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狂还是理想主义者——人类暴力迷思

暴力趋势下降的这区区几千年时间对于整个人类演化的整个进程来说，实在微不足道。我们的暴力基因并未消失，然而史蒂芬·平克认为，当今世界人性已经随文化的改变而发生改观，包括政治、法律、贸易和道德观等层面。日趋增长的世界主义倾向使得我们能间接体验世界上其他人的苦难，并感同身受。

即便如此，群体暴力在人类历史中却依然普遍得令人吃惊。其他动物会为了有限的资源或心仪的配偶而相互争斗，但人类不仅会出于生物的本能，还会为文化的原因而大打出手。只有我们人类会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或价值观而奔赴战场。这令人类冲突的本质格外扑朔迷离。幸好，我们已经初窥门径，逐渐洞察出集体暴力在历史中渐渐减少的原因。这是有实际意义的：帮助我们解决当今一些棘手的冲突。

我们不是唯一会实施群体攻击的物种。一群狼会组织起来消灭敌对狼群的成员；我们最近的亲戚，黑猩猩，会与附近种族的“部队”作战。事实上，我们与黑猩猩演化出了同一个联合心理来刺激我们进行集体攻击。区别在于，黑猩猩的战斗只是为了获取领地，我们的目的却复杂得多。

社会心理学家们早就意识到，引导人们进行群体对抗与进攻这件事容易得可怕。为数众多的实验都向我们揭示，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文化身份的标记都能够让人产生对“圈外人”的敌意——甚至连随机分配的衬衫颜色都能做到这一点。看似矛盾的是，这种与人对抗的倾向却可能与我们天性中高贵得多的另一面紧密结合，那就是我们无与伦比的大规模合作能力与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

这种善良与暴力的混杂是有其优势的，因为在部落战争的世界中，当某个群体的成员都倾向于拧成一股绳，并愿意为共同利益而战的时候，相应的就会比成员缺乏为团队而做出自我牺牲意识的群体更有竞争力。而史前的人类大多数时候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从12000年以来的考古证据以及对部落社会的人种学研究来看，鲍尔斯估计，平均14%的人都是因为群体之间的暴力行为而致死的，这么高的死亡率已足够促进这种混合心理的演化。

对捍卫集体荣誉的全身心奉献是心理学家所谓“神圣价值”的一个例子。神圣价值一般为整个社群所共有，而且绝不能用诸如食物或金钱这种物质利益来交换。神圣价值是绝对的，不可谈判也不容任何妥协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代，很多冲突的背后神圣价值都充当重要的推手角色。

证据显示，我们思考神圣价值的方式与我们思考一般取舍的方式有本质不同。研究者们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人的大脑，观察当人们想着放弃那些微不足道的价值和神圣价值时，大脑的活动到底有没有不同。当人们在被利益引诱而考虑否认诸如“我喜欢百事可乐”之类的小事时，大脑中与计算利益得失相关的区域被激活。与之相反的是，一旦人们想到自己要背弃“我信仰神灵”或“我不能杀害无辜的人”这样的信条的时候，人们大脑中活动的区域与拒绝规则时用到的区域是一样的。这结果支持了如下理念，那就是大脑把神圣价值处理为绝对的、必须遵守的道德戒律。

康乡长的忙

侯发山

南湾村地处偏僻，山里没什么矿藏资源，村里也没一家企业，是石庙乡有名的穷村，别的地方早几年都奔上了小康，这个村的温饱却还解决不了。几十年来，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一如过去的山青水秀，没什么变化……新上任的康乡长到任后，听说了南湾村的情况，就抽个双休日下乡了。

南湾村村主任老贵喜出望外，以为又是康乡长来给他们送扶贫款救济物资的。谁知康乡长一分钱也没给他捎，一壶油也没给他带，而是让他领着去山上、河边瞎逛。老贵不知道康乡长的壶里卖的什么药，遂心一横，只管吊着脸说村里的小学校舍破破烂烂该补了，说村里的道路坑坑洼洼该修了，说他老贵在村委多年的工资没得过一分……

康乡长也不搭话，任由老贵哭穷。这时，他看到小河边几只嬉水的鸭子，就两眼放光，说老贵，村里养鸭的不少吧？

老贵点点头，说康乡长，村里人都拿鸭屁股当摇钱树哩，鸭蛋也不舍得吃，都攒起来拿到镇上换油盐酱醋了。

康乡长点了点头，没说话。

中午在老贵家吃饭时，老贵又厚着脸皮提出让乡里帮助南湾村脱贫。康乡长说老贵，乡里也有乡里的困难……这么着吧，你先帮我个忙，只要这个忙你肯帮我，我一定让南湾村摆脱贫困，走上致富路。康乡长的话音刚落，老贵就激动得差点把手里的饭碗撂地上，说乡长让我帮啥忙？

康乡长微微一笑，说老贵放心，这个忙你一定能帮上，我想要一些鸭蛋。

老贵松了一口气，说这个没问题，我现在就让老伴去村里弄。

康乡长摆摆手，说不急不急，我要的多。你们村多少户人家？

老贵迟疑了一下，说不多不少二十户。

康乡长说每户三百个，总共六千个。

老贵吃了一惊，心说这么多？但他也只是愣怔了一下，权衡利弊后，便拍着胸脯保证，说好，没问题，康乡长你可说话算数？

康乡长就肃着脸，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村里的老少爷们知道这件事情后，不用老贵过多地做思想工作，都开始把鸭蛋给康乡长攒了起来。半月时间，老贵根据各户报的数字，算出已经有六千个鸭蛋了。

康乡长闻讯就又驱车去了南湾村。出乎老贵的预料，康乡长竟得寸进尺得陇望蜀，说再麻烦老贵一下，把六千个鸭蛋全孵成小鸭。官大一级压死人。老贵心里窝火，但他没别的办法，只好满口应承下来。

六千个鸭蛋全部孵成小鸭可是个难事，村里没地方不说，也没资金去折腾。但老贵和他的村民们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谁家的鸭蛋谁家负责孵成小鸭，各人作各人的难。老贵感动得差点掉眼泪，真想跪到地上给老少爷们磕几个响头。

过了一段时日，小鸭出来了。康乡长得到消息后，说老贵这样子，你们把这些小鸭给我养大了吧，到时候再跟我联系……我不会亏待南湾村的，我说过的话算数。

老贵只有唯唯诺诺地答应下来，心里却骂康乡长不是东西，说他的胃口也太大了，心也太黑了。

南湾村的老少爷们却没难为老贵，还是老办法，谁家的小鸭谁家饲养。因为他们心里有盼头，记挂着康乡长的承诺，所以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大伙儿唯恐把鸭养糟了，怕康乡长不兑现他的承诺，都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把鸭养好：把盖房的木料拿出来，建起了结实的鸭舍，实行圈养；一改过去让鸭自己出去找食儿的饲养方法，也开始给鸭喂起了饲料；购买了养鸭资料，开始学习养鸭技术……

又过了一段时间，老贵挨家挨户看了看，小鸭都长成了大鸭，一个个肥嘟嘟的很茁壮。

老贵就骑个破自行车到乡里，找到康乡长说小鸭都长成大鸭了。康乡长喜出望外，连声说了几个好。随后，康乡长打了个电话，放下电话后就兴奋地对老贵说，明天我们先去看看。

第二天，康乡长就去了南湾村，随他去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村里到处都能听到鸭的聒噪声，构成一片热闹的喧声。

到村民家里看过鸭，康乡长和戴眼镜的中年人都十分满意。康乡长对老贵伸出大拇指，说祝贺南湾村成为我们乡的养鸭基地！

老贵糊涂了，如坠云里雾中。

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话了。他说老村长，我们集团是生产加工“北京烤鸭”的……我刚才看了大家养的鸭，符合我们公司的相关要求，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按照市场价格，明天我们来车装运。

老贵看看康乡长，看看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似乎还没明白过来。

康乡长笑了，说老贵，这下南湾村的老少爷们可都有事做了吧？今年乡的扶贫款可就没你们村的事了。

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对老贵说，接下来我们要签定一个长期的供销合同，但你们要扩大养鸭规模，保证长年给我们供货……

老贵和在场的村民总算明白过来了，不由地鼓掌叫好。老贵说谢谢康乡长！谢谢康乡长！

谢我什么？你们是猪八戒啃猪蹄，自己分享自己的果实，要谢该谢你们自己！康乡长的脸笑得像一盘盛开的向日葵。

（选自《小说月刊》2014年第6期）

鹤顶红

李碧华

张爱玲《对照记——看老照相簿》，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此批幸存的老照片，不但珍贵，而且颇有味道，是文字以外的“余韵”。人生的“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在这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枝桃花”。小小附注也是故事。

我发觉，集子收入她很多照片，捧在手中一页页地掀，如同乱纹中依稀一个自画像：稚嫩，成长，茂盛，荒凉……

我的印象至深，是大部分张的倩影，总是仰镜，镜头自低角度往上拍摄，而她又不自觉（或自觉？）地微仰首，高瞻远瞩，睥睨人间。因为这不断出现的神情，令人有“鹤立鸡群”之强烈感觉。

一个人的小动作往往介绍了自己，也出卖了自己。即使什么也不说，却说了很多。

“张爱玲”三个字，当中粉红骇绿，影响大半世纪，是一口任由各界人士四方君子尽情来淘的古井，大方得很，又放心得很——再怎么淘，都超越不了。但，各个淘古井的人，却又互相看不起，窃笑人家没有自己“真正”领略她的好处，不够了解。

对很多读者而言，除了古井，张还是紫禁城里出租的龙袍凤冠，狐假虎威中的虎，藕断丝连中的藕，炼石补天中的石，群蚁附膻中的膻，闻鸡起舞中的鸡，鹤立鸡群中的鹤……

“鹤”，俗称仙鹤。嘴、颈、脚皆特长，身高，翼大，善飞。体白色，眼赤，尾黑。鸣声高朗。鹤之头顶朱红，相传此丹顶有剧毒，食之杀人。

她的书，留传了五十年，直到今天，仍然具备“再来”的魅力，读者们对她的恋慕并不冤枉，好像爱一个人，没有爱错那么理直气壮。连那些“毒”，亦甘之如饴。

张的小说是小说，张本身，也是一个小说。

据说，有个男人，因时局变迁，逃至温州避劫。他的女人，竟千里迢迢特为看他来了。斯时，男人面不改容地又有了个女人。正是红啼绿怨，旧爱新欢。因两女同是他的人，不免好看好待。一天，甲看乙，叹道：“真是生得美。”当下给她画像，男人站在一边看。勾了脸庞眉目，正待画嘴角，忽地停笔。乙去后，甲道：“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不画下去！”言下不胜委屈，她看着他，只觉眼前这个人一刻亦是可惜的。

以上情节，由胡兰成在《民国女子》中披露。张爱玲是什么人？何以被迫如此大气壮阔？提供机会予胡某这等坏分子角色做传，俾他粉向自己脸上擦？虽然张末了去一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我是经过一年半长的时间考虑，惟彼时以小劫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亦不要来寻我，即使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回复一点本色。

但，也够委屈吧。

古老照片堆中，有她青春妍丽的岁月，也有“在人屋檐下”的叹喟。即使不着一字……

“1950年或51年，大陆解放后不久，不记得是领什么证件，街边人行道上，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佝偻着伏在桌子上写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轮到我，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我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  

红遍上海的作家，半生作文字工作，在工农兵跟前，不很乐意被看出来是知识分子。趋时，惧祸，无奈……

记得照片中的人吗？

每以鹤姿仰视，冷静，自信，独立，而且毒辣。我们永远见不着她顶上的朱红。

在这世界上，能叫一个扬眉女子低头，挫其锐气的，只有两样：一爱情，二政治。

后记：张爱玲于1995年中秋前一天，被发现安详地躺在几乎完全没有家具的美国洛杉矶寓所，享年七十五。寂寞老人常以急冻食物加热充饥。她并无向任何人告别。遗作《小团圆》未写毕，一生最灿烂的作品，在二十五岁之前几已完成。直至今天，不见后来者。

她擅写月亮，却不团圆。

（选自《李碧华随笔集》，有删节）

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这种守口如瓶的习惯，久而久之造就了我的孤僻性格，在什么场合都沉默寡言。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 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儿干，或是找到了活儿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沓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父亲，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部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为父亲做饭。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的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法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枚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他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的来到爱晚亭前。到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在人丛中。父亲演一个寻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儿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本文有删改)

有人会说，幸福这个东西很难说，好像是很主观的感觉，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若深入地问为什么会不一样，其实还是有标准的。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是体现了价值观的，就是你究竟看重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手段。一个人想要赚钱赚得多一点，这本身并不是目的，他是为了因此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有人可能就要反驳了：我不要那么多钱，也可以幸福。比如说我读几本好书，就会感到很幸福。其实对后一种人来说，读书就是他获得幸福的手段。

对于什么是幸福，西方哲学史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两个派别。一派叫做“快乐主义”，其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近代以来，英国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休谟对此也有所阐发。这一派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身体健康、灵魂安宁就是快乐，就是幸福。他们还特别强调一点，人要从长远来看快乐，要理智地去寻求快乐。你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眼前的快乐，而给自己埋下一个痛苦的祸根，结果得到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另一派叫做“完善主义”。完善主义认为，幸福就是精神上的完善，或者说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认为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精神。你要把这部分满足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包括马克思，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满足。

这两派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十分强调精神上的满足。如伊壁鸠鲁强调，物质欲望的满足本身不是快乐，物质欲望和生命本身的需要是两码事。生命需要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快乐，但是超出生命需要的那些欲望反而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约翰·穆勒则强调，幸福就是快乐，但是快乐是有质量和层次的区别的，一个人只有各种快乐都品尝过了，他才知道哪一种快乐更深刻、更持久、更强烈、更美好。

在中国哲学里，我感觉，道家比较接近“快乐主义”，尤其是庄子强调生命本身的快乐，还强调精神自由的快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快乐。儒家比较接近“完善主义”，儒家认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最高的享受就是道德上的完善。

也有哲学家认为，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人是受欲望支配的，欲望就意味着匮乏，你缺什么往往就对什么有欲望，而匮乏意味着痛苦。所以，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是痛苦的，但是欲望满足以后，人是不是就快乐了呢？非也。欲望满足以后是无聊。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满足身体的、物质的欲望层面来理解的话，幸福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超越欲望层面来看幸福，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比如如你非常爱读书，你渴望去读那些好书，你知道一些好书在等着你读，那个时候你会痛苦吗？你不会。读完了以后你会无聊吗？不会。你感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你会因此快乐。这就进一步说明，我们谈幸福问题，一定要超越纯粹欲望的层面，要从价值观角度去谈。

（摘编自周国平《幸福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