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畋，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需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 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

敬畏之心与文化自觉

古人对文化什么态度？用现代的话说是有点“文化至上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就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意思是说文化、文章、文采太重要了，它是与“天地”一起诞生的啊。而且他还洋洋洒洒地写道：日月星辰是上天之文。山川草木是大地之文，它们与“肇自太极”的人之文，鼎立为三，合而为一。它也就是“道”。刘勰突出了“人文”、也就是文化的崇高性、永恒性，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文化观念来自儒家，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它就占了主导地位。自古以来，凡是与儒家经籍有关、和由此衍生的典章制度、礼乐诗文都受到尊重和敬畏，甚至有点神圣化，如说“仓颉造字”后“天雨粟，鬼夜哭”之类。

古人不仅相信文化的崇高和永恒，而且把它视作民族凝聚纽带。世界大多数地方依靠种族或宗教的认同作为民族凝聚纽带的，而我们则主要靠文化。所谓“《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按照《春秋》大义：哪怕你是“夷”人，一旦采用“中国（中原王朝）之礼”，就按国人对待；如果你是“中国”人，用了“夷礼”。则按照“夷人”对待。可见是否进入中国文化成为判别人群归属的决定因素。在儒家看来，“礼”是文化的核心。

儒家的信徒以担荷道统自命，他们无论从政，还是“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或者说是以“道”化众，使人人都受到文化的熏沐。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下生存写作《史记》看得“重于泰山”，也就懂得了曹丕为什么说写作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士人都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他们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上通于天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这些名句就是这种意识生动的概括。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可以说在地球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它是发展得最精致、最详密、最完美的一个。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又处在社会转型和革命振荡之中。传统文化因为代表既往而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原有的敬畏心，自然会随之衰减。上个世纪从60到70年代，极“左”思潮高涨，扫荡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文化”乃是一个负面词汇了，传统文化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遑论敬畏！这时的传统文化成为妖魔。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虽有根本改变，但并非“复旧”，而是被纳入孔方兄的营垒。因此“渎经热”、“古董热”、“收藏热”，乃至种种弘扬“国粹”热都不免与“赚钱热”有或明或暗的瓜葛，与文化关系不大。看到一幅字画，一款文玩，第一判断都是“值多少钱”？过去被“政治的正确”打压扫荡，进而妖魔化；现在是被金钱任意驱使，日益庸俗化。两者虽不同，对文化的蔑视则是一样的。因此，现在人们干的许多事关文化的事，让旁观者看来最没文化。大约都是金钱在当家作主的缘故。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他指的是上面所说永恒不变、天人合一的道或文化，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肇自孔孟的“道统”延续至今。现在我们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这也包含着文化重建。对“道”、“文化”的理解和定位，我们自然会与朱子有很大差别，但文化重建不能完全脱离本土资源也是不争事实，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种质朴的精神、敬畏的态度是我们重建文化、进而形成文化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