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史前考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随着史前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入，外来文化因素的不断输入对中国早期文明形成所起的作用，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进而拓宽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

首先是史前青铜之路概念的提出和确立。青铜冶铸技术随着西方人群向东方的迁移，距今4000年以前进入新疆，在东天山地区与东来的彩陶文化碰撞与融合，创新出了具有中国西北原始萨满文化特质的青铜器群。新疆东天山地区形成的青铜文化，很快向甘青地区传播，在甘青地区快速发展起来。学术界早就注意到偏居西北的甘青，史前青铜器群出现年代比中原早，冶铜技术发展到相当高度。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是中国早期青铜技术发展的孤岛，有的学者直言不讳地说它们的出现与史前东西文化交流有关。中国西北系青铜器群形成后即向北向东传播。北向的一支，主要是沿着黄河，传播到长城地带和中国北方的其他地区，肇夏商之际中国北方系青铜器形成之始。东传的一支，很快进入华夏文明诞生的核心区晋南和豫西一带。

其次，是小麦的东传。至少从距今4000年的夏代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北方黄河中下游区域，突然开始种植小麦，并快速普及，改变了中国北方地区以种植粟类农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的结构。新疆罗布泊的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小河墓地以及东天山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在不迟于公元前2000年，新疆天山地区古代居民已经广泛种植小麦。中原地区突然在夏代或略早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当由西方传入。另外，中原地区小麦普通种植还引发更深层的学术问题。因为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小麦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由西方引进的小麦种植及相关的灌溉制度，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是否存在内在关系，值得深入思考。

其三，器物交流的背后，反映的是人群的迁徙，甲骨文学家胡厚宣认为，甲骨文提到的“土方”为夏民族。西域史学家余太山进一步说明，夏禹所统治的“土方”族群，实际上就是吐火罗人，他们曾生活在豫西和晋南。欧美多数学者和中国部分学者认为，吐火罗人的一支在夏代或更早的时候迁居天山，罗布泊小河墓地那些保存相当完好的人类干尸，为吐火罗人的遗骸。这里，如果胡厚宣论证的“土方”为夏民族可信；余太山所论禹治下的“土方”就是吐火罗不虚；小河干尸是吐火罗人遗骸之说也能成立。那么，吐火罗人为什么在夏代突然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区域，它们的到来又对夏文明的最终形成起到过什么作用？由此引发中华早期文明形成过程讨论中更多、更深层的问题。

（摘编自刘学堂《拓宽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

天人之学是贯穿中华文化数千年发展史的主线之一。在很长时间里，一提到天人关系，人们就会想起“天人合一”，认为它是最恰当的表述。这个看法值得商榷。“天人合一”出自西汉时期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按其思想体系，这种提法其实是“天人感应”论的一种表述，认为天、人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联系，天主宰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这明显带有天命决定论的色彩。

我国古代思想家对“天”的认识，大概始于夏、商时期。从西周时起，“天”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天命、天神，一种是自然界的天体。以《周易》的经文为例，其中有些对“天”的理解是指自然的天体、天象，但多数是关于天命、天神的记载。至于西周时的重要政治文献《尚书》，其中“天命”一词比比皆是。这种状况到春秋时期才发生变化，出现了重人事而轻天道的观点。

思想上的这种变化，首先见于兵家著作。齐国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首次提出天时、地利、人和的理念。他说的“天时”，指阴阳、寒暑四时等自然现象；“地利”指路途远近、面积大小、形势险易、环境利弊等方面；“人和”指得民心、得民力、上下同心同德。《孙子兵法》认为，军事家运用好这三个方面，才能取得战争胜利。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认为，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者缺一不可，而人和最为重要。我国古代重人事轻天道的理论于战争实践，同时又能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予以总结，因此不是思想家们空想的产物。

孟子之后的大儒荀子提出的天人之学则认为，在天人合一之前先要有天人相分的观点，这和天命决定论大异其趣，将古代的天人之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荀子本着孔子的思路，寻求“和”而否定“同”。“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建立在事物相互区别的基础上；而“同”是排除矛盾的一致，是没有生命力的单一。荀子探讨天人之学的名篇《天论》，把这个道理阐发得深刻而清晰。他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又说，“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如果看不到人的作用，只是祈求天的恩赐，就和天人关系的真实情况想背离。基于上述分析，荀子认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意思是说，只有深刻认识了天人之分的内涵，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色。中华文化以人为核心进行探索，才产生了天人之学、变易之学、为人之学、会通之学，构建了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荀子关于天人既相分又相合的理论，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的王充、唐代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等都在这个重大课题上作出了贡献。历史上的宋、元、明、清时期，由于本土和外域文化的交流、交锋、交融，产生了新的思想课题，但天人之学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失去它的光泽，只是变换了形式。

（摘编自张岂之《从天人之学看中华文化特色》）

①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别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②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介叔本华患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促、互鉴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③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合,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④还有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 “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上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

⑤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达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的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⑥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

(摘编自朱立元《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朱熹指出，儒家学说之所以与佛、老不同，就在于正统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其精粗隐显体用浑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无偏倚过不及之差”。其中既蕴含着“合乎义理之宜”的高明的思辨与实践智慧，也蕴含着极为深沉的德性。佛、老则多流于义理的玄谈，却无处着实。

朱熹在与廖子晦的一封书信里，又进一步指出了造成儒、释两家这一差别的认识论根源：儒家重渐进之学，其“穷神知化”“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极度自由境界乃是缘于真积力久的修养习炼而“豁然贯通”的结果，主要体现为一种下学而上达的道德修养功夫；佛家禅学重顿悟，追求的是“忽然有感如来喻”的认知境界，虽然也强调“豁然贯通”，但并不曾如此实下功夫，其实质是上达而下学。所以，儒家在人伦日用中“道中庸”“致中和”，“克己复礼”，践履人之良知良能，于细微点滴处体贴天理、分别道心人心，以炼养心性。佛禅虽然也注重这方面的修养，但并不曾落到实处，自然难以探及心性本原，从而无法与“真实知见，端的践履，彻上彻下，一以贯之”的儒家学说比拟。

在朱熹看来，这一差异的实质则体现在儒家礼学的实践特性与实践活动上。他指出：佛家但知克己，“不曾复得礼也”，“下梢必堕于空寂”，而“圣人之教，所以以复礼为主”，因此“不失其则”。但事实上，佛学对朱子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朱熹在哲学思维方式、哲学体系的逻辑建构以及本体论、心性论等哲学范畴的认识方面都对佛禅有较大程度的吸收借鉴。但这种吸收与借鉴又通常是在批判中完成的。

同样，朱熹对老庄道家及道教在心性论、修养论等方面的批评也多落脚于此。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将佛、道基本视为了一体。不过，他亦认为佛、道之间对于礼乐之“道”有着认识上的高低之分。《中庸》为儒家礼学中至为重要的文献，中庸之“道”同时也就构成了礼学义理体系的核心范畴。朱熹常以这一儒家礼学范畴所蕴涵的本体论、心性论、方法论与佛、老之“道”的相关内涵作参证比较，并以礼学的实践性作为儒学的理论武器来批评佛、老之“道”的虚无性。朱熹不仅将佛、道视同一体加以批判，同时也以儒家之“道”的“费隐”特性为判断依据对两者作了一番比较，认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虽“不肯去做”，但言道“句句有着落”，相比佛家“理会不得”礼乐之道要更为高明；然而老庄却属“智者过之”，亦犹佛禅之“不及”，相对于儒学而言，同样都不周延和不完整。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