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两千多年前，中国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首倡“朴素”观。“朴”是没有雕琢的木，“素”是没有染色的丝。老子用它们代表事物原本的状态，即自然的状态。老子从哲学的高度提出“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自然才是事物的极致，也是人精神所应追求的极致，“见素抱朴”是“道法自然”的美学表达。朴素观首创于道家学派，亦为儒墨等学派采用并融入自身学说。在现实生活层面，朴素观与主要由墨家与儒家创立的节俭观结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奉行的道德观、审美观。

中国农业社会倡导由道家创立的朴素观，在精神上发展出一种以自然为本位的崇真尚善臻美的哲学观、道德观、美学观。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本色观，崇尚天然，崇尚纯真，以本色为真，以本色为美，如《论语》引《诗经》中所描绘的那位姑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二是恬淡观，不慕繁华，不贪名利，以清廉为贵，以平淡为美；三是清新观，不繁复，不艳丽，清雅，简洁，充满生气，如苏轼所云“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四是精诚观，《庄子》中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诚”为真，为信，以诚为尊，以信为美。此外，朴素观还导出重实质轻修饰、重内容轻形式等观念。就中国传统美学来说，朴素是最高的美。这种美灵动而无限，既是美之极致，又是美之根源。其实，视朴素为美不独中华民族为然，世界各民族也大都如此。法国雕塑家罗丹崇奉自然，他说他最喜欢的一句箴言就是“自然总是美的”。他还说：“美只有一种，即宣示真实的美。”罗丹这里说的“自然”“真实”，均可以理解成“朴素”。

进入工业社会，朴素观被工业社会追求财富、追求享受的价值导向所排挤，奢华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香饽饽”，奢华生活也成为个人炫耀的资本，进而腐蚀人心，催生腐败，引发严重社会问题。以大量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奢华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工业文明发展之“殇”。基于工业文明掠夺资源造成环境严重破坏的现实，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文明与生态共生的生产方式诞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提出来了；与之相应，一种新的审美观念——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更受推崇了。

从人类利益出发，我们所希望的生态不是与人类利益相敌对的生态，而是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然而，生态自有其规律，完全不会迎合人类。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调节人与生态的矛盾，尽量实现文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就建构在这一宏伟的历史使命中，作为一种审美精神，它又反过来促进这一宏伟历史使命的实现。

“我爸是李刚”与衙内政治学

羽戈

有些时候，你不得不佩服汉语的音韵之美。譬如“我爸是李刚”一语，从字面上看，平淡无奇，呼喊起来，却大气磅礴，如倒峡泻河，飞流直下三千尺。

李启铭之流，现在叫“官二代”，按传统的称呼则为“衙内”。据考，衙内一称，起源于“牙内都指挥使”一类官职，因这种亲卫官多由高官故旧子弟担任，后来索性将“牙内”改成了“衙内”，用以通称官府人家的孩子。

古典话本中，不乏衙内小霸王的身影。最著名的自然是《水浒传》里那位高衙内。他爸爸是太尉高俅，掌管一国军政，比李刚显赫多了。高衙内相中了林冲娘子，威逼利诱，弄喧捣鬼，直至将林冲逼上梁山。我听人一说“衙内”，必先想起这位花花太岁。

长此以往，历朝历代便形成了一种藏污纳垢的衙内政治学。其要点如下：其一，一般而言，衙内本身并无权力，他们手中高举的巍巍权杖，不是来自国家的赋予，而是出于父辈的租借，直言之，就是狐假虎威。可别说，这虎威的威慑力，并不次于官府这头老虎。由此，权力出现了私有化的传承迹象，由父子私相授受。当然，也许一国之权力原本就是一个社团，乃至一家一姓所私有，但大宋朝的私，与高太尉的私，明显不是一回事，前者名目上依然得拉“公”之虎皮。于是，大权力藏小权力，公权力藏私权力，以私乱公，因私废公，权力内部恶性循环如斯，能繁衍出什么好果子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何况高太尉们并非君子者也。

其二，乍听上去，“衙内”就不是什么好词，我们熟知的衙内们，都是坏事做绝之辈。然而，衙内为恶亦有其道，他们不是打游击战，而是打阵地战，因此就有抱团之必要。衙内们团结起来，结党营私——这是衙内政治学的最高境界。修行到此境界，衙内便不会满足于调戏林冲娘子之初级阶段，他们必须考虑更正经、更长远的营生，变衙内为太尉，以图成就更大的气候，谋取更大的利益。所以有水平的衙内，根本瞧不起高衙内之流。

其三，施耐庵写《水浒传》，将助高衙内作恶多端的富安和虞候陆谦都写死了，唯独留下了高衙内，任其继续茶毒众生。这是为何呢？我以为，正是施先生窥见了衙内政治学的真义。衙内往往皆有安乐的收场，因为在专制国家，天意就是权力，权力就是天意，他们不受天意的眷顾，谁有资格领受呢？

犹记得今人拍《水浒传》连续剧，最终打破小说命意，由一帮泼皮将高衙内阉了，这毋宁是导演的一厢情愿。我却愿视之为一个宪政主义的亲切隐喻：那一刀，阉的不是高衙内，而是私有化的公权力。

我们无法定论，李刚是不是好官、清官；却可推断，李刚的家教实在不怎样，严格自律的家庭教育怎能教出这么骄横、猖狂的儿子。

高衙内害了相思病，高俅便找来富安与陆谦，问道：“我这小衙内的事、你两个有甚计较？救得我孩儿好了时，我自抬举你二人。”想来李刚读到这一段，必定心有戚戚焉。衙内犹如罗马城，不是一日落成。即便有了制度的缺口，高太尉们的溺爱与纵容，当是最有力的助推器。猜测太尉大人的意思，不仅弄权卫护其子作恶，乃至有意授权于子，传以衣钵，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有了高太尉，未必会生出高衙内；没有高太尉，则肯定没有高衙内。所以，衙内的病根，很大程度结在了太尉的身上。阉了高衙内还不够，必须阉了高太尉。

（节选自《杂文选刊·职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