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经典

经典的范围很广，它既包括先秦诸子的文章，也包括唐诗宋词四大名著，还能包括西方世界一些好的舶来品。一般经典之作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它们讲述着天理、人伦，在表达作者意图的同时也教化着人们。它反映了普遍的自然规律、社会章程，强调了人自我素质的提高追求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然而，在当今这个竞争日益加剧，物欲极度膨胀，信息无限爆炸的时代，大多数人信奉的是“物质至上”的信条，他们忘却了那些先人留给我们的经典，抛弃了精神上的家园，在现代生活中日渐沉沦。

商业文明倡导的是声色犬马的感性生活，而经典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倡导的则是庄敬平和的理性生活，因为理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理性文化倡导个体要在精神层面上实现自我，而不仅是在感官层面上满足自我，更不是放纵自我。

经典在文化上的价值，表现于熏陶一种正当人格的养成，同时经典具有调理人心、救治商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的作用。我们所提倡的经典，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从整个人类的文化史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孔子讲“天道远，人道迩”，这里的人道即社会伦理，这是个体的人实现其自身价值的社会基础，假使一个人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那么他的所有价值都将无从说起。

重读经典，除了儒家的传统经书，如众所周知的“四书五经”之外，还应包括先秦诸子的著作，如使《庄子》、《子》、《韩非子》，以及历代的诗词歌赋等。这些经典著作都是使人能够暂时从纷纭扰攘的商业社会中抽身而出的良师益友，让人能够浸润于文化的氛围之中，感受作为人进行理性思维的愉悦。

经典的能量是巨大的。重读经典的时候，你能时时感受到，原来理性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它渗透在字里行间，浸润着读者的心灵，纵是作品诞生在一百年前甚至更久，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同时，也不得不感叹，历史竟是如此的相似，不分年代，不分国界，许许多多的情感、行为、错误、经验竟然是一样的，在经典的世界里人们能在几个世纪前找到自己的知音，也能在历史的无限循环中看到一些豆古不变的东西。

近几年来，呼唤重读经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现实中的重读，不过只是少数文化人不时的呼吁和偶尔见诸媒体的几篇报道，并没有形成实际的风气。朱自清先生早在1942年就这么写道:“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又务。”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国民对于其本国的经典都应抱有这么一种态度，这也是一个人加强自身文化修养的起码标准。所以，我们这代人，都应该重读经典。

倡导经典，同时就是在倡导道德、法律和度诚，就是在倡导和谐社会。重拾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经典，让心灵穿越千年的障碍与前贤沟通，从书中找到属于我们当代的瑰宝，让我们的步伐与时代同步，与经典偕行。

(摘自百度文库《重读经典》)

影响中国的三重文化

春秋时期，面对“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各诸侯国被浓重的危机感所笼罩，各自都想方设法解除内忧外患，获得竞争优势。那些执政卿大夫们也提出各种思想主张，其中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主要有三家：鲁国孔子的儒家思想、齐国管仲的法家思想和楚国老子的道家思想。

春秋时期的主导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其基本框架继承了殷商西周的礼乐文化。“礼易僵化，乐以辅之”，目标是把行礼者带入审美境界。对这种政治文化继承最全面和最深入的是孔子。西周时“礼不下庶人”，孔子扩大了礼的范围，主张对所有人都“齐之以礼”。礼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维护井然的社会秩序。孔子不仅仅把礼理解为一种礼仪，而且更看中礼仪背后的道德之心。有了伦理感和道德心，礼才真正获得了依托。于是，孔子又为礼找到了人性根据，那就是仁。“仁者，爱人”，这种爱起于“亲亲”之爱，推而广之，终于“泛爱众”，实际上就是“仁政”。从文化渊源上看，孔子思想核心似乎是礼，因为“仁”是后续的，是补充的，是为了让礼深深扎根于人性深处，以充分证明它的合法性。而正是由于“仁”的出现，以及“仁”所具有的某种挣脱外界束缚的独立性，使得孔子所倡导的政治文化带上了鲜明的理想化色彩。

真正更具实用主义色彩的政治文化是齐国名相管仲创造的。管仲的思想比较复杂：他讲究德的重要性，认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他有民本思想，认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他讲究礼，在用人上尊贤授德、察能授官，这是类似于仁政的一面。但是，他还显露了强势的一面，执“法”的严厉。管仲是礼法并举，德法并用。他打破血缘亲情对执法的困扰，讲究律法面前无分贵贱。对管仲来说，仁政不过是增强实力的手段，真正要做的是把齐国的王权延伸到国外，实现“霸道”。

另外的执政卿大夫则看到了争权谋利、勾心斗角背后的虚无，从而采取了逃避策略，这个人就是老子。在老子看来，文明推进的每一步都是因为社会的退步，“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所有的政治策略都会导致社会危害。因此，他希望“无为而治”，绝圣弃智，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无知无欲，才能获得幸福。儒家、法家尽管文化走向不同，但是其核心部分都属于一种政治文化，目标是安抚民众，改造社会，稳固统治，伸张王权；而以老子为鼻祖的道家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对立面出现。它把人们的目光由现实世界引向对个体生命的自觉和感悟，而对龌龊功利的政治文化深恶痛绝，从而走到儒法的反面。而恰好在这一面，道家走向对肉身的感悟，强调了对精神自由的思考，把文化的视野收束到了个体那里，追求一种柔弱、安静、素朴、自然的生命状态。

至此，春秋时期的主要文化流派都已生成。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那里，发展出了“王道”；在以管仲为代表的法家那里，膨胀为“霸道”；而在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那里退化为“无为而治”。这三个文化流派构成双重对立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就在这多重缠绕的张力结构中彼此制约，相克相生，不断生成和释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