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科幻大片《流浪地球》热映。对这部科幻片，不乏批评和质疑的声音，认为其中的科学设定有误，也有明显的科学性硬伤，但这实际上瑕不掩瑜。需要说明的是，科幻小说是小说的一种，既然是小说，就该允许有虚构和文学化想象，这与武侠片里飞檐走壁的轻功具有相似的功能。说到底，科幻小说和科幻大片有助于吸引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科技的兴趣，进而支持科技事业发展，但其本身不承担科普功能。科幻片上映后，传播面非常广泛，具有全民性的影响力，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商业行为，更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软实力，会带动一个国家制度和民族共同价值观的输出。

中国人在科幻片中“搏击太空”并不违和。很多好莱坞科幻大片的基调都是，在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美国英雄出手才拯救了人类。在此类价值观的长期熏陶下，对美国文化的认可就会产生精神上的向心力。而《流浪地球》向全球观众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当人类面临危机时，是国产英雄力量通过中国人的方式站了出来。《流浪地球》的火爆，也打破了部分人的认知窠臼：长期以来，国内对硬科幻市场的开拓并不被看好，有人认为观众还不具备鉴赏力，也有人认为制作流程能力和技术水平还不够。《流浪地球》则用事实回应了这些质疑，使得中国人搏击太空的行为不再违和。

国内硬科幻电影创作力量还很薄弱。硬科幻电影的投资规模很大，资金需求往往上亿甚至十几个亿，且是一种风险投资，其投融资模式还有待探索。科幻大片的前提是优秀的科幻小说，目前国内科幻创作的队伍还十分弱小，甚至还没有以写作为生的职业科幻作家。具有全民知名度和市场号召力的科幻作家，更是屈指可数。硬科幻电影的特效制作，既要有宏大的想象力，又要有细腻的真实性。在《流浪地球》中，利用木星引力让地球加速，利用行星发动机进行重核聚变，建设规模宏大的地下城市等场景，都是后期特效制作出来的。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既要有对艺术深刻的鉴赏力，又要有坚实的理工科背景。在这方面，我们人才储备远远不够。

硬科幻电影制作也需要全流程保障机制。美国科幻大片着眼于利用电视电影强大的传播力来进行科学文化传播。这种方法的实现，需要两方面的制度保障：一方面是建立电影和电视作品的科学性审查机制，这并非不允许“大胆想象”，而是要尽力避免伪科学传播；另一方面，在硬科幻电影的编剧、导演、道具制作等环节，要建立科学家、工程师、科普专家参与到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机制。美国科学院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对接机制，当导演、编剧等电影制作方需要对某个专业问题进行咨询的时候，可以找到相应的专家进行把关，提供咨询意见。《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基普·索恩，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所在的大学为他参与电影拍摄提供学术休假和职位保障，这样做的目的，既确保了电影的科普功能，也有助于彰显大学对社会的贡献，提升大学的声望，这就是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

《流浪地球》让我们迈出了中国原创硬科幻电影的重要一步，今后我们还将面对《三体》等更高难度的拍摄题材，建立硬科幻电影制作的全流程保障机制，显然已箭在弦上。

(摘编自郑永春《我们离硬科幻电影时代还有多远》)

儒墨之争给儒学带来了什么

孔德立

①早期儒学的传承创新　　是早期儒家自身传承的结果，　  是排拒与融合其他学说的结晶。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是儒、墨两家争鸣的重头戏，对儒、墨学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凸显出早期儒学的传承与创新路径。

②《墨子·公孟》篇批评儒家有“四政足以丧天下”。其一，儒家不重天、不信鬼，导致社会上的恶人毫无宗教敬畏感，民众也失去了批判社会的武器。其二，厚葬久丧，既耽误生产，又靡财费时，加剧生活贫困。其三，弦歌鼓舞，助长统治者的奢侈腐化生活。贵族们的一顿饭“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辞过》），如果再沉溺于弦歌乐舞之中，奢侈之风会更加兴盛。其四，宣扬“命定论”，使贵族与平民各安其位，泯灭了民众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斗志。墨子认为，儒学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众，根源在于儒家“仁”说。“仁”首先是血缘之爱，以“孝”为中心，然后在家庭宗族、邻里乡党、朋友君臣中次第展开。墨子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各私其亲，不能以对待自己亲人的方式对待他人。鉴于此，墨子提出了“兼爱”的主张。

③“仁爱”与“兼爱”是儒墨之争的核心问题。要击退墨家的进攻，必须彻底揭露兼爱的危害。恰好，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举动暴露了墨家的理论缺陷。墨家赞同薄葬，批评儒家的厚葬主张，而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做法正违反了自家学说。当孟子批评夷之时，夷之却以儒家主张的“若保赤子”为借口，辩解说“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亦为儒家所赞同。孟子对夷之的论调予以坚决的反击，他指出，丧礼的真正内涵不在于财产的多寡，而是源于子女发自内心对父母的真爱情感。墨子津津乐道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兼爱精神，实际上是把特定情感庸俗化了。孟子认为，墨家把他人之父视为己之父，消弭了父亲的特定内涵。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儒、墨在仁爱与兼爱问题上有着不可弥合的分歧，因此，孟子才尖锐地批判墨家的“兼爱”学说，认为其会使人成为无异于“禽兽”的“无父”之学。

④传统说法认为，孟子辱骂墨子为“禽兽”，遂以为孟子与墨子的学说是对立的。但如果把墨学置于孔孟之间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孟子在捍卫儒家仁学核心价值的同时，亦悄然对墨学进行了吸收。性善论与仁政学说是孟子对儒学的新贡献，但如果我们只注重孟子对儒学的传承的一面，很容易忽略墨学对孟子的影响。孟子直接说人无仁义礼智则“非人”。可见，善性已经成为做人的必然条件。那么，孟子性善论的至善源头到底是什么呢？

⑤如果我们考虑到墨子对儒家的批评，不难发现，墨子对“天”与“善”的论述正被孟子悄然吸收了。《墨子》书中“天民”一词出现2次，《孟子》书中出现了3次。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词却不见于其他早期儒墨两家著作。墨子把至善之天与民连接以来，为人性找到了至善之源。“爱人利人以得福”（《墨子·法仪》），扶危救困、爱人利人之人，获得天佑而得福。墨子虽未明言人性善，但推行兼爱之人必定以人之善性为前提。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中》）的主张，从“农与工肆”中选拔官吏的提议，均是墨子提升民众地位的举措。经过墨家的宣传及实践，墨子的这些主张已经唤醒了民众积极争取自身利益的意识。在风起云涌的墨家“革命”之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此外，孟子“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的论述，既坚持了儒家仁爱的核心价值观，又受到了墨子“行天下大义”的影响。墨子“非乐”，孟子则劝导统治者“与民同乐”，把墨子认为贵族专享的乐舞文化转化为了君民共享的社会财富。

⑥经过孟子对墨学的融合、排拒与吸收,儒学已不再是曲高和寡的贵族式的内圣修身之学,而是发展成为兼济平民的外王之学。从孔子到孟子，儒家在坚守仁学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又吸收墨学之“义”，走出了一条主体性传承与包容性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