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只是这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概略地说,“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中,“士”又可更进一步划成好几个阶段,与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密相呼应。秦汉时代,士的活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两个方面。魏晋南北朝时代儒教中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道家名士(如嵇康、阮籍等人)以及心存“济俗”的佛教高僧(如道安、慧远等人)反而更能体现士的精神。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宋代儒家复兴,范仲淹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成为士的新标准。

我们虽然承认士作为“社会的良心”,要超越个人的或集体的私利之上,但这并不是说士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人”可以清高到完全没有社会属性的程度。所谓士的超越性既不是绝对的,也决不是永恒的。从中国历史上看,有些士少壮放荡不羁,而暮年大节凛然;有的是早期慷慨,而晚节颓唐,更多的则是生平无奇节可纪,但在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时刻,良知呈露,每发为不平之鸣。至于终身“仁以为己任”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士,在历史上原是难得一见的。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则是现代一般观念中对于士所持的一种社会属性决定论。以决定论来抹杀士的超越性,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偏见。按之往史,未见其合。事实上,如果士或知识分子完全不能超越他的社会性,那么,不但中国史上不应出现那许多为民请命的士大夫,近代西方也不可能产生为无产阶级代言的马克思了。

(摘编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语言艺术将走向何方？它的归宿究竟在哪儿？网络文字的沙尘暴吹个不息，势头不减，文字垃圾的雪球越滚越大，使人恐惧而看不到希望。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乐观的心态，因为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反面，一切都会盛极而衰。以法国为例，雨果和左拉时代就涌现出大量的报纸、刊物之类，并有大量通俗读物，但是流芳百世的语言艺术的瑰宝，也不过屈指可数。可见语言艺术的精华由人类的智慧和心血凝聚而成，总是不可多得的。人类语言艺术的瑰宝与人类世界同在，它的消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人类再次回到冰河期，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

几百年过去，无论东方西方，纯粹雅正、最高最美的那部分语言艺术历久弥新，不仅没有消亡，而且仍然在生长，总量也在增加。再看那些同期盛行与风靡的文字，现在已无人注意。没有记忆，没有传递，没有津津乐道，没有研究、引用和欣赏。要想了解它们，就必须去专门的图书馆和资料馆，翻阅积满厚厚尘埃的老报刊。它们大部分早已去了应该去的地方，那就是语言的垃圾场，时间的河流将其冲刷得无影无踪。所以，别说是分分秒秒都在刷新的网络文字，就是现在出版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纸质书，终将被埋进历史的尘埃，剥蚀和消解。当然，这其中还会包括一部分被时代潮流所遮蔽、湮没的优秀文字。

语言文字由基本的使用工具，进步到一种艺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低，衡量一段历史创造的伟大与否，也要看它语言艺术发展的高度。虽然语言艺术不能像物质成果那样简单而直接地被消费和使用，比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鲁迅的《野草》等，既不能入口裹腹，也无法用来居住，但它们象征着一个民族在一个历史时期的生命能力、一个民族的心灵力量，决定着这个民族在一切方面的创造强度。所以，人类文明的最终归宿就是语言艺术，这是一个至高的指标，也是一个至高的区别。

目前中国处于一个科技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但如果我们丢掉了汉语言艺术这个最苛刻、最艰难的标准，毁坏它而不是使之生长，那么这个时期所有的物质成果都将是脆弱的。语言艺术的发展和保存是最困难的，人类发明了火药、造纸、火车、飞机、宇宙飞船等等，发现了圆周率、勾股定理、万有引力、相对论等等，这些科技成果一概得以贮存和记忆，后人可以踩着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巨人的肩膀继续攀登，然而文化与艺术却很难积累与进步，因为它是生命中最深奥最厚重、最复杂最难解的东西，也是人类文明旅程最终的抵达之地。像古希腊哲学、莎士比亚的戏剧、东西方的古老史诗、中国的《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等等，都是后人无法逾越的高峰。再比如中国唐朝的李白杜甫，这些奇妙的语言艺术，都是无法复制的。

我们思考语言艺术的归宿，无论面对多么极端化的语言混乱和文字垃圾，仍然应该怀有希望和信心，要坚信规律，相信它将在属于自己的安息之地存在，其代表人物和创造物都在那里。不要太气馁。读那些最值得读的经典，它们的创造者虽然不在了，但伟大的文字还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与我们同时代的那些杰出者，这些人不会因为与我们同处一个时代，因为过于切近而变得廉价。千万不要和他们擦肩而过，虽然遇见是一件困难的事。

（张炜《语言艺术的归宿》，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