学发展，在许多情况下还是促进史学发展的积极因素。比如，“二十四史”当中，哪一部脱离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又如，如果不是为了“清算帝国主义血账”，又怎么会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史学家亨利·皮朗说，“历史学者的第一要务，是对生活怀有兴趣”。“为现实而历史”则是年鉴学派的信条。刻意将史学与现实隔离开来，显然不利于史学发展。

与远离现实相联系的是重史料轻理论的偏颇。历史研究需要处理好史论关系。“以论带史”无疑应当摒弃，但若重蹈旧史家“重史轻论”的覆辙，滑入“史料即史学”的观念之中，拒绝“理论”和“思想”，显然也不可取。重史料轻理论，忽视重大问题的研究而走向细枝末节的考证，容易导致历史研究的边缘化、微观化和碎片化。重史料轻理论还容易导致一些史学家不断解构宏大叙事，放弃对历史大脉络、大趋势、大走向的关注。即便在有限的理论探讨中，历史理论也逐步让位于史学理论，由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转变为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探求。改变这种状况，要求学者在细化和深化微观研究的同时，下更大的功夫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综合概括。

（节选自2018年9月3日《人民日报》）

青春片《少年的你》上映短短数日，在各大影评网站收获了良好的口碑。所谓青春片是以青少年的成长经历为主要叙事背景，以青春化的语态和视角讲述故事、塑造人物，以青少年为主要目标观众的电影类型。近年来青春片的类型化创作日臻成熟，像《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同桌的你》《闪光少女》《匆匆那年》等，都在主题提炼和话题延展方面做出有益的探索，在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当中引起关注。

与青春有关的主题，往往和成长困惑、自我突围、性别焦虑、叛逆思维联系在一起。这些主题在亲情的牵挂、爱情的萌芽和友情的羁绊之下有着广阔且丰富的演绎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并未掌握话语权的青少年，在青春片里总是急切地想要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创作青春片的难度在于在政策的规约下完成既有可信度又有说服力的故事讲述，让观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深度的身份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而创作青春片最为忌讳的就是机械说教和强行拔高，沦为故作深沉的传声筒。

《少年的你》直面校园霸凌，不遮蔽现实、不回避矛盾，把故事背景放到高三年级的复读班，加上单亲家庭、问题少年等命题，让影片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警示价值。影片试图进一步放大应试教育与人格塑造、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矛盾冲突，而引入的单亲家庭、问题少年等命题让这冲突来得越发猛烈。总之，从青春片的主题挖掘来看，无论是残酷青春还是校园喜剧，虽然故事基调和讲述视角不同，但它们都在试图解锁青少年群体的心路历程，都在试图为未知的青春寻找正确的打开方式。

走进青少年的内心世界，塑造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人物形象，青春片才能够成功。在长大成人的道路上，青少年时刻面临着荷尔蒙的超常释放。身体的快速成熟打乱了心理发育的节奏。对于心理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来说，敏感、叛逆、激进、冲动、感性、脆弱、好奇几乎成为每个人走过青葱岁月的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又成为青春片里角色的符号标志。主人公陈念和小北，一个是优质学生，一个是街头顽童，偶合的命运与偶然的相遇，以及对于情感和温暖的真挚渴望，让两颗孤独又脆弱的心灵找到了缱绻的港湾，爱的初体验也在懵懂中孕育。于是，“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他们用专属于少年的意气和行动去掩盖罪责，试图以此来挣脱命运的不公。施暴者魏莱、办案民警、置身于校园暴力中的学生等角色，亦有可圈可点之处。

巧妙的细节、生动的镜头语言、饱含深意的角色名字、现代寓言式的台词设计，都是这部电影在艺术水准上超越庸常的制胜之道。在看守所里叠映在玻璃幕墙上的陈念与小北的面庞，二人相视无言、持久呜咽时的极近特写，在两辆警车上跨越空间的对话等都显示了创作者娴熟的镜头掌控力。

此外，影片还把许多隐喻埋伏在剧情当中。如陈念与小北剃掉长发变成同款发型，是他们为青春献祭的仪式，也是他们宣告长大成人的心理涅槃。又如在陈念出走时，镜头转向暴雨击打下蜷缩在街角的花朵，仿佛告诉观众：陈念虽然弱小无助却依然执着倔强地守候着明天。再如影片末尾那堆叠如山的试卷，仿佛批阅的不是高考命题而是一场漫长的人生问答。《少年的你》主题凝练、笔触凌厉、角色走心，针对校园霸凌提出问题又尝试寻找答案，给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以真诚的提示与由衷的关切，正如影片中所言：“路上一直有阴影，但是抬头总能看见阳光。”挥去校园霸凌的阴霾，青春终将迎来晴朗的天空。

（作者：杨洪涛，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博士 选自《光明日报》2019年11月7日）

新诗的“变”与“常”

吕进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选自《人民日报》）

优秀传统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从含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优秀传统文化是经历了长期的继承，并且仍然保留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在我们今天，依旧存在。这也就说明，没有文化的继承也就没有文化的积累，更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经过长期发展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精神指引。

我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拥有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矢志不渝的精神力量，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以及诸子百家的思想等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   

（摘编自赵思蒙《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教育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