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一直是中国山水画家所遵循的创作路径。中国山水画写生与创作的理念，首先注重的是中国山水画本体精神的纯粹性，强调文化意味及笔墨法度。不论写生还是创作，中国山水画所强调的是“有意味”的笔墨和精神，强调在笔墨中探求绘画的本体精神。

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历代大师无论是在写生还是创作中，都能鲜明地体现时代精神。五代荆浩居于太行山中，他常携带纸笔，在洪谷深处对景细察，画松“凡数万本，方如其真”。荆浩之“真”是他常年隐居体味到的太行山水之精神，是五代画家对于自然是“物象之源”的深刻认知。近代山水画大家李可染尤其善于对景创作，他说：“画是用有限的方法去表现无限的客观世界，任何客观事物都有无尽之处，我们不能全画下来，只能画极有限的东西。”所谓“有限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画家之主观与山水之客观之间的“共识与共美”，是画家情思在融入之后精心提炼出的东西。李可染的山水无论是描写漓江还是井冈山，都是构图坚实，笔沉墨厚，充满了新中国新时代的家国主义情怀。

在新时代中国画要体现时代精神，首先要对传统文化、传统艺术有深入研究与体悟。中国山水画强调自然山川对人的性灵的洗涤，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峰岫峣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畅神论”要求画家融入山水，在山水中体会“天人合一”的精神，达到“心与境合”的境界，才能创作出追求自我性情的抒发与感悟的真正“畅神”之作。当代中国山水画需要深入传统，才能真正的了解到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博大，才能坚定艺术创作中的文化自信，才能最终通过借物写心的途径，以实现在艺术中与传统相融，与时代相融的境界。

时代在变，观念在变，审美也在变。但中国山水画与自然之间的依存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是不会变的，审美的时代导向是不会变的，坚持扎根生活、反映时代精神的宗旨是不会变的。因此，就要求当代山水画家在写生与创作时，要融入自然，面对自然界的千变万化，要沉潜下来，“风动幡动而心不动”。写生与创作的关键是要坚持中国画的独有观照方式和观照角度，只有辩证地把握好山水自然的内在，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好中国画的本体精神。

当代山水画家无疑是幸运的，这种幸运首先体现在绘画资源的极大丰富，无论是传统经典还是自然资源，都是如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古代画家几乎需要穷其一生，而当代画家在发达的网络与现代的交通工具的帮助下，几乎可以触手而及。其次，身处中华民族与传统文化伟大复兴之际，当代画家也担负了更大的责任，如何在坚持传承传统文脉之际，又能体现时代精神，创作出具有当代审美意境的优秀作品？这就要求当代山水画家要多读书、多游历、多思考，既不能离开传统，又不能脱离生活；要有情怀有担当，要有真正的家国情怀，要敢于突破自己，发出真正的时代之声。

（摘编自石峰《在新时代再探中国画的本体精神》）

俗，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现象，莫如说是一种文化养成或文化习惯。最初的“俗”，源于人的生存本能，体现出人对自然的生存选择与适应。当人的生存选择与适应“习惯成自然”时，我们就有了“俗”。“积习成俗”便是对“俗”之成因最原初的表述。

“积习”而“成俗”，说明“俗”是特定时空中特定人群的“集体无意识”，是无需言明的默契也是无需理析的律令。随着人类社会组织日趋复杂且日趋精密，乡民社会的默契需要规范并敞亮为“乡约”，于是“约定俗成”成为“俗”的自觉构建。这种体现出乡民社会“民风世情”的俗，也往往成为“法”的适用基础。中国古人所说“王道无非人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俗，在一定语境中其实是人们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也是人们维护社会秩序的准绳。因此，“约定俗成”之“俗”往往又具有道德“约法”的指向，在我们这个格外看重“名正言顺”的国度尤其如此。《荀子·正名》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这句话让我们联想到“命名”这个词。对一个事物的指称以及进而的评判“合适”与否，可以“约之以命”，也可以以“约”代“命”。这种以“乡约”替以“天命”的方式，体现出荀子“人定胜天”的理念。

无论是“积习成俗”还是“约定俗成”，都说明“俗”是一定乡民社会的内在秉性和价值取向。当外乡人试图与之交往或融入之时，“入乡随俗”就成为一个必要的沟通方式。“入乡随俗”是为着交往和融入的需要去附随某种文化养成；不过随着交往的深入，也有可能变“附随”为“追随”，通过“文化认同”而实现“身份归属”。但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入乡随俗”并不意味着放弃原有的文化身份，“随俗”作为“入乡”的权宜之举，是为着缩短距离感与释放亲和力．

但是，“积习”也好，“约定”也好，“俗”的“群体性”呈现总有其“局限性”。“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说的是空间局限，“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说的是时间局限。固然，局限性决定了“俗”的特殊性，众多的特殊性又构成了“俗”的多样性并呈现出文化的丰富性；但显而易见的是，适宜某一社会的“俗”，对其余乡民社会可能“不宜”；某一乡民社会彼时之“俗”，也可能在时过境迁后变得“不宜”……“俗”的空间“界域”与时间“代沟”在交流之时，既可能交融也可能交锋。

我国作为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古国，作为多民族一体化的文化大国，其最重要的构成特征就是在发展中丰富，同时又在丰富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动因是每一个体的“自强不息”，丰富的成因则是个体之间的“厚德载物”，前者意味着“奋发”，而后者意味着“包容”。也因此，“和而不同”成为众多个体保持个体特质又顾及和谐相处的“公约”。“公约”可为更大空域和更长时段的“约定”，成为众多个体超越一己“俗”念、求取“公约”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因超越局限性、特殊性之“俗”而被称为“雅”，如《荀子·荣辱》所言：“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节选自《中国艺术报》2011年11月）

学者的本分

胡成

（有删改）

对诗歌多义性的深入研究，是20世纪以后随着语义学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语义学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之一，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有人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诗歌，把诗歌也看作是一种符号，叫“复符号”。这种“复符号”所投射出来的语意，只是它所包含的意义的一部分。这就涉及诗歌多义性的问题了。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艺术，无疑是一条途径。但是，决不能用语义分析代替对于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英国的恩普逊在其《意义暧昧的七种类型》一书中，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里的暧昧语、含糊语，固然有其价值，但这并不等于诗歌艺术的研究。所谓多义并不是暧昧和含糊，而是丰富和含蓄。

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多义性有相通的地方，诗歌可以借助词的多义性以取得多义的效果，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按照词汇学的解释，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很，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而且这些意义都是为社会所公认的。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这种多义性不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激起种种感情的波澜。诗人写诗的时候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法，部分地强调着或改变着词语的意义，赋予它们诗的情趣，使一个本来具有公认的、确定的意义的词语，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色彩。而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和文艺修养互不相同的读者，对同一句诗或一句诗中同一词语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体会也不完全一样。可见，诗歌的多义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另外，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如果孤立地看，一个多义词固然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运用的时候，一般说来，一次却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免的毛病。

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诂”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固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歌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