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篆刻艺术史

刘恒

中国的印章最初是用在制陶工艺方面。古人在石制或陶制的印面上雕刻花纹，先在湿润的泥坯上钤盖出印迹，然后烧制成陶器。这类原始陶印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多次出土。进入青铜时代后，印章的材质也转变为铜制。早期印章上镌刻的都是图案花纹或族徽（民族标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对于昭示权力和质证取信的需求不断扩大，由此，刻有官职名称或人物姓名的文字印章已经普遍使用。后世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章称为“古玺”。

从战国到魏晋南北朝，中国的印章一直保持着高度成熟和繁盛的发展态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印章制度严格规范。从战国古玺开始，国家政权对于各级官府所用的印章从名称、文字到形式规格都有严格的规定；其次，各个时期官私印章所采用的文字都是当时的通行标准字体。从先秦到魏晋，汉字形体产生很大变化，然而由于各个时期印章用字的规范，不仅保证了印章制度的连续性，也使后人通过文字特征可以清楚了解整个印章历史的演变脉络；此外，印章材质和制作技巧的多样性，使印章在作为昭示取信象征的同时，更增添了巧施匠心和赏心悦目的艺术价值。从材质来看，战国以后的印章以铜质为主，但根据主人身份或用途不同，也有金、银、玉、石、铁等不同质地。在制作形制上，以方形为主，也有长方、圆形乃至三角形等不同形状。在表现形式上，既有阴刻的白文，也有阳刻的朱文以及朱白相间的手法。这些多样的手法，为印章在实用基础上融入更加灵活生动的艺术追求提供了可能。

唐宋以后，官方印章在登记和规范的制约下，逐渐趋于整齐僵化。与此同时，作为文化艺术的主体，文人士大夫开始关注并参与到印章的创作活动中。由此，中国印章艺术实现了一次完美的升华——演变为一门中国文化特有的篆刻艺术。

随着宋代的米芾、元代的赵孟頫等一批杰出的文人艺术家在印章设计制作上的参与，印章艺术进入一个全新境界。此后的篆刻，已不再局限于镌刻官职、姓名来昭示身份与权力，而是通过姓名、字号、斋馆名称、成语警句乃至诗词篇章等内容来表达情趣志向。篆刻艺术使印章超越实用的功能，成为文人艺术家表达审美追求的重要而独特的方式。

元代王冕首创以叶腊石镌刻印章以后，文人艺术家们开拓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不仅自己挑选内容、设计文字及布局，更动手操刀刻石，独立完成每方印章。明清时期，众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都在篆刻艺术上倾注心血，其中包含他们的学识修养——对汉字形体特别是篆书字体的研究和理解，包含他们的兴趣爱好—对古代文物的喜好模仿，同时也包含他们的经验技巧——对印面布局的设计以及各种刀法效果的掌握。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篆刻艺术迅速走向独立成熟并孕育出异彩纷呈的不同流派风格。

中秋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但对这个节日是怎么起源的，又源于何时等问题，历来说法不一。笔者近读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卷二有关于中秋节起源的记载，对回答中秋节是怎么起源和源于何时这两大问题大有作用。现将这段文字照录如下：

十五日，寺家设馎饦饼食等，作八月十五之节。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老僧等语云：新罗国昔与渤海相战之时，以是日得胜矣，乃作节，乐而喜舞，永代相属不息。设百种饮食，歌舞管弦以昼续夜，三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乡国，今日作节。

此文所记为唐文宗李昂开成四年(839)事。

圆仁关于中秋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的记载，大致可信。因为我国古代一些专记岁时的专著如汉崔亮《四民月令》、晋周处《风土记》、梁宗擦《荆楚岁时记》、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唐韩鄂《岁华记丽》等书，均未记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事；类书如编于唐初的《艺文类聚》、唐中期编《初学记》等，其岁时部亦不记八月十五中秋节；唐以前流传下来的民间日用书《书仪》，也不记八月十五为中秋节。这些似乎都告诉我们，唐以前，中秋节或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

再来看看当时文人在八月十五的聚会，就可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八月十五夜，他们都习惯于在一起吟诗赏月。如《白居易集》中，就留下了《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值对月忆元九》《八月十五日夜对酒玩月偶题是诗》（卷十四）《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卷十七）《八月十五日夜同诸客玩月》《答梦得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见寄》（卷三十一）等五首以“八月十五日夜”为题的诗作，若不是把此日夜当作节日，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中唐人已经把八月十五日夜当作节日，说中秋节起源于唐代，当非无据。

此节得以从新罗“引进”，有其深厚的汉文化基础。

首先，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八月十五夜的月亮，唐欧阳詹所言：“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中；取于月数，则蟾兔圆。”这种看法，代表了崇尚中庸之道的国人意识。“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正好说明八月十五日夜是立节的佳辰。

其次，关于月的诸多神话传说，也是中秋节形成的节俗文化基础之一。如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等传说，均极为优美和富于传奇性。

其三，古礼“秋分夕月”和秋社俗，也应是中秋节形成的又一个文化基础。秋分和秋社均为八月节，其时间一般都在八月十五日前后，甚或同时。如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秋社日为八月十五日，次日即为秋分。社日是农业大国的重要农事节日。社为土地神，“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社日是祭社神的日子，分春秋二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祭社神，叫春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祭社神，叫秋社。前者“祈年”，后者“庆有年”。两次社祭，家家户户“结综会社”，非常隆重。秋社和秋分这两个传统节日在八月十五日前后一两日或同时，毫无疑问对中秋节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节选自《文史知识》，有删节）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其内涵可以从精神、物质、制度和行为四个层面进行解读。汲取其合理成分，可为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古代书院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明道传道”“发扬学术”的办学宗旨和“德育为本，修身为要；心忧天下，忠勇报国”的教育理念。书院大儒朱熹曾言:“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朱熹《朱子全书》）简言之，书院的精神文化是知识追求与价值关怀的完美统一。因此，当前大学或可借鉴传统书院的精神文化，坚守德育为先的理念，从思想上将德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注重知识的同时追求学生人格的完善。

书院选址体现着体验感悟的治学精神，书院建筑布局体现着传道授业的理想追求，书院景观体现着修身济世的远大志向。而传统书院物质文化可弥补当前大学校园建设的不足。如，大学的选址要兼顾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努力营造浓郁的建筑文化氛围；借鉴书院“中轴线”的设计原则，凸显图书馆和教学楼的中心地位，从而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学校的主要功能；校园景观设计中，多种植梅兰竹菊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植物，尽量给学生创造环境幽雅和人文情怀兼具的场景等。

书院由德行“足为多士模范”的“山长”主持教学、引领学术。参与管理者多从生徒中选择品行端正、学业优秀者。根据学生主体需要和内在潜能制定了师生共同遵守的学规，其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一般包括揭示、学则、学约等。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规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内容涵盖阅读目的、进德立品、修身养性、阅读技法等方面。针对当代高校的制度文化困境，我们应注重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采用积极地“劝谕式”话语，制度设计应以师生发展为本，达成刚柔并济的管理。

书院主要有三种活动形式。讲会指大家集中共同探讨，平等开展学术交流和争鸣，有问题可当面请教老师。而公元1167年，朱熹专程从福建崇安去访问湖南岳麓书院的张栻，则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之间会讲的先河。书院山长还经常带领生徒离 开课堂去游历，“绝其尘香，存其道气”，使生徒“聆清幽之胜，踵明贤之迹，兴尚友之思”，强^匕社会责任感。以此为鉴，高校教学应运用启发式、探究式、问题式等方法；在学 术交流中应直面问题，客观公正地评价；师生关系要平等和谐，形成尊师重道、敬业爱生的氛围。

(摘编自张晓婧《传统书院文化的基本维度及其当代价值》）

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高下之分，应以扬弃的态度审慎对待。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只把读书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如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诗人的创作，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是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黄振萍《传统中国的读书方法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