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诗人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一“经验之谈”因为符合人们的朴素、直观的印象，所以历来被奉为圭臬。然而这种看法正因为带有朴素、直观的性质，所以不完全符合思维科学。

当然，要想写出好文章，多多读书以及在生活实践中积累经验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为了进行新的工作，从事新的创造，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就只能作为原料来运用。任何书本知识都不能直接变为简报、讲稿、文艺创作或其他任何文章（除非抄袭），这就如同木料不会自动变为家具一样。

再就专业特殊能力的锻炼来说，“读书破万卷”只是突出地锻炼了记忆力，而并未强调对感受、联想、想像、思维等能力的锻炼，因此也就没有准确而充分地揭示具有综合性的专业特殊能力的养成途径。在一般的读书过程中，大脑各种功能的发动大都是无意的、自发的；只有在目标明确的专业创造和专业写作过程中，为了有效地达到目的，这些功能才非拧成一股绳不可。所以，具有综合性的创造能力主要是在创造的实践中养成；具有综合性的写作能力也主要是在写作实践中养成。不经过创造与写作的直接实践，而认为只要“读书破万卷”，就能“下笔如有神”，那是不可能的。杜甫七岁就写了歌咏凤凰的诗，直到晚年也还是“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可见他主要是在作诗的实践中成为大诗人的。他说“读书破万卷”，只是强调了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决不可以把任何一个“必要条件”当作“充分条件”来看。

事实上，知识原料加文字表达还不能成为文章。因为任何一个原料要变为一项特定写作任务中的实际内容，还需要经过提炼加工。

在任何创造性的思维过程中，对各种客观事物的反映（即知识经验）进行联系与反联系的能力总是要起极为重要的作用；前者主在立新，后者主在破旧，二者又总是难分难解地互相依存与制约。然而能够结出创新之果的联系与反联系却并不是一望而知、一思即悟的。

就联系而言，在写作中，富于新意的内容无不表现了知识经验之间的联系。例如归纳论证需要举例，有的人看别人的文章，总觉得其中所举的例子是自己早已熟知的，可是在他自己写作的时候，却不善于在这些例子中归纳新意并加以论证。再说到反联系，也同样要对现成的知识经验进行深思熟虑，才能在早已被人公认的联系中打进楔子，破除习以为常的误解。总之，现成的知识经验总要经过种种分析综合、提炼加工，才能被有效地应用于新的创造或新的写作。

一般的读书虽然也要开动脑筋，但因为没有明确的目的和任务的催逼，所以即使有一些新的想法也只是自然出现，而不需要作更加自觉的努力，去扩大和加深新的想法，使之成为具有一定完整性的创造。而在明确的创造目的和艰难的写作任务催逼下，开动脑筋才有一定的方向，脑力劳动才有深度和强度；而且在把思考的结果表现为文字时，还要求内容更为精密，表达更为准确。这种锻炼显然不是看了书想一想所能够比拟。所以光是一般地强调积累知识和开动脑筋，还不足以使创造能力、写作能力得到实际的提高。

（节选自金开诚《对写作的几种误解》，有删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样，儒、道、墨、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