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世族作为地方精英的身份也在发生转变。在传统时代，他们主要被称为与科举功名相关联的“士绅”，主要活动是筹建善堂善会、义田义庄、会馆公所、书院义塾、编修方志等。到了清末新政以后，文化世族又参与地方自治、地方商会、新式学堂教育等活动，科举的废除，实业救国的倡导，使得传统以科举功名确定的士绅身份，逐渐蜕变为以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为评价标准的绅商，他们在社会活动中有很大的话语权。

清末废除科举，不仅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根基，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人才标准与教育方向，儒学首次遭遇全面危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成为时代的号角。在这一历史的转折过程中，文化世族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方向，不少科举世家转变为新式教育制度下的院士、教授、工程师世家，如苏州著名的大阜潘氏就是如此。此外，随着清末以来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与改革，家庭内部平等与重视个体的观念也逐渐成为世人的追求，由此也带来传统家庭教育中“严父慈母”身份与形象的一些变化，这在川沙黄氏家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取代苏州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与国际化程度都是传统城市苏州所无法比拟的。一些头脑较为灵活的世族子弟也与时俱进，进入国际化的上海大都市。在这里，这些世家子弟不仅获得了谋生的机会，而且同时在上海调适自身，逐渐适应上海生活，从苏州吴湖帆在上海的生活与交游就可以看出苏州人对上海的倾慕。当然，苏州人始终没有抛弃故里的家族血缘网络与文化传统，他们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之间，并在新的都市空间建立起地缘性的同乡组织，以增强其在大都市的生存竞争能力。

传统时代的文化世族，除了应举考试而必须掌握儒家经学之外，大多在文史艺术等领域各有专长，许多家族如吴江叶氏的诗学、沈氏的戏剧等，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者，往往形成某种学术流派。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特别是清末新政以后，立足传统而融汇西学的“新学”，开始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学者所积极追求的方向，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这一求新求变思潮发展的升级版。

在这种广泛的文化求新的思潮中，文化世族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积极吸纳新观念，从而开创出新的局面。这样，文化世族也在迅速转型蜕变，大多发展为新式的专业科技世家，也有少数人子承父业，世代书香，但就家族群体而言，传统的文化世族逐渐消逝。这种消逝主要表现在外在的家族组织衰落和内在的家族精神衰退，即世族的社会担当意识逐渐淡化乃至消失。

（摘编自徐茂明《文化世族在社会变迁中转型》）

100多年前的某个10月24日，奥地利人马克斯·舒施尼发明了塑料袋，这种包装物既轻便又结实，在当时无异于一场科技革命。从此以后，人们外出购物时顿感一身轻松，不需要携带任何东西，因为商店、菜场都备有免费的塑料袋。可舒施尼做梦也没有想到，到塑料袋百岁“诞辰”纪念日时，它竟然被评为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发明”。

塑料袋“糟糕”，是因为它大多是用不可降解和再生的材料生产的，处理这些白色垃圾很多时候都只能挖土填埋或高温焚烧。据科学家测试，塑料袋埋在地里需要200年以上才能腐烂，并且严重污染土壤；而焚烧所产生的有害烟尘和有毒气体，同样会造成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个形象的比喻，说如果把人们每年使用的塑料袋覆盖在地球表面，足以使地球穿上好几件“白色外衣”。一时间，“远离塑料袋”“拒用塑料袋”“禁用塑料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事实上，要在短时间内完全禁止使用塑料袋是不现实的。积极的态度是依靠科技进步，即采用回收利用和降解相结合的办法去解决。工业包装膜、商品包装袋（膜）用后较干净，应作为主要回收利用对象，分类收集再生利用，这在国内外都已有许多成功经验。而对于那些量大、分散、脏乱、难于收集或再生利用经济效益甚微的一次性塑料包装袋，则应该使用可降解塑料生产。

然而环保意识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树立的，一方面，塑料袋像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因为它的确有它的便利之处；另一方面，许多消费者认为，塑料袋是免费赠送的，不花钱的东西不用白不用。针对这种情况，1989年7月起，美国近半数的州实施了《塑料袋禁用法》，禁止所有不能分解和还原处理的食品塑料包装袋上市。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禁用厚度不到20微米的塑料袋，并控制生产这种塑料袋的原料。意大利则实行《塑料袋课税法》。

这些法律的推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以爱尔兰为例，自从征收塑料袋税之后，全国塑料袋的使用量降低了90%。与此同时，各国都加强了对可降解塑料包装材料的研制，并加大了开发塑料回收利用技术的力度。舒施尼那项“最糟糕的发明”将以一种全新的形式继续为人类造福。

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 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 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 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雅之堂”而疏于管理。随 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勾 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 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 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 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 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 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喈、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 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喈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喈行为有违 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 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 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濬继承高明戏曲 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 “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 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易知易晓。丘濬在《伍伦全备记》开场白中直言，经书所载 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 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人心这点上，丘濬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 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个体差异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 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而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 濬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 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泫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 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