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新诗的语言形式

在语言文学中，没有一种文体比诗歌更富有形式感。离开诗体语言，何以言诗？衡量一个诗人造诣的高低，首先要看他对诗体语言的创造能力。诗人的人格魅力，只有通过语言形式的艺术表现力，包含于诗美的魅力之中，才具有诗的价值。我们不能认同关于新诗的“裸体美人”论、“散文美”论，就是因为它们抹煞了诗歌形式自身的特性，忽略了诗体语言所独具的诗美能量生成的艺术转化。诗的意义和本质，总是包含于语言形式之中。新诗应是诗意本体与形式本体的真正融合。

新诗的形式要素，包括内形式（隐喻结构、情绪节奏、心理逻辑等）与外形式（词语、体式、音节、韵律、色彩等）。实际上，诗的外形式与内形式是不可分的。新时期诗歌向内心的突入，促成了“内形式”建构，而对“外形式”的轻视甚至抛弃，造成了诗形的严重缺失和诗美的消减。“外形式”是对诗人的基本技艺和语言智性的验示，形成汉语诗歌特有的形式美，凸现出诗的表征，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没有“外形式”，“内形式”就失去了依托。同样，“内形式”是对诗人的灵魂和生命体验的显影，没有“内形式”，“外形式”也成了空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半自由体、民歌体，因缺乏内形式（也有诗情虚假的原因），导致诗意肤浅或空泛。一首优秀的诗歌，总是内外形式健全完美，高度融一。

新文学诞生近一个世纪以来，为什么新诗未能取得像小说、散文那样长足的发展？新诗语言形式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大概是其主要原因。

　　新诗语言形式的生命力，在于发挥现代汉语的特色。既要顺应中国人的现代生活节奏，从大众口语和民歌民谣中汲取活力，又要善于从优秀的古典诗词中汲取艺术营养，接通新旧诗之间的血脉联系；既要从寻根探源中发掘汉语诗意（诗性）的闪光点，在打破和摆脱诗体语言的束缚中建立新诗体格式，又要将汉语诗歌艺术置于世界诗歌艺术的潮流中，从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诗歌语言艺术的对话中显示出新异感和光色。

新诗语言的规则性与心灵抒发的自由性，是一组矛盾。诗人的本领就在于能够在二者的对立统一中获取诗创造的自由。亦如跳舞，一旦谙熟舞步，即可从别扭进入自由的状态。确立新诗的形式本体意识，就是要实现新诗创作从“走路”进入“跳舞”的艺术转变。

（节选自《人民日报》1999年1月9日)

《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之”（《寓言》）。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庄子》一书，大都是用“三言”形式说理。这三种形式有时融为一体，难以分清。“三言”之中，“寓言十九”（《寓言》），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庄子》内篇及外、杂篇中的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的主干。大量运用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的寓言，使《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以捉摸。如《逍遥游》前半部分，不惜笔墨，用大量寓言、重言铺张渲染，从鲲鹏展翅到列子御风而行的内容，并非作品的主旨，只是为了用他们的有待逍遥来陪衬、烘托至人的无待逍遥，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个主题句，却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

《庄子》结构线索上的模糊隐秘，并不意味着文章结构缺乏内在联系，而是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把看似断断续续的孤立的寓言与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在一起，融为一个有机体。《逍遥游》的主题是追求一种“无待”的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文章先为主题作铺垫，然后是主题的阐发，最后结束在至人游于无何有之乡的袅袅余音之中。内篇中的其他作品，也是在明确的内在主旨的统领之下，以各种各样的寓言，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形象的展示，最后完全避开逻辑推理下判断，而以抒情诗般的寓言作结。《庄子》内篇，可以说是哲理抒情散文。   

《庄子》一书的文学价值，不仅由于寓言数量多，全书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集，还在于这些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庄子》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奥玄妙，具有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用概念和逻辑推理来直接表达，不如通过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象征暗示。同时，从“道”的立场来看待万物，万物等齐一体，物与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且，庄子认识到了时间的无限、空间的无限、宇宙的无穷，他不仅站在个人的立场看待世界万物，也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世界万物，因而，《庄子》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 

（摘编自聂石樵《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