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是在舞台上表演的综合艺术，主要借助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形象，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生活。戏剧文学是供舞台演出的脚本又称剧本，是与小说、诗歌、散文并列的文学样式。通常所说的戏剧欣赏，主要指的就是对剧本的欣赏。

欣赏戏剧，首先要了解戏剧所展示的戏剧冲突，冲突是怎样形成的，冲突的性质是什么，进而弄清冲突发展的过程，完整的把握剧本的情节。戏剧冲突，主要指剧本中所展示的人物之间、人物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看冲突，其中主要表现为剧中人物的性格冲突。《雷雨》第二幕表现出多种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表面看来是家庭内部的矛盾，实际上是阶级之间的矛盾。鲁侍萍与周朴园之间的冲突属于下层劳动人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的冲突属于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戏剧冲突主要是社会矛盾的反映，同时也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

欣赏戏剧，其次要把握戏剧语言。语言是构成剧本的基础。戏剧语言包括人物语言和舞台说明。人物语言也叫台词，包括对白、独白、旁白等。剧作家通过人物语言来展开戏剧冲突，塑造人物形象，揭示戏剧主题，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舞台说明是一种叙述语言，用来说明人物的动作、心理、布景、环境等，直接展示人物的性格和戏剧的情节。第一，要品味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所谓个性化，是指受人物的年龄、身份、经历、教养、环境等影响而形成的个性特点。第二，要品味富有动作性的人物语言。动作性包括外部动作和内部动作（内心活动），像周萍打鲁大海，他们之间表现为外部动作；鲁侍萍看见周萍打鲁大海后那种痛苦的心情，是内部动作。第三，要品味人物语言中蕴涵的丰富的潜台词。好的潜台词总是以最少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容，给人以品味、想象的空间；比如《雷雨》中，鲁侍萍听周朴园“沉吟”“无锡是个好地方”的时候，虽然顺着周的话语说“哦，好地方”，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

欣赏戏剧，还要学会欣赏戏剧人物形象。首先，要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其次，要注意人物的语言；另外，还要随着剧情的发展，弄清人物性格的发展交化。因为，人物形象是在戏剧冲突的发展中通过戏剧语言来刻画的；戏剧冲突主要是剧中人物的性格冲突；它为人物性格所决定，同时又是为展示人物性格服务的。因此，要完整地了解一个人物形象，还要弄清在冲突的发展过程中，这个人物形象有无变化，以及有哪些变化。

谈起法律工具主义，还要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左右，管仲提出依法治国。此后，法律就被公认为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谓治世之具，也可以叫治国之具，法律的工具主义从这儿就开始了。到唐朝，魏征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国家好像是一匹奔马，骑在马上的骑手就是皇帝，皇帝手中拿的鞭子就是法律，这样就把法律工具主义更加形象化。既然古代的法律是君主手中的鞭子，这个法律必然受到君主的影响。遇到开明的君主就能够发挥法律治世的作用，遇到昏君那就没有办法发挥法律的治世功能。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唐太宗时期就是个讲究法制的时代。当时，针对官吏假冒伪造履历，唐太宗说了一句话，以后再遇到假冒履历的官员必死不赦。不久，又发现了假冒履历的事情，大理寺少卿戴胄据法断流，没有断死刑，唐太宗就非常不高兴，说我说过以后再有一定要处死。这时戴胄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是法，法是“国家布大信于天下”，不能因为皇帝一时喜怒的意见，使法丧失了大信，这样说服了唐太宗。唐太宗说了一句话：法乃天下之法，非朕一人之法。所以皇帝也遵法了，这就发挥了法律的工具主义的作用，这是遇到了明主。

遇到了昏君的时候，就是法制的败坏。隋文帝本来是很重视法律的，但是到晚年任意为法。比如说六月天要判处犯人死刑，大家就劝解他从汉以来都秋冬行刑，六月天不能判死刑。他说六月天为什么不能判死刑呢？六月天还有雷霆震怒，雷还会击人呢，我是皇帝我也可以杀人。所以法律工具主义是人治下的法制，遇到明主确实起到了治世的功能，但是遇到昏君的时候便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法律工具主义不仅影响了整个古代社会，也包括近代社会。想起用法就把法拿出来，不想用法就把法收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法律权威主义的观念，就必须肃清法律工具主义的残余影响。

法与改革的关系就是古人所说的改制与更法。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其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联在一起的。到汉以后，专制制度牢固建立起来，谈改革多半都是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先秦的也好，以后的也好，体制改革总是和法制密切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成功的改制，成功的改革都是和法制相向而行。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是建立一家一户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改革是废除世卿制度，建立军功爵制。这次改革借助于法律，颁布了许多新法。开阡陌，封疆令，废除了过去的土地国有制。颁布二十等军功爵令，奖励首功，废除世卿世禄。这些法律明确地提出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对改革起了引导作用。其次，商鞅也利用法律扫除或者是减除阻碍改革的旧势力。把反对改革的旧贵族，甚至太子的师傅处以肉刑，借以推动改革。最后是运用法律来巩固改革的成果。这些成果得到了秦国百姓的拥护，所谓秦民大悦。尽管商鞅被处以死刑，但其法未败。所以改制与更法密切相关，成功的例子都是改制与更法相向而行。

①仅仅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我们便听到了众多老牌纸媒的噩耗。拥有79年历史的美国老牌杂志《新闻周刊》宣布，最后一期印刷版杂志发行后停刊，全面转向数字杂志。德国《纽伦堡晚报》、《法拉克福论坛报》、《德国金融时报》相继停刊，法国第二大经济类报纸《论坛报》也寿终正寝。这股“纸媒之死”的洪流当然也淹没了图像类新闻杂志。

②早在1972年美国《LIFE》第一次停刊之时，专栏作家沙纳·亚历山大当时还不肯相信：“摄影杂志没有死，人们既未停止阅读，也没有丧失对周围世界的兴趣。”这话说得固然不错，然而他没有料到脱离了纸这种介质，人们依然可以通过电子屏幕观看图像，亦能够畅游网络，保持着对周围世界更浓厚的兴趣。我们可以通过Google Books阅读自《LIFE》创刊至1972年的所有文章，也能够看到它所有的精彩版面。像纸张扼杀竹简一样，数字化把成吨的纸张简化到一张光盘上。今天这个时代并没有失去任何新闻和惊心动魄的照片。相反的，图像类纸质媒体和新闻摄影师们却正感到自己失去了一个时代。

③然而旧的死去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正如法国VU图片社创始人Christian说道：“我们已经有了获取新闻和图片的新渠道。纸张可以算的上是一种奢侈行为。我们为什么还要砍伐大量树木，污染大片水源？”况且，新形式的报道并不亚于传统媒体。轰动一时的“维基解密”就是新式媒体的代表。2010年7月，维基联合《卫报》发布“阿富汗战争日记”专题，内容包含超过几万份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文档。10月，再次和商业媒体公司合作，公开了超过400000份伊拉克战争纪录。这使得每起在伊拉克以及跨越伊朗边界死亡事件的地点，都可以在地图上找到。此举极大震撼了美国政府，某种程度上，他们对于一个平民组织无能为力。它所发布的文件大多都于网民的自发上传，“维基解密”只负责将上传的材料去伪存真。同时，整个网站的核心人员只有几个人，不存在传统媒体那样庞大的采编队伍。人们只需要点击鼠标，便可以做到转发新闻故事，自由传播。这何尝不是一种进步？

④网络让地球的距离从未如此短过。在西方以Twitter 、Facebook 以及Instagram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和图片分享软件，构成了新媒体的生态环境。“即时发布”和“我在现场”远远超越了传统媒体。在中国，数以亿计的人们通过微博交流着自己的看法，行使着自己的权利。我们很容易回顾这些事件：北京“7·21”大雨，数万人被困大雨中，网友在微博上直播雨势和交通情况。更早一年的“7·23高铁事故”像一个打开闸门的开关，奔涌出普通人对社会事件的关注和讨论。快速和信源多样性是微博的两大特点。如今很多事件都变成了第一时间由微博爆料，引发关注，而后才是传统媒体的介入。微博就充分展示了社交媒体的“监督功能”。

⑤网络世界意味着人人平等，也意味着人人可以充当媒体。大众已经完全不满足于“获取新闻”，而是积极地参与和制造新闻。网络上公众参与和热议的新闻，常常引发自一条微博、一张照片。借助新媒体的力量，任何人都可以将触角深入到记者都难以抵达的现场，广泛地传播“真相”，一经传播，瞬间就能产生轰动效应。而海量的照片上传和储存已经成为现实，这使得每个人都充当着摄影师和图片制造者，补充和完善着新闻报道。当每个人都拥有了自我的传播渠道，可以发布文字、照片和评论后，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对世界产生了影响力。

⑥  。北京雾霾成为公共关注的事件之前一年，普通网友王一坤便敏感地发现了空气的异样，他连续观察同一个地方14天，拍下了空气污染问题的证据。当一年以后专业媒体争相报道污染话题之时，很多照片都引自于这位非专业摄影师之手。

⑦在电视、报纸是新闻唯一的时代，真相是被垄断的，完全依赖于媒体制造。而现在，信息源增多，垄断似乎被打破，“新闻制造者”从特定的职业变成了大众化参与。每个人都在制造新闻、公布真相，同时却也可能在篡改事实。“真相”在变得更加直接、快捷的同时，角度更加多样，也更加扑朔迷离。哪一种更让人恐慌？当人们习惯于打开SNS网站浏览新闻，滚动的更新令人眼花缭乱。网络上充斥着几十亿的照片，你自以为看到了所有能看到的东西，真相却可能被淹没其中。换句话说，无论在哪个时代，真相都是遥不可及的，是需要不断挖掘与接近的。

有人说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就是《史记》的“刺客列传”，而刺客的流行，与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的兴起有关，他们解决身份焦虑的方法之一，是当一名刺客。

《史记》中的五位刺客并不以刺杀谋生，而且明明知道刺杀后自己多半也活不了，为什么还愿意做刺客？《史记》中对此的交代是，公子光“善客待之”。这种“你对我好，我以死相报”的模式，成为后世刺客的行业标杆。春秋末期，“士”的阶层正在兴起，这个新兴阶层很独特，自我认同也很矛盾，“我到底出于社会阶层的哪一层？”“我应该有怎样的价值观？”士很焦虑。而刺杀，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让士看到了实现身份认同和价值的路径。

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浓墨重彩描写的是后面三位，春秋时期的豫让，战国时期的聂政、荆轲，他们都凭借刺杀而青史留名。

豫让为历史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名言，他十分强调自己士的身份，非常希望通过士的职业来自我实现。雇主对士的认同，一方面是认同其技能和能力，另一方面是认同其在社会中的身份价值。雇主的认同对士来说很重要，重要到可以以死相报，这种报答显然已经超越了职业行为，达到一种社会道义的层次。

魏国人聂政的表现就更加明显。聂政为什么要替一个陌生人报仇，连人家给的黄金都没收？能解释得通的原因只有一个，报答知遇之恩。聂政和豫让不同，他没有固定老板，而是一个游士。他在街头卖狗肉的时候，严忡子以礼相待，尽管在我们看来，这更像一场交易，我想你帮我做事所以才对你好。但聂政不这么想，他自觉地用知己来解释这个过程。对无根的游士来说，他需要从与自己交往的上层人士身上，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

就像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公子光对他说，你死了之后，你的家庭我来照顾，我给你母亲做儿子，等等。公子光的话很有水平，他等于在告诉专诸，你替我行刺，你就会成为和我同阶层的人，这让专诸一下子看到了人生的意义。

荆轲作为刺客这一行的明星，雇主燕太子丹的地位很显赫，行刺对象更是无比尊贵的秦王，堪称那个时代最高层次的一次刺杀。和前面四位刺客不同的是，荆轲不只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和群体价值，而到了一个更高的社会价值，毕竟，他是为了六国和苍生，一不小心就要改变历史走向的。

在刺杀前，樊於期和田光就主动献出了生命，为刺杀增加筹码，这让独来独往的刺客这次成了团体作战。再加上临行前，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一个完整的悲剧英雄形象就有了多感官的塑造。司马迁力图把荆轲的刺杀行为纳入到历史和美学的逻辑框架当中，从而使荆轲能超越作为职业的刺客群体，成为历史的英雄。

司马迁对刺客的描述充满了赞美，可以看出他对这一职业心向往之。或许他心里想过千百次刺杀汉武帝，但作为历史学家，他又担心极端行为和价值观会对社会带来冲击，所以，无论如何，荆轲可以被欣赏，但注定是悲剧。这些载入历史的刺客，慷慨当歌，已经一去不返。

（蒋肖斌《〈史记〉中的刺客：新兴士人阶层的身份焦虑》，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