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治官治吏史，也是反贪反腐史，古代各朝都成立相当于今反贪局或监察部这样的中央监察机构。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完备监察机构的朝代，此机构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汉代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与丞相同一行政级别。汉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官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汉武帝于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这成为中国古代反贪的一种新型“反腐办”。

除常规监察机构反腐外，古代还有最有效的一招，是动员民间参与反腐，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刘彻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南北朝的北魏拓跋嗣（魏明元帝）当皇帝时，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到了北宋，“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反腐奏折，《包孝肃公奏议》一书多是揭露、举报官员腐败的，当时的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除了允许越级告状、鼓励实名举报外，还支持民间进京上访。

从量刑上看，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明太祖对贪官用刑之酷是历史上罕见的，尤其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剥皮实草”，贪官污吏们被拉到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杀死，并将他们的皮整张剥下来，里面填上稻草，然后把这些假人摆在衙门的公座旁边，以这种阴森恐怖的方式与继任官员进行职务的移交。有学者对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月俸数与当时的贪污受贿数额做过比较，结论是当时官吏贪污受贿相当于正七品官一个多月甚至低于一个月的俸禄，就要被绞杀。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积极大力倡导廉政，并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种途径传播廉政信条，力图使官吏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腐败”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大公害，反腐败斗争已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们必须以史为鉴，立足于民主和法治的基础，完善廉政制度，长期不懈地进行反腐倡廉，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摘编自“中华励志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有删改)

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中国”表述,但“中国”观念并不始于何尊,早期周人也称都城成周为“中国”和“中土”,这源于成周所在的洛阳盆地伊洛河流域曾是“有夏之居”,久有“中国”的成说。《史记·周本纪》记述周公建成周的过程:“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周公强调洛邑为“天下之中”的两点理论根据——“居九鼎”和“四方入贡道里均”都是针对夏王朝而言的。“九鼎”是夏奠定政治正统的象征物,四方诸侯的纳贡则代表天下万邦对此种正统的广泛接受,这就证明至少在三代人眼中,“中国”和“夏”密不可分,无“夏”则无所谓“中国”。成周“中国”说,标志着“中国”是超越族属的政治正统,是夏、商、周三族共同遵守的政治秩序,也是他们作为执政者对自身文明程度的自我标榜。到春秋之世,“中国”已经完全转化为一个文化符号,成为“华夏”的异称,是中原华夏诸国与四方戎狄的文化区隔。现在学术界普遍相信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都邑,为“有夏之居”“中国”说提供了关键的考古学证据,这是对成周“中国”说的考古学诠释,意义极其重大。因此,在追溯“最早的中国”时,必须回归到政治和文化层面,围绕中原华夏文明这个核心来探讨。

所谓“最早的中国”,实际上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突显。夏代以前的历史,《史记五帝本纪》是最重要的文献材料。《太史公自序》中明确指出夏禹画九州的历史功绩是对五帝时代开创的华夏文明的接续与发展,“最早的中国”必然要求之于五帝时代。黄帝乃“五帝”之首,其最显赫的事迹是伐蚩尤而赢得天下诸侯拥戴。与此同时,“天下有不顺者,黃帝从而征之”,这和三代之君征伐不臣诸侯颇相类似。此外,黄帝时代已有初具规模的统治机构,如“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当时黄帝部落无疑就是“万国”之中的“中国”。黄帝,标志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军事盟主的出现;之后帝颛顼和帝喾,则代表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整合;尧舜时期,“德”治观念形成,国家统治形态进一步完善,华夏文明的人文底蕴基本奠定。在此文明链条中,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标志着“中国”观念的萌芽,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近年来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型建筑和墓葬,真切地反映了黃帝时代的文明景象,展示了“最早中国”的瑰丽与繁华。

(摘编自孙庆伟《最早的中国:黄帝部落的文化初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