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的繁荣

①孔子教导学生一定要学诗，因为诗是调理性情的工具、参与社会的素养、增广见闻的途径。这说明在孔子的时代，诗就是上流社会交往的话语，“不学诗，无以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到唐代得到了发扬光大。在唐代，欣赏诗的人不再限于少数世袭贵族，而扩大到了广大士庶；吟诵的诗歌也不再是像《诗三百》那样的成品，而是出自于同时代人的当下创作。在唐人的生活中，诗歌活动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②在唐代，诗歌活动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构成元素。举凡庆典、饮宴、游览、欢会、送别等场合，都要有诗歌活动。如果没有诗歌的加入，这些活动就大为逊色，甚至不成其为某种活动。

③在唐代，人们习惯于用诗的语言来传达思想和情感。举凡言志、抒怀、问讯、陈情、干谒、请托、公告、谈艺等活动，都可以用诗来表达。在许多情况下，诗可以代替各种文体，人们可以用诗来表达任何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④在唐代，能诗是一个人具有文化素养的标志，是参与上层社会活动的必备条件。读书人要想步入上层社会，就一定要熟悉上层社会的语境。在“不学诗，无以言”的生活氛围中，诗是最有效的资质证明。一个孤立无援的士子，完全可以凭借诗艺进入上层社会。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向韦左丞陈情：“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杜甫看来，能诗是“立登要路津”的充分条件。

⑤中国诗歌传统在唐代得以高扬的关键是皇帝的提倡。皇帝在这一社会风气的形成当中起到了一个核心的作用：由皇帝到王公贵族，由官员到百姓，由宫廷到京城，由京城到州县，不断向外扩散，最终形成了全民尚诗的社会风气。早在贞观年间，太宗就开启了这一风气。当时君臣们就认识到，诗歌活动不仅是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是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此后历代君主相沿成习，并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立文馆，招翰林，取科士，从制度上保证了诗人们进入到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这种激励作用是巨大的。宋杨万里《黄御史集序》亦云：“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盖当时以此设科取士，士皆争竭其心思而为之，故其工，后无及焉。”可见朝廷一系列激励政策为这种生活方式的推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选自吴相洲《唐诗繁荣原因重述》，有删节）

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大量不同材质的古代手写文本陆续出土，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社会和文学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古代手写文本自身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学者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手写文本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和传世的印刷文本进行比较。如果用印刷文本时代的背景知识来衡量手写文本，会发现手写文本与印刷文本相比，不仅相同内容的文本文字和内容出入很大，手写文本的组织结构和样态也与印刷文本存在很大差异。

而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虽然写本从来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但在印本已成为人们阅读的主体和主流以后，人们对文本的知识都深深地打上了印本的烙印。带着这样的知识烙印来阅读和硏究古代写本，就容易出现认识的误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关注写本特点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写本学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古代写本学是研究历代手写文本的学问，其研究对象包括自先秦至明清的手写文本，即先秦至汉晋的简牍、绢帛写本，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黑水城写本、宋代的徐谓礼文书和宋元以来的契约文书、明清档案，以及其他古代写本。

中国古代写本的质料主要是简牍、绢帛和纸。自春秋战国至东汉，是简牍、绢帛写本流行的时期，可以算作写本阶段的第一个时期；自东汉至宋为纸本写本时期，这是写本阶段的第二个时期，也是其全盛期；第三个时期是宋至清，这一时期印本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写本仍然存在，可以称为印本阶段的写本，或写本后阶段的写本。

写本学关注的是写本的特点。总体说来，写本学主要关注的是写本的材料、书写工具、书写者，以及写本的形态和文本内容方面具有的一般性问题和方法问题，其关注重点不在某件具体写本，而是众多写本存在的一般问题和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法。

印本和写本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即一为印刷，一为手写。就功用而言，写本或手稿主要有两方面用途，一是满足个体需求，一是满足社会需求。就满足社会需求而言，印本明显优于写本。满足批量需求的写本虽然内容是相同的，但写本的制作过程是个体的，出错的概率远高于印本。即使同一个人重抄相同的文本，也很难保证不出差错。所以，唐代官府和寺院都有专门的抄书手和校对人员，重要的文本都要经过反复校对。印本就不同了，只要仔细校对了底版，就可保证不出错误，可以完全避免写本因制作过程的个体性造成的阅读障碍。由此看来，社会需求特别是大批量需求应是印本流行的主要动因。

印本流行以后，写本的社会需求的功能被印本取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写本的逐渐边缘化，古代写本和印本的差异也不再为世人所知。因此，写本学的任务就是把写本的特点揭示出来，为人们准确地理解古代写本，正确地利用古代写本提供方便。

（节选自2019年4月8日《光明日报·中国古代写本学的特点》）

民谣谚语，是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经验的高度总结与卓越智慧的长期积淀，有着极为丰富、深厚的内涵，是极富特色的传统民间文化的形式之一。

两宋时期的民间谣谚中，有大量的倡导廉洁、颂扬廉政的内容。宋人认为：“为官之要，曰廉曰勤。”岳飞更是直率地指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至于名相范仲淹，则其境界更高。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这些至理名言，后多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转化为歌谣民谚。

另外，当时还有劝廉、守廉的民谣。例如：世常羞贫贱，贫贱非我羞；人人为官莫敛财；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些或诗或歌的民谣，代表了广大民众希望官场廉洁、官员廉正、不奢侈、莫敛财的良好愿望。

据传，当时民歌谣谚中还广为流传着宋真宗写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诗歌中既有劝人勤学苦读的用意，也将读书、做官、发财之间的关系写得清楚明白。但不论怎么说，学而优则仕，总比不学无术、只顾投机钻营和贪赃枉法要好。因此，时人又唱道：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粟。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为官去贪污；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

两宋时期，大量的民谣谚语表达了人们对贪官污吏的愤恨，尤其是对北宋末年童贯、蔡京、朱勔等人的切齿之恨。如贪官朱勔受宠，仅家奴即有百余人封官赐爵。其中受金带者就有数十人。当时民谣说：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以贪污勒索的钱财而换取的腰带到手后，又被高价转卖，从而大获其利。因此，人们对贪赃枉法之徒愤慨至极，认为“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有些诗歌民谚还揭露了贪官的罪恶与崇拜金钱的无耻嘴脸。南宋初，大将张俊所领士兵因自臀而下，文刺至足，故有“花腿军”之名。然而，这些花腿军成了他的私仆。他役使这些“花腿”搬运花石，在杭州为他修盖太平楼。当时民谣道：“张家寨里没由来，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贪官污吏无耻，他们崇尚“欲得富，须胡做”之道。其中，王黼尤为突出，他公然把各种官职按不同等级定价出售。于是，人们为他编了顺口溜：三千索，直秘阁；五千贯，擢通判。以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甚至无官不贪。官吏贪污，实同盗贼，有时，贪官为害甚至倍过于贼。

在西夏的反贪文化中，同样有许多哲理性、思想性、文学性三者兼具的民谣谚语。如对贪官污吏追逐升官发财、贪婪成性、唯求享受的寄生生活抨击：“又穿华服，又贮财宝，不用借债；官爵已升，宫室已成，不缺用品”；“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再如：“世上正事三件：“畜牧、耕作和商贩；天下坏事三件：骗盗、贪索和赌钱。” 这其中，既有控诉，也有讽刺，还有劝善戒恶等。

(选自王春瑜《简明中国反贪史》，有删改)

散文的非对称原则

要谈非对称，首先要回答何为对称。所谓对称，原指图形或物体对某个点、直线或平面而言，在大小、形状和排列上具有一一对应关系。如飞机、蜻蜓的两翼，人体的四肢等。这既是数学、物理上的专有用词，也是哲学上的。譬如上下、左右、前后、黑白、虚实等等。

文学创作有没有对称的关系呢?显然是有的。这种对称，反映在作家身上，主要是对作品认识的程度，可以说是概念上的。有人说，散文无外乎叙事、议论、抒情三种，但也有人说，谁规定这三种模式了，难道公文不算散文吗?

2016年12月17日，《新京报》刊发《江苏80后女法官‘诗意判决书’走红》一文，大意是女法官因在一起婚姻判决书中写出了“生活平淡，相辅相成，享受婚姻的快乐与承受生活的苦痛是人人必修的功课”“人生如梦，当婚姻出现裂痕，陷于危机的时刻，男女双方均应该努力挽救，而不是轻言放弃”等感性文字而遭到质疑。到底判决书该不该出现这样的文字？我个人认为，这个判决书是带有一定非确定性的，它的非确定是相对于传统固有的判决书模式而言。但女法官的感性文字也并非违背判决书文字确定性的要求，她的文字意义不是模糊的。因而这个判决书是成立的，甚至是一篇独特而优秀的判决书。

近些年，文学界出现一个术语，叫“类型化写作”，指的是在内容或表现形式上的接近。这种类型化我倒喜欢用对称性写作来形容，即许多人的文章在写作题材、表现手法上类似，作品里有别的作家的影子。以散文来论，当某一类散文受到欢迎时，很快就有一大批的跟随者、效仿者。必须说明的是，我并不极端否定向他人学习，我写散文学习过鲁迅和朱自清，近些年也借鉴了孙犁的风格。但我们在继承前辈作家的同时，要结合自身的条件，进行创造性的实践。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文艺在总体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人们有更多期待，即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我觉得，当下的作家不缺少对称性的常规武器，缺的是非对称性的一剑封喉性的利器，要获得这个利器，必须在向前人、他国借鉴的同时，学会思考，根据中国国情做出自己的判断，放弃自我是不能过分提倡的。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你不可能真正找到自己的利器。至于在散文创作上，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非对称手段，那就要看不同人的不同智慧了。相信再过几年、十几年，新的散文风格一定会出现。

（摘自中国百家文化网《文学理论》）

①从我国绘画史上看，历唐以后，从五代至宋，元，山水画高度发展，画论也相应地开始触及山水画的特殊艺术境界问题。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山水树石”一节中，曾有关于“意”的说法，但没有涉及意与象的关系问题。宋代是山水画的成熟时期，山水画理论也日趋形成。杰出的山水画家郭熙，在山水画的创作和鉴赏中，开始具体地阐发了“意”这一概念，并说“境界已熟，心乎以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源”，可以看出郭熙已经接触到山水画意境范畴的问题。元代山水画，在主观意兴表达方面，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但在画论中都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意境”的概念。至明代笪有光，才在其所撰的《画筌》中，第一次使用了“意境”一词。他不仅发展了荆浩的“真景”说而提出“实境”、“真境”、“神境”论，而且还对郭熙所触及到的“意”与“境”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有了进一步发挥，已经论述到山水画“境”范畴的一些问题。可以说，山水画意境说，是从笪有光开始正式提出的。以后明、清两代画论中，对意境范畴中的一些问题，有了进一步阐发，构成了我国古典山水画论中的意境理论。

②在山水画的具体创作时营造什么样的意境，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精心地构思、立意，做到意在笔先。胸有成竹，才能有的放矢。构思是指作者孕育作品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它是决定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一步，其主要任务是将生活素材在头脑里加工成全新的完整的艺术形象，它包括立意、选材、确定表现形式等，其核心内容是立意为象，即确定作品表现的主题，而主题内容各式各样，有的简古，有的奇幻，有的秀美，有的苍老，有的淋漓，有的雄厚，有的情逸，有的余味……不论何种意境的营造都需经历一个以情观景、触景生情、寄情于景，最后达到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奇妙境界的过程。当然要想达到最高境界，除了作者必须具备的绘画技巧外，还要有一定的先天禀赋和“功夫在诗外”的修炼和积累。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提高构思，立意能力的根本途径。

③纵观历代名作，留白成了创建意境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山水画在意境层面上的另一个升华。创造画之意境的手法有很多，运用这些手法是为了加强空间境想的感染力。留白就是造成这种感染力的手段之一，它留给观者再创造的空间。宋代的扇画中空白几乎占了画面的一半以上。如《秋林水鸟》《岩关古寺》，前者画的水畔一角，既没画水，也没有交待对崖，作者画的是山岫一隅，既没有画远山，也没画云雾，但使观画者并不感到缺少什么，反而能产生远远超出画面的联想，画是空间艺术，在动态和静态的描绘中多以动中求静，静中求动，一直在生着，动着，在谐和而有规律的状态中活动着，使画面产生美学上的价值和观赏性。留白成了山水画的一种特殊语言，山水画在平远、深远、高远的空间建构中，不自觉的使留白成了创设趣味和意境的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