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

江弱水

①中国古典诗歌最富于人间情怀，死亡向来不是一个突出的主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死亡不可究诘，不理会才好。庄子说“死生亦大矣”，他要我们从更高的观点超脱一些来看待生死物我。“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庄子的态度是“吾将曳尾于涂中”，好死不如赖活着。《楚辞》里的《招魂》与《大招》，将死者阴魂所在的幽冥界刻画得凶险愁惨极了，而人好吃好喝，好玩好乐，死者都要魂兮归来，活人更没有理由不及时行乐了。《古诗十九首》里有着最多关于快活的谏言：“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②中国人的生死观，大抵都在这些“惊心动魄”的直白诗句中了。陶渊明是大诗人中直接讨论过生死问题的，他的态度很是旷达：“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但他感叹于“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与《古诗十九首》仍然没什么两样，其对治死亡的良策也是酒：“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③欢乐极兮哀情多。汉灵帝时，京师婚礼上常奏丧家之乐，酒酣之后续以挽歌，哀乐过人的魏晋之士也是一高兴就大唱其挽歌。宋人百戏中有真人化装成骷髅在街头表演的，这边是小孩子好奇地迎上去，那边是妇人安详地给娃儿喂奶。这不是恶趣和搞怪，而是参透了生命本味的豪举，因为他们敢于让惨怛的死与鲜活的生相摩相激。更不用说那种英雄主义的直面死亡，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和《左传》中“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都是想通过人类记忆的力量来克服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让历史成为我们超越死亡的津梁。凡此种种，说明中国人对生与死的看法其实很通脱，大有一种向死而生的气概。

④能够感受悲哀的心灵是健康的，能够从悲哀中宣泄与净化的心灵是强壮的。南朝《子夜四时歌》有一首春歌：“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为什么春鸟的鸣啭给人的感觉竟然是“哀”呢？其实在音乐的审美上，“哀”的事实判断就等于“好”的价值判断。大凡美丽的东西都有点让人伤感，日本人很懂这一点，所以《源氏物语》里常有“哀美”“哀而艳”的字样。

⑤由此看来，中国古典诗人的伤春、悲秋、怀古、惜别，无一不渗透着死的阴影，寄寓了生的慨叹：“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说：

当人的情感在时间中消失的时候，这就是对死亡的体验。在空间中发生着与人、家庭、城市、花园、动物的分离，这种分离总是伴随着这样一种感觉，也许你再也不能见到它们了，那么，这就是对死亡的体验。

⑥所以说，在中国诗人那里，也许是在用相对弱的、分散的形式处理那个太强的主题，书写那无所不在的死亡焦虑。他们并不直接将死亡作为观照的对象。比如欧阳修，文学史上留下了“六一风神”的美誉，印象中的他是“太守之乐其乐也”的醉翁，但那些只是他所戴的面具，他经历过多少死亡呀！四岁丧父，两度丧妻，八个儿女早卒。况复多病，病目，病足，病臂，病牙，淋渴，风眩，哮喘，他不讳言自己其实活得了无生趣。欧阳修私底下的书信填满了深悲巨痛，但其公共书写的诗词里，集中呈现的还是那个风流放逸的形象：“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选自江弱水《诗的八堂课》）

生查子·元夕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作为一门起源于欧洲社会的学科，人类学的诞生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传入中国也已经超过百年。

纵观人类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人类学自其发轫阶段便打上了浓浓的海外印记，从一开始人类学者便将其目光投向了远方，在异域之中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与他者的对话之中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远方、异域、他者已然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代名词。

追溯到人类学刚创立之初，人类学的鼻祖泰勒通过海外探险家、传教士、船员等人的日记、传记、游记等开展人类学研究，力图探讨人类的进化过程，解释人类的文化现象，去解答西方社会对“他者”异文化的疑惑。将民族志奠定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得人类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马林诺斯基，便是受到殖民地官员邀请前往海外做田野调查，并完成了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到海外去”成为欧洲人类学初学者的成年礼，作为人类学家的必修课，欧洲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并不新鲜，它是作为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基石。

美国人类学与欧洲人类学有所不同。一开始，美国人类学家主要是研究本土的印第安人，因而建立起体质、语言、考古、文化四大分支体系的人类学学科。美国随着经济的强大并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人类学家开始走向海外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外研究到达高潮。至今，海外研究仍然是美国人类学的主流。

走向海外是中国人类学独有的一个概念，因为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异文化，他们的研究本身就是海外研究，因此他们不必强调海外这一层含义。而中国的人类学，自从国外引进后，便一直致力于本土化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与尊重，也在国际人类学界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加上中国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后，对外战略也逐渐转变，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全球社会文化的研究也摆上重要的地位，因此海外民族志研究便基于这种历史传统与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快速发展起来。中国的人类学海外研究，与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也不尽相同。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与西方海外殖民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服务于西方的殖民统治。而中国近些年所倡导的海外研究，则是顺应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体系，与全球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趋势，其目的是为各国互相理解、和谐相处奠定文化基础，是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学研究。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突破自身社会与民族文化的界限走到全球社会中反观自身的有效形式，是面对全球文化转型的文化自觉表现。

(摘编自周大鸣、龚霓《海外研究：中国人类学发展新趋势》)

霾为何物？我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释义说：风雨土也，从雨狸声。可见霾是充满流动力量的一种自然现象。风雨交加，裹挟大地的尘土，伴随像狸一样的尖利声音，给人造成很大的压迫感。《诗经·邶风》的《终风》一篇中有“终风且霾”，说的是一位女子耳闻目染交替演进的四种天象——“终风且暴”“终风且霾”“终风且曀”“曀曀其阴”，不由忧从中来。

暴，大风迅疾猛吹；霾，狂风席卷扬尘；曀，狂风遮天蔽地；阴，天色阴沉黯淡。四种天象，紧锣密鼓，层层加码。携带尘土的霾，带土黄或橘黄色，让能见度大为降低。“终风且霾”，是否为今天人们所说的沙尘暴，我们尚难以得知。不过，席卷尘土的霾，古已有之，当无疑义。

在长江流域，“终风且霾”的几率，微乎其微。彼时，江南水乡泽国，山林莽原，到处都为生机盎然的树林、湿地、河流、湖泊。霾，在此时的南方文献中略有涉及。屈原《九歌·国殇》——“霾两轮兮絷四马”，此处的“霾”同“埋”，战车的两轮埋在土中，裹足不前。

在后世的汉语表达中，霾，屡屡出现。如唐代陆龟蒙“夫子又继起，阴霾终廓如”。杜甫“向晚霾残日，初宵鼓大炉”“涨沙霾草树，舞雪渡江湖”“洒落唯清秋，昏霾一空阔”。

自造字伊始直至19世纪末，霾的意义变化不大，始终在农业社会徘徊。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的《辞海》对其的解释是“大气混浊态的一种天气现象”，也看不出霾对身体有多大伤害。再大的风吹起尘土，不过是原生态的尘土罢了。此时，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尚未进入工业化门槛，城市的体量无法同今天相提并论。当伦敦、曼彻斯特等工业革命重镇率先饱受空气污染时，中国仍然为一派田园风光，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泥土味。

近年来，霾频频出现于中国城市及媒体报章。支撑霾字频繁现身的正是中国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进程及相对滞后的环境治理。不同于裹挟尘土的古代的霾，现今的霾携带了多种多样对人体有害的成分——汽车尾气、工地扬尘、燃煤烟尘。而且，城市越大，人口越多，建筑越密，与现代社会息息相关的霾比古代的霾，引发的关联效应愈加深广、复杂，已让中国的不少城市居民周期性地体会到“呼吸阵痛”。

从古至今，霾都为一种令天色浑浊的天象。风吹起尘土，形成了古代的霾。现今，在人工减排不畅的情况下，霾依然要靠风稀释、吹散。雾霾缠城，一阵阵大风将霾吹得无影无踪。因此，《诗经》中有“终风且霾”，风和霾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