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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论
陶东风
“文”、“质”作为对举的观念范畴，源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本是就其理想人格“君子”发论，后世论者一般认为早在先秦时期，孔子便已注意到了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孔子所说的“文”，指的是外观形式的文采。孔子所说的“质”，有人认为指内在实质，即内容；有人认为仍然是指形式表现的质朴无文；也有人认为这两者其实是相通的，表现形式的质朴无文，是由内容的质朴所决定的。“彬彬”，或谓“文质相半之貌”，或谓“文质备也”，或谓“美盛”之义，文质彬彬，即文质并茂。尽管后人释有歧义，但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就是强调文质统一，则无疑义。“文”与“质”的关系，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就统一性而论，必有其“质”，方有其“文”，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矛盾性而言，“文”可以反作用于“质”，而对“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就构成了传统文论中的“文质”统一论。先秦诸子百家中也有把“文”与“质”的对立加以绝对化的说法，如道家、墨家和法家的理论实质有所不同，但都表现为重质轻文，甚至持“文灭质”之论。
“文”被看作人为外加的甚至是扭曲本然的虚假饰物，他们要求去文就质。这一极端化的“文质”说，影响远不及儒家传统文论的“文质”统一说。汉代的扬雄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文质兼备的思想，认为只有“华”、“实”相副，才能体现君子风范，文质彬彬，合乎礼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重文轻质的倾向，特别是六朝的文学创作，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六朝人把“文质”概念引入文学领域，文与质基本上是指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且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刘勰还把“文质”的辩证统一关系看作是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内在基本因素，因而从理论上努力概括“质文化变”的历史潮流和审美规律，以期文艺创作及其理论批评的健康发展。魏晋南北朝的文质观念突出了“文”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使中国古代文学自觉的时代终于到来。
唐人魏征在《隋书·文学论传》中指出文质二者的特点以及在文学中的不同表现：“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若能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他所称“文质”，总括了南北二地文学风格和风尚爱好的不同，强调取长补短，以达“文质彬彬”的完美境界。这是传统文论中“文质”内涵的扩展。
宋明道学家多重质轻文，主张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道胜而文不难自至。
清代的“文质”观念，多在前人的基础上沿袭和发展。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云：“文以质立，质资文宣。”“质”是本，是体；“文”是象，是用。“质近内而文近外，质可生文而文不能生质”。但是“文”也不是“质”的简单形式，更不是可有可无的，“质资文宣”，就是“质”待“文”现的意思。这是对前人文质观念的沿袭。由于“文”与“质”作为文艺创作的两大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文质”有时又可指风格和风尚，其中包括时代风尚、地方风尚、文体特征和个人风格等，这则是对前人文质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清代古文复兴，古文家大都突出“质”的重要。如桐城派主将方苞在《杨千木文稿序》中指出：“文者，生于心而称，其质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言公》中甚至认为：“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
总之，中国古代“文质”理论的深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发展的艺术辩证法，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文学理论意义。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有删节）
【小题1】从原文看，下列对“文”“质”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文”“质”作为对举的观念范畴，源自孔子对理想人格“君子”的发论。

B．孔子所说的“文”是指外观形式的文采，对于孔子所说的“质”，后世之人的看法却不相同，但都表现为重质轻文。

C．孔子提倡的“文质彬彬”，也就是“文质”统一说，自汉至清这种观点影响更为深远。

D．“文”与“质”的关系，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对立的一面，这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发展中的艺术辩证法，具有重大的意义。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A．后世论者早就认为在先秦时期，孔子便已注意到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

B．魏晋南北朝的文质观念突出了“文”的文学性和审美性，迎来了中国古代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C．道家、墨家和法家的理论实质相同，都表现为重质轻文，甚至持“文灭质”之论。

D．“文质”有时又可指风格和风尚，这是传统文论中“文质”内涵的扩展。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儒家文质论受孔子影响，强调文质统一，文与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B．中国古代“文质”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文学理论意义。“文采派”与“本色派”仍将长存于文坛。

C．清代古文复兴，古文家大都突出“质”的重要性，其中代表人物有方苞、章学诚等。

D．刘勰看重”文质”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在理论上的成就，带来了文艺创作及理论批评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