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国家的形成

①汉朝被称为“礼制国家”，荀子的礼治论对此发挥了巨大作用。

②司马迁《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汉朝建立后第五年，由于国家的创立者刘邦本身 并非出身自王公贵族阶级，年轻时没有机会参与任何战国国家或秦朝的朝廷仪式，又因嫌厌 繁琐的法规，刚成立的汉朝在皇帝出席的场合，也缺乏适当的国家仪礼。再加上汉朝的诸 侯、廷臣，大多数都以战功出身，他们也不知该如何在朝廷内举动进退。因此，每逢朝廷群 臣聚会，他们常出现“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丑态。

③刘邦越来越厌恶朝廷的无秩序状态，此时原为秦臣，后来投降刘邦的儒者叔孙通，察 觉到刘邦受不了这样的状态，遂建议刘邦：以长乐宫落成的纪念仪式为机会，建立严格的朝 廷礼仪。刘邦答应了。于是，叔孙通在他一百多位门人之外，还征求鲁国三十位儒生，为刘 邦准备一场壮观又严肃的礼仪。到了当天，在整场礼仪进行的严肃气氛中，“自诸侯王以下 莫不振恐肃敬”。一些仍然闹事的大臣立刻被御史拉走离场。如此，诸臣“竟朝置酒，无敢 谨哗失礼者”。

④典礼结束之后，刘邦在喜悦之际不禁喊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刘邦原来 痛恨儒者，然而此次机会却完全改变了刘邦对儒学的看法。 ，借着此次机会，刘邦 完全体会到能否建立“礼制”，将会是稳固汉朝皇权之关键。此时也注定了汉朝儒学“国教 化”的命运。“礼制国家”的蓝图并非叔孙通发明的。

⑤那么，这个蓝图的制作人又是谁呢？

⑥从叔孙通的时代过了七八十年，在司马迁写《史记》时，他阐述统治天下的八种纲 要。这八种大纲按顺序分别为“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 准”。“礼”被安排为其首，显然便代表在司马迁的脑海里，“礼”就是汉朝之存续与建立 最需要的一种原理。甚至如其开头所宣扬，认为“礼”为“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的“美 德”，“礼”不但是每个人个体生存的最高规范，同时也是将秩序与安宁带给整体生物世界 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原理。这应该是司马迁将“礼”列为八纲之首的原因。

⑦在司马迁的思考中，“礼”具体的功能是什么呢？《史记》“八书”的“礼书”，首 段赞扬“礼”的重要，第二段叙述礼制从战国时期到现在（即汉武帝）的整个过程。接着， 以剩下三分之二的篇幅，说明“礼”的意义与内容，而这部分的论述竟几乎都可在《荀子》 中找到。事实上，在没有直接摘录《荀子》的前面三分之一的内容中，若我们考虑第二段所 叙的，从秦朝到汉朝历代皇帝间礼制的演变是荀子逝世之后发生的事，再扣除整篇前后有一 些司马迁本人对“礼”的重要性发的感叹，司马迁关于“礼”功用的论述基本上都是依《荀

子》的内容写成。如果《史记·礼书》中的内容能代表汉朝礼制的理论依据，那么我们可以 进而推论： 。

⑧由于汉朝逐步引进礼制，后来的王朝也仿效汉制，故礼制奠定了中国社会和国家运作 方式的基础，并延续了两千多年。不仅如此，荀子礼治论具备超过“一王朝”“一国家”的 框架视野，涵盖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生存方式，这让“礼”的重要性不因汉朝的消失而减 缩，反而让中国知识分子透过不同的礼制论重新表述“礼”的重要性。只是荀子在此方面的 莫大贡献被逐渐遗忘了。

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法治思想，有没有法治传统？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法治是舶来的概念，我国历史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虽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法家思想家，他们的学说理论对社会发展、国家统一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但不少人还是认为，法家的法是刑法，法家只有刑法之治。

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不过也有过于简单之嫌。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著称，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与方法，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家的“法治”思想产生于我国古代发生社会巨变的历史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概括而言，法家的“法治”思想试图改变之前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根基的社会结构，并着手在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国家之间尽可能建立起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并以此为联结、以地缘范围为依据建立起国家。国家不再是诸侯贵族的血缘联合，法律使得国家的统一有了新的整合基础。

法家的法是国家制定的成文法。这有别于以往古老社会的习惯或者不公开、不外传、只在统治者内部代代相承的治国典则。这种法律是用老百姓容易明白的文字写成的，写成以后是公布的，以普遍规则的形式明确告诉大家哪些行为是违法犯罪，这些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结果。这些法律公布以后，一方面使民众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预期，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约束官吏，使其不能轻易违背法律而任意侵害老百姓，否则统治者就会丧失威信。在法家看来，法律如果没有信誉，就无法得到执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才能更好发挥法作为有效治理工具的作用。

可以看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一种治国理论，强调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不在于君主是否仁德，而在于法律制度。可以说，将法律视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将“法治”视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法，是法家“法治”理论的实质内涵。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指导庞大国家官僚机器运转的不仅有儒家的“德政”，也有法家的“法治”。在法家“法治”思想指导下，古代中国自始至终坚持了成文法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体系历经秦律、汉律、唐律及至明清律例，成为中华法系的基石，帮助国家维护长治久安。在古代那样一个生产水平和技术条件下，中国能够有效治理非常广袤的地域，成为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国家，国家的权力和法律的威力能够触及社会基层，法家思想和成文法系统功不可没。比较法家产生同时期的其他人类文明，他们的国家形态许多还是城邦，城邦联盟，贵族联合等，不能不说法家的“法治”思想在那个年代展现出独有的智慧。

不过，法家的“法治”思想，在我们今天来看，仍然属于古典的法治，所以不能直接移植过来为我们所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要汲取一切有益的法治文明成果，包括科学借鉴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成分。

每种文化现象的背后，其实都蕴藏着一种文化心理。国学越来越热，这表明，在现代化程度日渐提高的今天，传统文化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亲和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学热，并非简单的“复古读经”，它有着对思想意识、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以及美学、文学等诸多方面的诉求。国学，从广义上看，应该是指中国每个时代文化的主要潮流。国学大师钱穆认为国学包括每一代学术思想的主要潮流。推而广之，从文化的角度看，国学应该是每个时代的文化思想的主要潮流，如汉之经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

如何才能利用传统国学资源？这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中国文化史上不乏经验教训。早在晚清，中国的文化人就开始为“我手写我口”而努力，但进展相当缓慢，迟至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文言文仍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直到1920年以后，文言文才真正“无可奈何花落去”。扭转局面的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关键点是官方制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胡适陈独秀等人与林纾、章士钊等人争执得未分胜负。1920年春教育部一声令下，从这一年的秋季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教科书均改用白话文，反对方自动偃旗息鼓。因此，可以预料的是，只要给一个官方命令，说从某年某月起，“四书五经”必须进中小学教科书，义务教育必须开设经学史课程，那么，国学热就不只是热，而且很快就会开花结果。但话又说回来，国学热是一回事，新的国学范式的建立又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划等号。

诚然，传统经典文化的大范围推广，离不开官方的政策，但良好的群众基础无疑为政策的顺利实范提供了许多便利。可以看到，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人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要高，文化机构和文化人相对要多，人们的精神生活也相对丰富；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精神生活相对贫乏，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相对较多，较迫切。

在倡导现代国学时，地域文化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如湖湘文化一脉，颇具特色。从屈原到王夫之，再到曾国藩、***，它以其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折服世人，并以此成为世人关注和学习的典范。中国文化是以各区域文化为基础、集各区域文化而形成的，因此，在讨论现。代中国的国学时，不能忽视中国各个地区的文化特别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域文化。

对于创造新文化，学衡派有一个不错的口号，即“倡明国粹，融化新知”。平心而论，这应该是一个较妤的途径。新时代国学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其范式出现之前，我们的确很难给其描绘出一个清晰的样子。可以肯定的是，它与传统国学有着源流关系，但它不是传统国学的复制和翻版，它有着创新之处，有着新时代的印痕，也就是说，复兴国学并非单纯的复古其中应该有发现、发掘和创造。

摘编自陈伟华《一代有一代之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