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古灯小史》）

可以准入艺术殿堂的散文只有三种：抒情散文、随笔和小品文。这样的散文才有资格与小说、诗和戏剧举行圆桌会议，进行交流，因为它们是审美性文章，是文学作品，表达的都是人情、人性和人的欲望。其他文章，虽然有散文之元素，也用了艺术之技法，甚至还曾经冠以散文之名，但它们的形式却过于随便，思想上也过于窄浅急近，论艺术是不够的，那么就请止步，不登艺术殿堂了。不过仅仅作者自觉尚不成，学者和编辑也应该负责，当拒之门外就拒之，否则文体的提纯便难以彻底。在这个问题上，作者比学者自觉，学者比编辑敏感。

抒情散文是散文的主流。在现实中，它的作者颇众，在历史上，它的传统甚深，路正，容易繁荣。抒情散文并不是空洞的抒情，相反，它是以一定的叙述为基础的。抒情散文可以记人、记事、记行、记俗、记游，也可以记史，不过凡记皆出乎情，以动情而记，是感于哀乐的，否则不是抒情散文。刘鹗说：“感情生哭泣。”他还认为从屈原到司马迁，到曹雪芹，都是以作品而哭泣。他指出：“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然而不管什么感情，抒情散文之情必须是私情，自己之情，这才可能是真情。当然，真情还不够，优秀的抒情散文还当情高、情贵，不乏生命的体验。古代作家和现代作家中都有不少抒情散文的大家。

随笔也有叙述，但它的优势却是议论，或夹叙夹议更合适，不过论的成分更多。随笔靠的是识，非饱学之士不可为。当然仅仅掉书袋也不行，因为识属于哲思。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言如随笔，德如识，所以识也是人格境界的表现。它还应该个性鲜明，机智、幽默，不能总是一张严肃的脸。随笔在历史上相对发达的是西方，以法国的蒙田尤为突出，之后在英国昌盛至极，培根、兰姆，都是随笔的高手。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时，随笔也来到中国文学的园地，成为散文的一种，并十分流行。凡学者化并思想者化的作家，多作随笔，杰出的有胡适、丰子恺、梁遇春、钱钟书。当代文学在改革开放以后焕然一新，随笔作家应运而起，其中影响广泛的有张中行、金克木、王充闾、卞毓方、周国平、余秋雨。随笔固然源于西方，不过在中国，古文中的论和疏一类也有随笔的因子，甚至认为庄子、韩非子和贾谊的一些文章是随笔，王守仁的一些文章是随笔，也不无道理。写随笔需要怀疑品质、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社会昌明才会兴旺，西方和中国概莫能外。一旦社会禁锢，随笔便枯萎。

小品文在散文里占据着至尊之位，艺术要求极高，非妙手不可作。博学，尤其是洞明了世事，方能辞足意深，游刃有余。凡叙述、抒情和议论的成分，小品文皆有，然而它们是糅合的，融化了的，要把它们一一拎出来，显然无迹可寻。平和而不夸张，冲淡而不强调。风神气韵充盈，讥讽抨击暗藏。作者内敛不扬，然而人格意向熠熠生辉。在中国，小品文一向甚蕃，古文中的序与说一类多是小品文。王羲之和陶渊明的文章，有的实为小品文。宋明两朝，小品文很是发达。现代文学又从英国FamiliarEssay（小品文）汲取营养，从而给了小品文以丰富和提升。照鲁迅的观点，在散文家族里，小品文的成就最高，几乎在小说、诗和戏剧之上。小品文的成就以周作人、林语堂和梁实秋尤为突出，周作人又高于林语堂和梁实秋。在当代文学中，很遗憾，以小品文而成了气候的作家似乎还没有。

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大气环流

 任何行星上，只要其上空与大气，就应该有大气环流。何谓大气环流？就是行星大气一方面从太阳电磁辐射中接收热量，一方面把自身的部分热量发射到行星际空间。在“收”与“发”的过程中，一些区域常年温度高，气压低，形成气压低，另一些地区常年温度低，气压高，形成高气压。气压的高低不同，导致大范围的大气流动，这就是大气环流。

 地球上有三种环流。首先是信风，就是地球低纬度地区的一种大气环流。它相当稳定，按时前来，决不轻易失信，因此叫作信风。古代商人利用 它推动风帆飘洋过海，从事贸易活动，因此又称贸易风。除了信风，在南、北两半球的大气中各有两个环流圈，分别位于中纬度地区和两极地区。此外，在地球对流层上层或平流层内还有强而窄的气流（称为急流），对整个大气环流起发动机作用，将低纬度地区的暖流空气推向高纬度，将两级地区的冷空气想向低纬度地区输送。

 这三种环流在火星上都有。不过，太阳辐射在火星表面造成的响应与地球不同，火星表面上夏季最热的地方不在赤道，而在夏季半球（即处于夏季的半球）的热带和亚热带，因此火星上夏季环流圈不是像在地球上那样分布在赤道两边。此外，火星大气里还有两种特有的环流。一是热潮风，它由火星上的昼夜温差驱动，沿火星天空中太阳运动的方向传播。二是“凝致流动”，是二氧化碳季节性凝结形成。在火星冬季半球的高纬度地区，二氧化碳会冻结成干冰。这样，火星冬季半球高纬度地区的气压就比别处低。高气压地区的大气向低气压地区流动，就形成一股强劲的环流，将热量和质量向极冠区转移。这股环流就是“凝致流动”。

 在金星上虽然没有像地球、火星上那样的环流，但大气中有从东向西流动的高速大风，风速由行星表面向上逐渐增加，表面风速为每秒1米，云顶风速可达每秒100米。以每秒100米速度前进，4天可以环绕金星一周，所以此风被称为“四日风”。四日风的能源是什么？是怎样产生的？至今还是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