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 想作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 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 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 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 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 一思念中有个北平，只是说不出而已。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象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啊！ 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象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 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 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材料一：

《流浪地球》的票房奇迹，加上此前《三体》的热销，刘慈欣的作品影响巨大，但社会各界的评价却颇有两极分化之势。

刘慈欣的大多数作品都没有精巧的剧情或百转千回的人物感情，更多是直接甩出一个个宏大震撼的设定，靠设定本身为读者带来审美快感。在笔下，主人公与他人的情感联结不过是宇宙规律中很小的部分，和人类命运、宇宙洪荒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刘慈欣自称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他坦承自己“喜欢文学因素较少、科幻因素较多的科幻作品，一直认为，透视现实和剖析人性不是科幻小说的任务，更不是它的优势”，甚至有过“把科幻从文学剥离出来”的激进想法。在写作的过程中，刘慈欣却逐渐意识到需要保持“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平衡、思想性与可读性的平衡、作为文学的科幻与作为商品的科幻的平衡”，他后来的作品“正是这些平衡的结果”，这“或多或少地背叛了自己的科幻理念”。

刘慈欣对文笔也并不是没有自觉。他评价阿西莫夫的文笔，“平直、单色调、刚硬、呆板……几乎所有这类文学上的负面词都可以用来形容他的文笔”，却又话锋一转，表示“这种笔调无论如何是不适合文学的，但却很适合科幻，也使他的小说风靡世界”。刘慈欣对于他敬仰的阿西莫夫的描述，显然也适用于他自己的文风。

（摘编自冰村《刘慈欣：黄金年代的守望者》）

材料二：

为什么有人认为科幻小说欠缺文学性？

科幻小说描绘幻想世界，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某些相似性，但是在细节设置和整体结构方面，幻想世界是超出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和人的行为心理的。一般的小说在进行情节描绘的时候，存在一种天然的便利性，作者不用浪费笔墨在整个世界的构想上，细节的描绘和推陈出新就成了这些小说的长处。作家也不必为新的人际关系、社会行为、世界结构负责，只需直接去描绘既有世界下细微的情感波澜和社会反应即可。相比而言，每一部科幻小说都是在创造一个新世界，每个细节都牵涉新世界的结构，要为人物的行动设计好相应情境，因此他们必须不断插入结构因素的解释。作家一旦将笔墨只集中在这些大的框架上，作品整体的文风就不免显得疏阔。读者依据传统的阅读体验去衡量，往往就会觉得科幻小说过于粗陋，即便是《三体》，在人物设置和情感描写上也显得新异有余，细致不足。

从题材来说，科幻小说关注探索与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对细致的形式也产生排斥，从客观上导致了科幻小说文学性的欠缺。探索的乐趣在于惊奇，要达到惊奇，必须在情节设计上出乎意料。遥远星系、微观世界、新奇未来、不断穿越……在这些或恢宏或奇诡的题材的映衬下，科幻小说对形式的探索并不用力，因为形式探索无法与新奇世界的探索形成同等的阅读快感。

可见，科幻小说的特性导致了它的努力方向不会是传统的文学性，而集中于新世界的探索以及新世界人性结构的深度开掘，其实这些方面自有其文学魅力。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反过来看待科幻小说呢？文学理论家卡勒提出，文学性其实就像杂草。没有任何一种草天生就是杂草，杂草是根据人们的目的来划分的。如果希望庭院里种的是鲜花，那么任意生长起来的蕨类植物就是杂草；如果希望种植野菜，那么偶尔生长的鲜花就是杂草。文学史中的文学性已经形成惯性，但是这并不表明所有的文学性都是如此。如果缺乏变革意识，那么我们就陷入将文学性纯粹化、永恒化的误区，而这种态度忽视了文学性形成的机制。

文学性重要吗？重要。一种文学范式稳定之后，各种文学规则才得以确立。但当新的文学样式崛起，挑战既有文学范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有的文学性不足以涵盖新的文学样式，这时文学性本身也要改造。在科幻作品面前，假如不顾时代的要求，把文学性固化，那么科幻小说会沿着自己的方向掘进，而将基于文学史树立起来的文学性抛在脑后。

（摘编自王峰《科幻小说何须在意“文学性”?》）

材料三：

科幻小说是姓“科”还是姓“文气一直有争论。就如武侠小说是武侠题材的小说，不等于武术和侠行；侦探小说是侦探题材的小说，不等于刑侦侦破；科幻小说是科学幻想题材的小说，不等于科学技术。科幻小说当然姓“文”，是将科学想象寄予文学思维的一种文学文类。以刘慈欣、王晋康和韩松这“三剑客”的作品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文学思维有了明显变化：一是因果关系的时间叙事结构已被打破，现实和虚拟交织的时空组织造就了结构的精美；二是类型小说的通俗化和现代主义的意念化成为小说情节模式的重要形态。

《三体》的第一部《地球往事》基本上还是时间叙事；第二部《黑暗森林》时间叙事渐渐弱化，空间叙事上升为叙事主体；到了第三部《死神永生》中，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结合在一起，小说叙事由空间对抗变成融合循环，形成一个精美的轮回式的叙事结构。类型小说的情节模式在刘慈欣和王晋康的小说中相当明显，而韩松的叙事有着鲜明的现代主义的变异风格。

（摘编自汤哲声《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思维和边界》）

雷抒雁的名字叫诗歌

“一种独特的诗声歇息了，中国现今诗坛一颗明亮的诗星陨落了。”2013年2月14日，当代杰出诗人、作家雷抒雁走向了生命的终点，享年71岁。

雷抒雁早就具备了成为一名优秀诗人的特质。上学的时候，很多东西他都能比别人早发现，要快半拍，还很勤奋，口袋里总是放着一个小本子，听到一句什么话，看到一个感兴趣的画面，他就记下来，这成为了创作的素材库。

“钟的名字叫声音”，这是雷抒雁的诗句。雷抒雁的名字叫诗歌，他同《小草在歌唱》《空气》《父母之河》《太阳》《告别永恒》等诗篇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将自己的诗视为人生的一道道“擦痕”，或伴着小草存在，或在树叶上留痕，甚至如同波纹一样在河流中出现和消失。但不管如何，他的诗作都有着分明的个性。

他是现今很少真正具有诗人气质和诗才的诗人。

由于对诗歌投入了一生的情感，所以雷抒雁始终关注诗坛的一举一动。2013年，《星星》诗刊扩刊，二十多天前，雷抒雁还向诗刊主编梁平提及此举是诗坛的一件大事，是大动作。去年，他为小学二年级学生赵若凡的儿童诗集《月亮生锈了》撰写评论，并提出恳切的期待：“孩子的写作，应该保持它的原生态，像蓄满水珠的云朵，让雨点自己降落。我读过许多孩子的作品，感到那雨水像是‘人造雨’，极不自然，不时露出成人的‘马脚’。”

爱之深，责之切。他一度痛陈如今的部分诗人缺乏健全的人格和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缺乏厚实的生活和真情的投入，缺乏思想的深度和力度，热衷于流行一时的“网络体”“微博体”诗歌。他指出这种诗歌没有提供诗最本质的东西，诗人没有用心沉静思考，随心地用键盘敲击，这跟跳迪斯科一样，想怎么扭，就怎么扭，很快就被人淡忘了，“用墨写的诗，斧头也砍不下来！”雷抒雁告诫同道们。

敢说话，敢说真话，雷抒雁把诗人气质诠释得淋漓尽致。在一次古体诗词研讨会上，雷抒雁正色地说：“今天参加会议的全是诗人，本来没有什么尊卑贵贱，在诗的面前一律平等，以诗论高下。可是你们弄这么个主席台，按官职排位，这还是研讨诗吗？”这风骨，这名节，真豪杰！

雷抒雁能够生长成为一棵诗歌常青树的秘密在于他生命至上的诗歌创作观。雷抒雁始终致力于表达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启蒙。沿着这个方向，他逐次拷问生命的重大系列命题，例如永恒与瞬间、生与死、城市生活体验与乡村生活经验。这个过程中，雷抒雁的诗歌进一步转向对生活世界的个体体验的关注，朴实贴切的语言表达，贡献着他过人的生活智慧，为新诗开辟一条稳健的道路。

雷抒雁的诗歌为诗坛提供了一种灼人的热度，一种深邃而大气的方向，一种“力”的美与震撼。诗人对大地和祖国的深情，真诚崇高的人格之魂，以及他丰赡的文学经验与业绩，都成了当代中国诗坛的精神象征。

“桥”是雷抒雁诗歌创作的重要意象，这恰好是诗人的自我象征，他连接了传统和现代的两端，从传统走来，向现代走去。他的诗作既有泥土气息，又有现代意味，在真挚中透着深刻，在大气中蕴含灵秀。

“我们全民族正在努力完成一个‘中国梦’。这正是千百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一个梦想。”这是他去世前二十多天的时候写下的励志之语，如今，诗梦犹在，斯人已逝！

（选自中国作家网，有删改）

谁是叙述者？根据一般的常识，叙述者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基于这一点，过去人们常常把一篇小说的叙述者和它的作者等同起来。例如，人们通常把《祝福》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看作是鲁迅本人。其实，叙述者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人。有时，在一个叙事文本中，我们可以同时发现几个叙述者，这几个叙述者的面貌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要确定哪一个是作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是如此。另外，在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叙述者。例如阿城的《棋王》和《孩子王》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叙述者却完全不同。即使叙述者的价值观念、情感倾向与我们了解的作者的情形大致相同，我们也不应当贸然把二者等同起来。正如M·比尔兹利所说：“文学作品中的说话者不能与作者划等号，说话者的性格和状况只能由作品的内在证据提供，除非作者提供实在的背景或公开发表声明，将自己与叙述者联系在一起。”但即便如此，说话人也不是作者，而是“准作者”或最好称之为“作者----叙述者”。

叙述者也不是“隐含作者”。在叙述中，隐含作者的位置可以说介于叙述者和真实的作者之间，如果说现实中的作者是具体的，那么所谓隐含作者就是虚拟的，它的形象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文本建立起来的，它是文本中作者的形象，它没有任何与读者直接交流的方式，它只能通过作品的整体构思，通过各种叙事策略，通过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区别在于，同一个作者可以写作两部甚至更多的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一个隐含作者。例如菲尔丁便在几部作品中分别创造了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各不相同的几个隐含作者。另外，在现实中，一部作品可以由几个作者共同创作，但一个文本的隐含作者却永远只有一个。

最确切的显示隐含作者存在的是对“不可靠的叙述者”的辨识，我们如何来确定文本中的某些叙述是不可靠的呢？判断的依据就是看它是否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如果发生冲突，叙述者的态度就是值得怀疑的。《红楼梦》三十四回，王夫人在午睡时发现金钏儿与宝玉调笑，于是抽了金钏儿一耳光，同时不顾金钏儿的苦苦哀求，将她逐出大观园，一场风波过后，叙述者评论道：“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子，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这是平生最恨的，所以气忿不过，打了一下子，骂了几句，虽是金钏儿苦求，也不肯收留，到底唤了金钏儿的母亲白老媳妇儿领出去了。”这段话读起来几乎是在为王夫人辩解，他的天性是宽厚仁慈的，她打了丫头并将其撵走，是因为金钏儿与她儿子调情，触犯了她“平生最恨之事”，但我们通过叙述分明看到，此事原本是宝玉先带头的，而王夫人当时只是在假寐，她完全听到了金钏儿与宝玉之间的全部对话，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她仍然不发慈悲，因此尽管叙述者为王夫人辩护，我们依旧感到王夫人是不公正的，叙述者对王夫人的赞誉也是不可靠的，不足信的。那么是谁有意识地做出这种叙述安排，是谁引起我们对叙述者态度的怀疑呢？这个人就是小说的隐含作者。

（选自罗钢《叙事学导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