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①文化自信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再次凸显为重要的实践问题和学术课题，这是历史、时代、现实多重因素促成的。这一问题的求解方式、求解向度等与我们的文化走向、社会发展，与我们的文化梦想，复兴伟业深深融涵一体。

②涤除仍客观存在的文化上的不自信，是一个现实课题。中华民族有着早醒的文化自觉、骄傲的文化自视，曾长期饮誉潮头。然而，近代以来接踵而至的外力侵犯，使得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不断遭遇重创。“忍见铜驼卧荆棘，神州遍地劫灰飞。”民族命运的困厄消顿，使得自信心的丧落、缺乏，逐渐成为面积不小的、笼盖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阴霾。在顽强抗争、拼搏、逐梦中站起来、强起来的中华民族，改变着现实命运，也改变着精神面貌和文化心理。但漫长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其调适提升绝非旦夕之功。

③要引导我们的文化自信由自发恢复走向自觉成长，要涵养应对当今时代激烈展开的文化竞争的精神底气。随着我们国际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当下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也不断恢复、增强。这是与民族振兴进程必然伴行的文化自信的自发恢复。强调文化自信的涵养，就是要引导这种自发恢复走向自觉成长。一方面， 要引导人们克服一时的虚骄、自负的膨胀等非理性的成分；但另一方面，更要引导人们认识当代中国向前向上的大局，认识增进文化自信之于文明重振、民族复兴的意义，促进国人民族自信、发展自信、文化自信的普遍性增进。虽然我们的文化实力在不断增强，但文化的魅力还亟待增强。提振我们的文化自信，在新的时代场景中展现有着悠久文明底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新创造新风采，赢得优势，展现魅力，时不我待。

④我们所要涵养的文化自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构成，推进这样的文化建设，需要的是与之相应的文化自信。这是我们所要涵养的文化自信的本质所在。

⑤我们所要涵养的文化自信是立足当下、继往开来的文化自信。辉煌璀璨的历史文化，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底气。但是，这种底气只有在旧邦新命的历史接续重、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当下实践中，才会更加充盈浩荡。对本民族优秀传统的高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对于在当代文化境遇持守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现实中不同文化猛烈激荡，如果我们迎对现代的西方只能求助于古老的传统，那即是对当代国人文化责任的逃避。当代中华民族，不能做望“洋”、望“古”兴叹者，而要有承于古、强于今的雄心和作为。

⑥我们所要涵养的文化自信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等于文化上的自我迷恋、自我封闭，它既要体现在对自我文化的确信，也内含着开放包容的气度。既要坚守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作出具有中华民族主体性原创性的文化开拓，又要注重对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吸纳镜鉴。

⑦立足当下继往开来、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当今时代中华民族向新而行的文化自信，也是我们的自觉追求。当代中国所需要的文化自信，既体现在对自我文化的确信，也内含着美人之美的雅量、开放包容的气度、择善而用的从容。

⑧涵养向新而行的文化自信，重要前提是普遍性地增进、提升对于我们自己文化的认知、理解，进而走向认同与确信，增强传承好、发展好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觉，增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感。概言之，文化自信立基于文化自知之上，包括对优秀传统文化之“知”，对近代以来革命文化革命传统之“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知”。系统推动中国文化的社会化普及，澈发普遍的文化建设的当下意识责任意识，需要我们基于时代特点、受众特点顶层规划与落地设计。同时，还需要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个核心，抓住全民族文化能力建设这个关键，用好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这个最大的教育资源。

(摘自沈壮海《涵养向新而行的文化自信》，有删改)

历史上，借贷起于何时虽没有明确的界说，不过“欠债还钱”这一基本信条却和“杀人偿命”一样古老。古代法律一般都注意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受损失，对于不按期归还债务的，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汉代即有功臣列侯负债违期不还，被夺候除国之事，汉以后各朝也都有抑制高利盘剥的规定。元朝中后期规定“本利相侔而止”，以本金数额为借贷利息的上限，即“一本一利”。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关汉卿的《窦娥冤》中即可窥见一斑。我们都知道窦娥遭遇千古奇冤之后的“六月飞雪”，却很少将她的故事与元朝的民间借贷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蔡婆婆在当时的放贷及其“本利相侔”的高利率，在元朝都是合法的。只不过一笔贷款使她得了个孝顺的儿媳妇，另一笔贷款却给她和窦娥带来了无妄之灾。民间借贷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窦天章这样的穷人要举债度日，赛卢医这样的“商人”则需借此来融资，正是这种资本的流转互通，才使社会生生不息，得以发展。“禁止利息”既不符合人性，也会妨碍贸易往来，还会使处于困境中的人得不到帮助。

在世界范围内，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有禁止放债取利的教义，倡导人们无偿借取，使富有者能无条件地帮助贫穷者。不过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美好的宗教理想，却缺乏实现这一理想的人性基础，所以伊斯兰教徒才会设计出“重复买卖”这一规避禁令的“法律技巧”，即借方向贷方借财物时，卖给贷方一物品，然后借方再以高于卖出的价格买回所卖物品，通过这种所设的“一卖一买”，借方买回原物品所多付的价金就代表双方私下约定的借贷利息。这种以技巧来规避宗教义务的现实，正说明了民间借贷的不可或缺性。

如果说在古代自然经济社会里，民间借贷还主要集中于像窦天章这样解生活中燃眉之急的情况下的话，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借贷已为社会发展所必需。对于一些公司经营者，在银行贷款难以为继时，民间借贷可能就成为公司存活的一条出路，只是不管借方还是贷方，都应有预防风险的意识。对于政府，则应如古代的统治者那样，既允许民间借贷的存在，又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严禁“取息过律”，严禁催债过程中的过激行为，这样才可以避免一些悲剧发生。

（节选自《民间借贷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