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器的角度看，声音好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关键是，怎样的琵琶声音才算好呢？这就像闻上等巧克力的味道，实在是个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述的问题。不过办法总是有的，直接、正面的回答不上来，可以用间接、侧面的，最现成而著名的答案是白居易在其名篇《琵琶行》中的那句“大珠小珠落玉盘”。然而，即便是专业琵琶界，有谁真听到过珍珠落在玉盘里的声音呢？再说，就算有人真听到过，多半也会失望的，因为“珠落玉盘”所发出的压根就不是“乐音”。那么为什么一千多年来，人们不但认可而且还无数次地引用这句话呢？我想它至少说出了琵琶在发音上的三个要点：颗粒状的发音形态；弹拨乐器而具有某些打击乐器的发音效果；声音上要具备珠和玉的美学品质。

我国历来把“珠”和“玉”视为“珍宝”，或者说它们是中国人“美的理想”。在大自然中，很少有接近球形正圆体的天成之物，而“珠”能接近正圆体，这恐怕是珠能引起美感的原因之一，所谓“物以稀为贵”。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越接近正圆体的珠就越珍贵，称为“走盘珠”，其可贵即在浑圆与饱满。而“玉”则致密、细腻，是一种“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握在手里还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感，这里“温”“润”“泽”都带有三点水，这使人联想起悦耳的“乐音”有“水灵灵”的特性。其实珠也是一种美石——珍珠贝的“结石”，它与玉都有一种光彩，这光彩粗看并不“耀眼”、“逼人”，但细察则“绚烂之极”，即所谓东方人的含蓄之美。说“在声音上要具备珠与玉的美学品质”，具体地也是笨拙地说，就是声音要具有圆润、饱满、结实、细腻、有分量、有光泽、水灵灵等性质。把一类事物的特性比附到另一类不同的事物上去，或者说把一种感官对象的性质移到另一种感官对象上去，这在修辞学上叫“通感”或“移觉”。例如，用“高”“低”和“明亮”“甘甜”来称呼和形容声音。事实上作为听觉对象的声音，并不具有空间上的高低位置以及视觉对象和味觉对象才有的明亮、甘甜的性质，之所以这样来称呼和形容，就是“通感”的原理在起作用。

用“珠落玉盘”来描述琵琶的声音，浅层是“比喻”以“拟声”，深层是“通感”以“会意”。它不但在制作上，同时也在演奏上为琵琶的基本音质作了“指归”——“珠玉之美”。这话也许反过来说更有力，在中国的民族乐器中，其发音最具珠玉之美的，是琵琶。

其实，单从制作上来要求好的琵琶声音，历来也是有正面、直接而具体的标准的，那就是行话所说的：“尖”，指高音区的发音明亮；“堂”，指低音区的发音洪亮；“松”，指按弹时发音灵敏，余音强而长；“脆”，指发音清脆；“爆”，指发音坚实而有分量。但由于这五条标准由来已久，可见它们是针对“丝弦琵琶”而言的，因为“钢弦琵琶”只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40多年的事。中国传统的琵琶音乐，文曲讲究余韵，武曲注重声势。因丝弦张力小的缘故，也许在“余韵”和“声势”方面往往会感到不足，所以提出了从字面上看有点矫枉过正的五项标准，尤其是那个“尖”字，越来越难以使人认可，故已有人把它改为“亮”了。但对钢弦琵琶而言，这五条标准怕的不是做不到，而是过了头。所以能把这五条标准结合“珠玉之美”这一条来综合考察，对怎样的琵琶声音才算好的理解，应该是有裨益的。

网络文学“文学性”的缺失

杨 早

(有删改)

制度文明的文化基因

王 博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强势进入中国，其中也包括制度文明。这种强势很大程度上源于技术革命带来的国家实力的壮大，以及由此给西方人带来的文明优越感。这种局面使抱有“天朝上国”梦的国人对绵延数千年的自身文明一度陷入深深的质疑和焦虑。技术革命给人类带来器物、制度、观念等多个层面的深刻变化。但安顿人类生活秩序的制度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却要求社会相对稳定甚至偏于保守。于是，技术革命和制度文明两种演进逻辑的冲突在现代社会就有各种表现。从法治角度看，立法体现出不可避免的滞后性。尤其在社会转型中，我们制定很多新的法律法规，或者经常修改法律，以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但如此一来，制度的滞后性得以缓解，稳定性却受到挑战。

如果把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人治、德治、法治等社会治理模式都算作制度文明的范畴，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这几种制度文明都有所体现，只不过不同时期侧重的分量不同。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传统中国是“融国家与社会，摄法律于礼俗，以伦理代宗教”。如果用礼法合治来概括中国古代治理的特点，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法和西方现代的法的精神有云泥之别。法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也不能和西方相提并论。伦理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否认的特色，重视法律的伦理内涵也是传统制度文明的特色。这种特色在社会制度构建上更是趋向求稳定。中国不能只在西方法治后面亦步亦趋，在制度构建中需要表达中国特色。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中国制度文明背后的文化基因。

值得注意的是，奠基传统中国制度文明的独特文化体系不是凭空而来的。中国地处北半球东段，有长江、黄河两大水系，季风气候显著，地形多样复杂，沃野千里，适宜农耕。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中华文明对环境的感思甚至眷恋，养成了我们依赖土地、逐水而居、安土重迁等民族性格。有学者将传统中国社会的生存方式称为“静态”模式。这种生存方式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割裂自然本根。而近代西方一些国家热衷于海上贸易；后来又受资本驱动，进行全球扩张。传统中国人对商业活动的重视程度低于农业活动。这种社会形态为礼法合治这种特殊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

中国古代的德治、人治和法治其实是纠缠在一起的，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色。中国古代的“社会性道德”深入每个人的骨髓，使得人人具有自律的本能。中国人政治理想中的人治不是那种暴力压制性的，而是心悦诚服甚至感恩戴德，因此中国社会政治建立的基础具有非功利性。而西方舶来的法律是“功利计算”的产物，是在伦理收缩之后以私有制为基础建构的。因此，近代中国学者学习西方法治规则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西方法治观念与中国传统道德要求的无私、重义轻利等格格不入。

传统中国的制度文明及其哲学观念，是中国对世界的独特贡献。无论古代中国还是古代西方的城邦，都曾经是相对封闭的文明体系，对外交流是偶然的。虽然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地球变成了“地球村”，各种文明之间相互交流借鉴，然而地方性依然没有彻底让位于全球性。这种地方性是深藏在每个人心里的文化基因，即使学习外来的制度，也要适应这种文化基因。最具生命力的制度形态一定扎根于本土文化之中。

（选自《人民日报》）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是不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 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这不同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我们可以说它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这里所说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这种 政治的权力来推行的。

礼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 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而若一个时代里，传统的效力无法被保证，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以武侠文学为原型，融舞蹈化的武术技击表演与戏剧化、模式化的叙事情节为一体的类型影片。中国武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舞蹈艺术的神韵，中国武侠电影在汲取武术的外在形态和神韵的过程中，形成了武打动作的舞蹈化风格，生龙活虎的武术技击在银幕上便演变为一种优美动人的武术之舞。由于武术打斗在电影中是高度艺术化和表演化的动作奇观，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银幕上的“武舞”，即武术之舞。

中国武侠电影的武打技巧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动作表演。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打斗、单纯的视觉奇观，而是武打与剧情、与情景、与人物性格的相互交融。中国武术进入电影之后，演变为一种以艺术表演为主、击打对方为辅的武术之舞。观众在欣赏一场技艺精湛的动作搏击时，实际上看到的是一场在“影像舞台”上展开的武舞表演。

中国武侠电影在它极具表演性的武术对打和曲折委婉的故事情节中，隐含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式的文化伦理，这是支撑整个武侠王国的精神构架。包括武侠电影中的人物所归附的不同武术门派，所采用的各种剑术、拳法，其实都带有特定的伦理色彩，都会与武侠道义和社会道德相联系。作为武侠电影的“主题道具”，刀剑的选择与使用同样具有艺术的表述功能与文化意义。

中国武侠电影在人物性格的创作上，严格依循着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美学原则，并通过善与恶的尖锐对立，美与丑的鲜明映照来建立影片的叙事体系和价值体系。由此，中国的武侠电影划分为两个最基本的人物谱系：以英雄义士为主体的善的形象和以奸臣贼子为主体的恶的形象。同时武侠电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家族为本”的武林道义、“义非侠不立”的精神取向和“善恶有报”的世俗伦理等，建立了武侠电影特定的伦理构架。

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注重武德的电影作品，特别是对暴力的表现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其中包括暴力的喜剧化、舞蹈化、诗意化等消解暴力的有效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武侠动作片的“国际化”正在改变世界电影中暴力影像的存在方式。

事实证明：武侠电影所蕴藏的商业潜力，已经成为电影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中国的武侠电影因其无可比拟的武艺和神韵，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世界电影界的青睐，从而使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国际化进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摘编自贾磊磊《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及其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