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篆先生演绎老庄之学，其对“大”字，于《老子古微》一书中有极准确的解说：“于人中加一画，特称曰大。一画，阳也。人而以一画盖之，则为抱阳；一画而以人盖之，则为负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而人所肩荷者，独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处其厚实曰大丈夫，不失赤子之心曰大人。”

于是，我们知道这“大”字，原来是先民造字之时的象形标志，包含着人的生命状态——负阴抱阳的大道理在。在此，“一画”于“人”的关系是双重的，“负阴”与“抱阳”同时体现在这“一画”之中。近数十年来，美术史界对石涛《画语录》中之“一画”论，众说纷纭，然以缪篆之说验之，恐怕都是皮相之论，不切要领。我们更进一步知道了，原来“大丈夫”云者，不仅是孟子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烈贤哲；而以老聃之见，则是能负阴而抱阳、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真人”。当一个人能保持着这种天地间本真心性的时候，则被称为“大人”。我们平日称“父母亲大人”时，其实是包含着这种对天地好生之德的礼赞。

那么，天地之大美，这儿的“大”，所指也非止其体积之横无际涯。固然碧海苍天、崇山大川、雪霰云霓、日月星辰都是大美所在，而寸草片叶、滴水露珠、纤毫发丝、吉光片羽，也都是大美所在。

文艺界对“大作”一词不免有些奢侈，够得上“大作”的，其实不会很多。因为对“大作”的内涵理解上的差异，某些艺人最大的误区在于对体积和篇幅的沉醉和痴迷。于是，文艺界颇有上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癖好，或因其长度、或因其体积、或因其重量、或因其篇幅，都具备了超常的表现，然而，这一切都不是美学的标准，与艺术品位的高低杳不相关。同时，我们似乎不应忘记一个近乎常识的道理，吉尼斯世界纪录，不仅记录人类的睿智，也同时记录人类的愚蠢。

莫奈的《日出印象》，大可盈尺，比起西方古典或浪漫主义的鸿篇巨制，以面积计，那是不可同年而语的，但它却标示着西方绘画一个新世纪的来临。同时莫奈对喷薄而出的朝阳充满着人类至善的赞美，因此，它是大美之所在。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以短篇小说而于文学史永执牛耳，原因十分清楚，他以无法更简省的文字，展示他对一个族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全部愤怒、同情、恻隐和爱怜，包含着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对大丑的揭示，正是对大美的追逐，也同样是大美所使然。

对于宇宙本体，老聃怀着敬畏之心，诚惶诚恐地讲：“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据缪篆先生说：“然则大为本名，道为附丽于名之字，字也者，敬其名也。”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所谓“大道”，“大”为名，“道”为字，“道”对“大”，亦如字之敬名。苏东坡，轼，名也，子瞻，字也，“子瞻”二字，敬“轼”字也。我们在称赞某艺术作品近于天地之大美时，称之为“大作”，那是这些作品有返璞归真的“赤子之心”（王国维评李后主语）在，故能“真切如此”（王国维评纳兰性德语）。

今天为“大道”和“大作”正名，目的是匡正评论家们挥霍的时弊，让他们在使用“大作”二字时，有所撙节。

（摘编自范曾《大美之“大”》，有删改）

礼制国家的形成

①汉朝被称为“礼制国家”，荀子的礼治论对此发挥了巨大作用。

②司马迁《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汉朝建立后第五年，由于国家的创立者刘邦本身并非出身自王公贵族阶级，年轻时没有机会参与任何战国国家或秦朝的朝廷仪式，又因嫌厌繁琐的法规，刚成立的汉朝在皇帝出席的场合，也缺乏适当的国家仪礼。再加上汉朝的诸侯、廷臣，大多数都以战功出身，他们也不知该如何在朝廷内举动进退。因此，每逢朝廷群臣聚会，他们常出现“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丑态。

③刘邦越来越厌恶朝廷的无秩序状态，此时原为秦臣，后来投降刘邦的儒者叔孙通，察觉到刘邦受不了这样的状态，遂建议刘邦：以长乐宫落成的纪念仪式为机会，建立严格的朝廷礼仪。刘邦答应了。于是，叔孙通在他一百多位门人之外，还征求鲁国三十位儒生，为刘邦准备一场壮观又严肃的礼仪。到了当天，在整场礼仪进行的严肃气氛中，“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一些仍然闹事的大臣立刻被御史拉走离场。如此，诸臣“竞朝置酒，无敢谨哗失礼者”。

④典礼结束之后，刘邦在喜悦之际不禁喊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刘邦原来痛恨儒者，然而此次机会却完全改变了刘邦对儒学的看法。也就是说，借着此次机会，刘邦完全体会到能否建立“礼制”，将会是稳固汉朝皇权之关键。此时也注定了汉朝儒学“国教化”的命运。“礼制国家”的蓝图并非叔孙通发明的。

⑤那么，这个蓝图的制作人又是谁呢?

⑥从叔孙通的时代过了七八十年，在司马迁写《史记》时，他阐述统治天下的八种纲要。这八种大纲按顺序分别为“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礼”被安排为其首，显然便代表在司马迁的脑海里，“礼”就是汉朝之存续与建立最需要的种原理。甚至如其开头所宣扬，认为“礼”为“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的“美德”，“礼”不但是每个人个体生存的最高规范，同时也是将秩序与安宁带给整体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原理。这应该是司马迁将“礼”列为八纲之首的原因。

⑦在司马迁的思考中，“礼”具体的功能是什么呢?《史记》“八书”的“礼书”，首段赞扬“礼”的重要，第二段叙述礼制从战国时期到现在（即汉武帝）的整个过程。接着，以剩下三分之二的篇幅，说明“礼”的意义与内容，而这部分的论述竟几乎都可在《荀子》中找到。事实上，在没有直接摘录《荀子》的前面三分之一的内容中，若我们考虑第二段所叙的，从秦朝到汉朝历代皇帝间礼制的演变是荀子逝世之后发生的事，再扣除整篇前后有一些司马迁本人对“礼”的重要性发的感叹，司马迁关于“礼”功用的论述基本上都是依《荀子》的内容写成。如果《史记·礼书》中的内容能代表汉朝礼制的理论依据，那么我们可以进而推论：汉朝礼制的原理就是来自《荀子》的礼治论。

⑧由于汉朝逐步引进礼制，后来的王朝也仿效汉制，故礼制奠定了中国社会和国家运作方式的基础，并延续了两千多年。不仅如此，荀子礼治论具备超过“一王朝”“一国家”的框架视野，涵盖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生存方式，这让“礼”的重要性不因汉朝的消失而减缩，反而让中国知识分子透过不同的礼制论重新表述“礼”的重要性。只是荀子在此方面的莫大贡献被逐渐遗忘了。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对天下属性的认定决定了他们对天下的态度。道家及阴阳家认为，世界本然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所以他们的天下体系是一种自然性的审美体系。儒家则认为，要想使人及其栖居的世界成为美好世界，必须诉诸圣王之治和人文教化。换言之，儒家的天下观不是人对世界本然样态的无条件接受，而是来自自然向人文的生成。《周易·贵卦》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天文”与“人文”的分野，也是先秦道家、阴阳家与儒家天下观的差异所在。《礼记·礼运》讲：“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正是讲儒家的天下建基于人道并对其进行人文（审美）再造的特性。

儒家述史模式下的圣王谱系体现的是人文再造的过程。在中国传统儒家的述史模式中，人对天下的人文再造，古圣先王具有率先垂范的意义。比如在《易传·系辞下》设定的上古圣王谱系中，伏羲氏是人文始祖，他象天法地，制作八卦，将无序的自然图式化。此后，神农氏按照八卦图式制作器具，他的贡献在于将伏羲氏对于天下的观念设计付诸实践，将自然世界改造成人工世界。以此为背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这是以着装作为人兽区别的标志，以服饰差异对人类群体进行职业、等级划分。据此可以看到，从伏羲氏、神农氏到黄帝、尧、舜，体现出中国社会从自然到人工、再到文明的有序进程。如果我们认同儒家以文明为美的价值观，那么这一进程也必然是向美生成的过程。所谓儒家的天下体系，则必然是以人文之美彰显价值的体系。按照这一圣王谱系，黄帝、尧、舜之后的接续者是周公，他一方面通过制礼作乐使中国远古人文命脉制度化，另一方面则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礼乐传统。至此，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命题，则被具体化为以礼乐重塑一个美好世界的问题。

儒家崇尚“礼乐”之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人文实践。由于有预在的人文价值观和礼乐制度作为先导，儒家所讲的天下，不是它“原本是什么”，而是“应该是什么”；不是自然世界，而是人文世界。相关的人文实践，则首先是以中邦、四海、九夷、八蛮规划为天下勾勒轮廓，然后是圣王“治天下”“教天下”以及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种种努力。按照儒家的规划，这种努力主要分为四种，即礼、乐、刑、政。但是在礼乐刑政之间，礼和乐具有优先性。中国社会自西周始，就建立了体系化的礼乐教育制度，一种基于礼乐人文教化的天下格局也就自然形成。到战国时代的思孟学派，将礼乐内化，从心性的深度重建人与天下的关联。如《礼记·大学》：“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样，个体心性的诚敬，就成为士人最终通达天下责任的起点。孔子之后，儒家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这种被人道限定的礼乐补天道，从而赋予它更完备的形式。它在内在心性与外在天地之间拉开一个张力空间，使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上通下达的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之内，它一方面化自然为人工，化禽兽为人类，化蛮夷为华夏，化野蛮为文明，体现了可贵的实践品格；另一方面，它强调“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就此而言，儒家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注入了有为精神和理想主义格调，使相关的人文和审美之思超越了认知，成为一种为人而在的价值。

（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原载《新华文摘》2018年第22期）

“瑶公特”的谜样的微笑，其实即因为它能给予我们以最飘渺、最“恍愧”、最捉摸不定的境界之故。在这一点上，达·芬奇的艺术可说和东方艺术的精神相契了。例如中国的诗与画，都具有无穷（infini）与不定（infini）两元素，让读者的心神获得一自由体会、自由领略的天地。

当然，“瑶公特”这副面貌，于我们已经是熟识的了。波提切利的若干人像中，也有类似的微笑。然而莱奥纳多的笑容另有一番细腻的、谜样的情调，使我们忘却了波提切利的《春》、维纳斯和圣母。

一切画家从这件作品中看到谨严的构图，全部技巧都用在表明某种特点。他们觉得这副微笑永远保留在他们的脑海里，因为脸上的一切线条中，似乎都有这微笑的余音和回响。菜奥纳多·达·芬奇是发见真切的内感与皮肤的颤动的第一人。在他之前，画家只注意脸部的轮廓，这可以由达·芬奇与波提切利或吉兰达约等的比较研究而断定。达·芬奇的轮廓是浮动的，沐浴在雾雰似的空气中，他只有体积；波提切利的轮廓则是以果敢有力的笔致标明的，体积只是略加勾勒罢了。

“瑶公特”的微笑完全含蓄在口缝之间，口唇抿着的皱痕一直波及面颊。脸上的高凸与低陷几乎全以表示微笑的皱痕为中心。下眼皮差不多是直线的，因此眼睛觉得扁长了些，这眼睛的倾向，自然也和口唇一样，是微笑的标识。

如果我们再回头研究她的口及下巴，更可发现蒙娜·丽莎的微笑还延长并牵动脸庞的下部。鹅蛋形的轮廓，因了口唇的微动，在下巴部分稍稍变成不规则的线条。脸部轮廓之稍有棱角者以此。

在这些研究上，可见作者在肖像的颜面上用的是十分轻灵的技巧，各部特征，表现极微晦；好似蒙娜·丽莎的皮肤只是受了轻幽的微风吹拂，所以只是露着极细致的感觉。

至于在表情上最占重要的眼睛，那是一对没有瞳子的全无光彩的眼睛。有些史家因此以为达·芬奇当时并没画完此作，其实不然，无论哪一个平庸中的艺术家，永远不会在肖像的眼中，忘记加上一点鱼白色的光；这平凡的点睛技巧，也许正是达·芬奇所故意摒弃的。因此这副眼神蒙着一层怅悯的情绪，与她的似笑非笑的脸容正相协调。

她的头发也是那么单纯，从脸旁直垂下来，除了稍微有些卷曲以外，只有一层轻薄的发网作为装饰。她手上没有一件珠宝的饰物，然而是一双何等美丽的手！在人像中，手是很重要的部分，它们能够表露性格。乔尔乔内（Giorgione）的《牧歌》中那个奏风琴者的手是如何瘦削如何紧张，指明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与职业，并表现演奏时的筋肉的姿态。“瑶公特”的手，沉静地，单纯地，安放在膝上。这是作品中神秘气息的遥远的余波。

这个研究可以一直继续下去。我们可以注意在似烟似雾的青绿色风景中,用何等的艺术手腕,以黑发与纱同来衬出这苍白的脸色。无数细致的衣褶，正是烘托双手的圆味（即立体感），她的身体更贯注着何等温柔的节奏，使她从侧面旋转头来正视。

我们永不能忘记，莱奥纳多·达·芬奇是历史上最善思索的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其中每根线条，每点颜色，都曾经过长久的寻思。他不但在考虑他正在追求的目标，并也在探讨达到目标的方法。偶然与本能，在一般艺术制作中占着重要的位置，但与达·芬奇全不发生关系。他从没有奇妙的偶发或兴往神来的灵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