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地方学校建设力度之强、成果之大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首屈一指的。这既源于明太祖朱元璋所提倡的“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理念,同时也和明代学校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就着手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延师设学。洪武二年,他诏令地方设学,自此地方儒学逐渐在各地府州县铺展开来。洪武十七年,明朝开始在都司卫所建立学校,这一举措推动地方学校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地方学校最大的功用是为国家储备和培养人才。明朝建立之初,新生的国家机器需要大量的治理人才,但忠于元朝的遗民和囿于纲常的儒士不愿意入仕新朝,再加上战乱后人才匮乏,科举制度尚不完善,于是学校便成为为国家储备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朱元璋即位初期在南京设国子学,各部官员也多从国子学监生中选拔。地方学校通过岁贡这一方式为国子学提供充足的生员。随着科举制的日渐完善,明初科举、学校、举荐三途并重的选官方式逐渐被科举一家垄断,原本“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的状况也变成了“非科举毋得与官”,于是士人欲入仕必由科举,欲科举必入学校。

明代的地方学校承担着宣扬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出于对儒学的服膺,再加上对元朝动乱的反思,朱元璋认为元朝的崩溃固然是由于统治腐败,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教化的忽视,尤其是对儒学的轻视。事实上,明代地方学校的很多社会功能,都以増强社会控制为核心。明代统治者不仅将学校作为育人之所,也使其成为推行教化、管控地方的有利武器。因此明代统治者一方面认为地方学官应当关心时务,多言政事,但同时又严格控制生员的言行。此外,朝廷还通过指定教学内容等方式控制学校教育。在边疆地区以及新征服的地区,明代同样积极地进行学校建设,如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等当时的边疆地区,都有大规模的兴建学校的举措,其中大多数学校都是明朝首次兴建。

作为国家在全社会推行教化的重要机构,明代地方学校还承担着举办地方礼仪活动的职能。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乡饮酒礼和孔庙祭祀。明代对乡饮酒礼的要求十分严格,有固定的举行时间、固定的参与群体和严格的座次安排,无故不赴宴之人要受到严厉惩罚。在乡饮酒礼的仪式过程中,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便是习礼读律,府州县官员于地方学校召集社会的各个阶层,如良民者、年高有德者、无过犯者,大家共坐一堂,颂读朝廷律法,通晓教化之意。明代地方学校一般都有先师庙和明伦堂等建筑。先师庙是祭祀孔子等儒家先贤之地,而明伦堂是生員的讲习场所。学校从国子监到地方儒学,学官从祭酒至训导,每月朔、望于文庙行释菜礼,地方官知府以下至知县及其佐贰等官,则每月朔、望于文庙行香。明朝政府旨在通过这种定期的儒家祭祀以及乡饮酒礼,达到教化地方、扶正民风的目的。

然而,任何制度、机构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明代的地方学校亦是如此。由于生员的逐渐冗滥以及书院的兴起等原因,明代的地方学校逐渐走向衰败。

(摘编自吴晗、苏建文《明代地方学校的兴衰》)

揽纳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出现于唐朝晚期，在宋、金、元诸朝都很盛行，到了明代不仅仍然活跃，而且在形态上发生了新的变化。

所谓揽纳，也称包揽，就是兜揽代纳賦税。从事此种活动的人，被称为揽纳户。明代前期，揽纳户的主体是城市中的权势之家或投机钻营的无赖之徒，他们从税户或解户那里兜揽代纳，通过揽而不纳、虚买实收、以次充好等途径谋取钱财。到明代中期，同时又出现另一种揽纳。与封建政权相 联系的乡绅阶层势力不断扩张，乡绅豪强采用“诡寄”的方式，将民户田粮兜揽到自己名下，包收代纳，多收少缴，谋取厚利。揽纳对国计民生造成损害，却屡禁不绝。

明初的赋税制度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实物为本，无论是田税还是上供物料，都以征 收实物为主。田税分夏税（征麦）、秋粮（征米），此外有丝绢、棉苎麻布等，部分地区还要缴纳草料。上供物料则是因需而征，包括皇室消费的食品、用品，官府手工业所需的各种原料，各种军用物资、建筑材料等。二是民收民解，即要求民户将指定物品自行运送到指定地点交纳。永乐迁都后，为了收纳全国各地解运而来的钱粮物料，北京陆续设立了众多仓场。巨额的物资解纳和众多的仓场存在，为揽纳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从征收到入库各个 环节，都可以看到揽纳者的身影。

万历年间，户部疏请“禁包揽”，并概括包揽为“本地之包揽、在京之包揽、各衙门之包揽”。前二者是就揽纳活动发生地而言，而“各街门之包揽”是就揽纳者的身份及运作形态而言。明代仓场的官吏员役,不少自己就从事揽纳。各种包揽，危害极大。往往额外勒索，加重解纳者的负 担。永乐十七年，监察御史邓真指出：“今贪利之徒，一概揽纳，不收本等物料，而行收钞贯等项，以一科百，以十科千，以百科万，恣肆贪残，吮民骨血。”揽纳到手后，揽纳者又常常拖延不予上纳， 解纳者被累不堪。隆庆六年，神宗在诏书中指出：“各处解纳钱粮到京，内外管收人员掯索使用，多于原额，以致上纳挂欠。及在京势豪，在外积棍，包揽诓骗久之。贻害小民，苦累正户。”

自宋代以来，揽纳一直被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治，明朝也有众多比较严厉的处罚条例，但终明之世，揽纳一直风行不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一大原因。勋戚、宦官等权势人物染指揽纳，即使事发，也往往曲法宽贷。如天顺年间，宁阳侯陈懋纵子侄揽纳事发，英宗念其“积有劳且老疾，姑宥之”。另外，制度性弊端是又一大原因。从解运过程看，远距离运输实物，不但耗费巨大，而且面临诸多风险。如解运白粮到京，途中交纳船税，支付牵挽、转搬 费用，或被人偷盗，或日久蚕食，或因雨湿烂等，到京时大概十去三四了。即便解纳到京，到各衙门办理手续，乡野百姓人地生疏，经常受恐吓勒索；钱粮物料入仓，又往往“小脚库秤索求不已”，诸多留难，使上纳难以顺利完成。

(摘编自高寿仙《明代揽纳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