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艺与政治

章辉

在古希腊哲学中，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在他们看来，文学反映了它们身处其中的政体的精神、主导性的观点和构建性的政治原则。从一方面看，艺术是关于审美的，而政治是关于治理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审美经验有助于促进德性培养，这样，艺术生产与政治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致力于构造美好的生活。从另外一方面看，艺术是关于自由的，而政治是关于权力的，这就构成了一种对抗关系。因为，如果政治是关于权力的，那么它也可能是压迫性的，它可能压迫追求自由的艺术。但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中，艺术对压迫的反抗不是通过明确的政治内容，而是借助非直接的、隐秘的美学技巧或艺术形式，比如运用讽刺、比喻、幽默、象征等美学手法对颠覆性的内容予以编码和加密，这种掩饰是艺术逃避审查保护自己的方法。

但是，艺术的外表，即非直接、隐蔽性、致力于颠覆的美学形式与其政治效果之间存在矛盾。使用公开的颠覆性内容就违反了法律，只能在美学技巧中表达颠覆性的内容，但必须让这种美学形式广为人知，即人们要能够熟悉理解这种艺术形式。如果形式太过离奇或技巧性太强而难以被大众所理解，就削弱了颠覆性政治内容的传播效果；如果政治内容太过直接，则这种艺术只能保持在地下状态，比如“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诗歌。

在压迫性的社会，艺术要追求自由。如中国现代文学中普遍有民族解放的主题，因为中华民族要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但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中，艺术更多地关注个人的问题，于是，艺术的目的是为了自身，为艺术而艺术这种观点就出现了。但艺术一旦去除了社会政治这一宏大叙事，就可能琐碎化为娱乐。

自律主义主张艺术独立于政治，艺术应该维持中立的纯粹超然的姿态。艺术占据的是理想的领域，政治则是权力领域。一旦结盟政治，艺术就腐化了。此时，艺术的形式还存在着，但其内容已经改变，艺术受雇于政治运动，最终导致权力迫害。但是，艺术不可能不对社会包括政治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复杂的。现代诗人奥登在他的纪念叶芝的死和关于爱尔兰政治的诗歌中说，诗人不能导致任何事情的发生。这只是一般的情况，在某些时候，艺术确实具有政治影响，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推动了美国的废奴运动，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宰场》仔细描绘了肉食加工业的情形，这部著作出版后，肉食工业的改革在美国开始了。

一方面可以说，任何文学作品是社会政治因素的产物，因为作家的人格是为他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塑造的。另一方面，重要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流派对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它摧毁禁忌、规则和社会偏见，这就有助于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反过来促进了社会和政治变革。我们可以研究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但要考察作家对其社会时代的影响就很难。

（有删改）

最早对屈原给予高度评价的，是西汉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和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本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的话，盛赞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也许是由于距离屈原时代较近，对屈原精神的感受较为真切些吧，刘安、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显然还不算偏颇：它既看到了屈原对君王、宗国的忠贞之志，又看到了他不与黑暗世道和“浊秽”同流的抗争精神和高洁之行。在“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热烈颂扬中，表达了对屈原双重精神的崇仰钦敬之情！不过，司马迁还有一段评述，表明他对屈原精神有着深一层的认识：“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一评述，在肯定屈原“竭忠尽智”的同时，更强调了他的“怨”君色彩。这就使屈原身上那富于“怨怼”抗争精神的一面，鲜明地凸现了出来。

这一点也为东汉史家班固强烈地感受到了。所不同的是，为司马迁所深心理解的这种“怨怼”精神，却遭到了班固的猛烈抨击：“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班固的评判抓住了屈原精神的重要侧面，即对于黑暗势力的不屈抗争精神。就这一点说，班固并没有看错。只是班固过于敏感，以为屈原的这种精神，对封建统治阶级颇有妨害，而采取了激烈排斥的立场。这一立场在今天看来似乎很难理解，但在封建时代却曾得到过不少回响。如北朝儒者颜之推，亦曾指斥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而将他置于“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的长长名单之首。唐代苦吟诗人孟郊，也不满意屈原的“怨怼”，作诗批评说：“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宋人葛立方，对屈原不从渔父之劝、忿怼沉江的激烈之行，更表示了极不赞同的意见：“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于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这些都足以证明，屈原最早所影响于历史的，不是所谓“忠君爱国”精神，而是那不与浊世同污的忿怼、抗争精神。

东汉王逸，是首先以屈原的“忠贞”来对抗班固批评的著名大将。他在《楚辞章句》中激烈反驳班固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这是将屈原的双重精神，引向“忠君”方向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它巧妙地化解了人们对屈原“忿怼”抗争之行所抱的疑惧心理，因此得到了唐、宋之际许多著名人士的热烈回应。如魏征称赞屈原这样的“离谗放逐之臣”，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给了屈原以高度的评价。就是唐太宗，也以孔子“臣苟顺者，不得为忠”之义，肯定了屈原“孤直自毁”的“忠”节。政治改革家柳宗元，还针对班固以为屈原不可与日月争光的说法，引征《春秋》之例反驳。宋人洪兴祖则盛推屈原“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不忘，臣子之义尽矣。”严斥班固、颜之推之说“无异妾妇儿童之见”。这些都是鲜明地站在“臣子之义”立场上，标榜屈原“忠正”、“爱君”精神的代表性评价。至于屈原身上那强烈的抗争精神，除了生性不羁的自由狂放之士李白，曾发出过“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屈宋长逝，无堪与言”的感慨，表示过相当的共鸣外，很少有人再提及了。

（选自《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