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是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书法艺术探索的影响下，一些书法作品片面追求书法的“线条质量”，甚至无底线地戏谑汉字，造成文本不可识读，丧失了对汉字、书法的基本尊重。一些学书者曲解“笔墨当随时代”之内涵，抛开传统，求新求异，频频写出“怪书”“丑书”，让业内人士摇头，让书法爱好者一头雾水。其实，“笔墨当随时代”的本意是希望艺术家能创作出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而非背离传统创造所谓的“新”笔墨、“新”面目。

汉字天覆地载、严谨优美的造型结构，深藏着先民的美学智慧。不夸张地讲，了解中国书法中有关汉字的结构原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中国美学。不论是商周时期的金文，汉代的隶书，还是唐代的楷书，其结字原则都是拱向一个中心，书写时严格遵循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的笔画顺序，呈现出紧凑有序、大方得体、匀称美观的汉字形象。汉字结构的平中寓奇、险中求胜，汉字笔画的劲健内敛、刚柔相济，以及书法布局的计白当黑、虚实相生，都极大强化了汉字书写的内在张力，影响着书法的审美取向。因此，缺乏对汉字与文本的研究，就相当于丢掉书法之根，符号化的汉字线条终究无法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当下一些书法家见作品不见风格，真正能写出自己风格的大家并不多。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代学书者对古人书风的研习不足，从而导致创新不足。古人书风有千百种，学习时应抽丝剥茧，找到其中不变的精神为我所用。张芝、郑道昭等人书风强劲阳刚，有正大气象；欧阳询、黄庭坚等人书风儒雅纯正，耐人寻味；张旭、王铎等人书风气势恢宏，豪迈不羁。近现代，沙孟海书风沉雄朴茂，苍厚古拙，有金石之气；赵朴初书风儒雅隽秀，蕴藉内敛，有书卷之气……他们的书法风格各异，个性突出。风格即人。这些书法风格均在守正的基础上实现出新，在汲取书法优秀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各有优长，值得学书者深入研究。

书法风格是书法的艺术语言，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无外乎真、善、美，这也是所有学书者创作时都应坚守的审美标准。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还需进一步加深对书法审美情感的认识。书法审美情感，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性审美情感，另一种是理性审美情感。两种情感之间呈递进和互相深化的关系，没有感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无法创作出有高度的作品。存在于认识过程中的递进情感，一般总是由初始对书法的兴趣进而步入到对书法的理性把握，这是一个对书法贯穿始终的，甚至是周而复始的认识过程。因此，再难的字体、字帖，最终临习到手总归不是太难，但要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则非尽毕生精力与功夫不可。

当然，在书法创作实践中，情感的表现是多样的，也是复杂的，反映在作品中最高级的东西，即真实纯净的情感，常常是理性审美情感与感性审美情感的交辉。所以，当书法进入到创作实践中时，所谓“灵感”往往是一种触发；所谓“激情”，则是一种唤起。了解这一规律，才能更好地提升书法审美认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摘编自刘锁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国学这个词古已有之，先秦典籍《周礼·春官·乐师》中有这样一段话：“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中也有“国有学”的词句。在晚清之前，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国学概念，是指国家设立的学府，如太学、国子监之类。在整个古代，国学一词的含义，大致上也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所说的国学，实际上是指一种学问，而这种看法其实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从此，“国学”一词被赋予了新义，意思就是指中国固有的学问，也就是传统的学术研究。其实，在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词的用法也是有差别的。有时，人们又用“国学”一词来指对国粹、国故的整理与研究，如章太炎曾写过一篇《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这就是国粹学。当时社会上还出版过一本书，叫《国故学讨论集》。在这本书里，“国粹学”和“国故学”是通用的。

20世纪初期以来，国学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发展道路，然而终不至于消失，并且发展到今天又重新“热”了起来，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传统文化、学术确实有着异常顽强的生命力，是当代文化、学术建构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近现代以来人们屡屡提到国学，这也说明，中国文化、学术在现代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价值选择方面的难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事实已经证明，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如果能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实际上是激活中国固有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这我们可以从汉代尤其是唐代大开放中得到证明。然而只有立足于民族的优秀文化本位，吸收外来文化，我们的文化才能既不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能保持一种强劲的生命力。而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肯定绕不开国学这么一个话题。所以从广义上来讲，国学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播途径；而从狭义上来讲，国学所从事的正是关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整理、研究工作，其甄别、诠释、评价之功，无不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继承与弘扬。

当然，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在思想上又必须要与文化复古主义划清界限，因为复古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文化情结在中国古代是一直存在的，即使在近代，它也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存在着。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重视中国传统的文化、国学，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利用传统文化的价值资源；我们是在发展、创新这个前提下来谈论和倡扬国学的，国学的弘扬与文化复古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价值心态。

当前社会上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资源利用的过程中，存在对传统文化、国学庸俗化的炒作和伪劣包装的现象。这个现象应该说不是正当意义上的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而是主要以谋利为目的的一种行为。这也是国学普及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选自《文化的传承与担当：重建社会理性与价值》，有删节）

“拙”是中国艺术的灵魂，它是艺术中的一种根本性趣味，在中国不懂得“拙"，就不知道怎么做建筑、造园林，刻印章，写书法、画图画、品戏曲，拙跟巧是相对的，老子讲“大巧若拙”，大巧是最高的巧，拙是不巧，最高的巧是不巧，他的意思并不是要追求不巧。一般来说，人总是喜欢追求巧，而不喜欢不巧的东西。如工艺，就是追求巧的过程，但古代有一句话叫“大匠不斫”，是说最有本事的工匠人，没有雕琢的痕迹。

扬州八怪之一金农，是清代康熙到乾隆时期一个著名书画家，他把中国古拙传统推到极高地步。他曾在一幅梅花图上用他特有的古隶题有七个大字：“损之又损玉精神。”“玉”是梅花，“损之又损”来自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的道是“损”道，“为道日损”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定律，是要从表象世界走向真实世界，追求内在的东西，“损”道不是做减法，“损” 道就是拙道。

中国人特别喜欢石头，“石头”也呈现了一种拙趣。老子说:“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老子不愿做一块琭琭的美玉，虽有令名，但经过刮垢磨光的无数次打磨，成了被塑造的对象，这样就是有为，背离自然之旨。他宁愿“珞珞如石”——做一块坚硬的未雕的石头。

儒家好玉，道禅好石，两种不同的思想指向，正好反映对秩序的不同看法，也体现出不同的人格指向。没有理性的社会是混乱的社会，缺乏礼仪的人生是粗鄙的人生。但当知识、理性、礼仅发展到与人的真实生命追求相反的程度时，就成了人的生命的负面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两种思想都有价值，相互补克，以成传统中国思想之大观。

文人艺术对假山有一种偏爱，它有特别的美感。假山是人们运用石科“叠”的、“掇”的，做出一片风景，也演绎着创造者的一片灵心，真正的叠石者，不是简单的“石工”，而是独抒性灵的艺术家，杂乱之石，叠起胜景，配之以明花疏树，建之以陂陀平间，引之以涧瀑清泉，幕之以藤情蕉影，再辅之以蓝天自云，月上柳稍。

假山的美就是“拙”，“拙”就是把巧的东西去掉，把目的性的东西去掉，要巧夺天工。明代计成强调：一切艺术都是人作的，作得就像没有作过一样，作得就像天工开物。他突出中国艺术的一个基本思想，一切艺术都要在遵循自然的原则下规避人工秩序。这里面正体现出一种追求“拙”——天趣的精神。

所以，大巧若拙不是愚蠢哲学，而是让你放弃外在目的性的攫取，追求内在真实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