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唐代乡村社会的权力网络
耿元骊
在唐代官府的文书格式中，“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这意味着，乡在中央政府看来就是最低一层的管理层级。但是“乡”的地位，在唐代也有比较大的变化。武德七年，唐朝律令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其中对乡里地位，没有明确说明。《通典》则提到：“大唐百户为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乡，乡置耆老一人。……贞观九年，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由此可见唐初延续了汉魏以来的“乡官”之制，里正（又称里君、里尹、里宰、里有司等。春秋时期开始使用的一种基层官职，明代改名里长，唐朝也有里正一职，负责掌管调查户口，课置农桑，检查非违，催驱赋役）、耆老或者乡长都算是正式（或比照）的官府成员。但是随着承平日久，到贞观十五年，就不得不废罢“乡长”及属官（佐），废除了乡官之制。“乡长”及乡的建制虽然废除，但是县以下的地域仍然需要管理，“乡”作为区块名称仍得以继续存在。只不过将管理“乡”的权力转到了 “里正”身上，“里正”一词也逐渐转变为职务名称。
“里正”成为乡领导的称呼的同时，“里”本身却逐渐消失，取代“里”地位的则是村。唐初的乡里制，在贞观十五年以后就逐渐向乡村制转化。“乡”和“里”都是设计概念，由上至下加以推行，试图把县以下地域的居民纳入一个统一网络当中。但是这种由“五”“百”之类整数所构成充满结构感的设计规划，却很难与乡村居民的居住实情相吻合。由非正式纳入官府序列但又受官府严密掌控的“乡”直接面对自然形成的聚落“村”成为相对合理的选择。
在赋役征派过程当中，乡村社会中的权力网络得以高效运转起来。当然，乡村文化习俗活动、纠纷调解等等也都是乡村权力运作的载体，但是最基本的运作模式还是通过赋役征派而得以展现。唐代里正的四项职责“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当中，最关键也最重要的就是“催驱赋役”。官府为了尽可能多和快地取得赋役收入（包括劳力），多倾向于直接派人下乡征收选派。其正常程序为“刺史……下文帖付县，……县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而里正常常借机谋私，“赤帖怀中藏却，巡门掠敛一遍”，在乡村中造成“忽闻扣门急，云是下乡隶”的惊恐局面。
在由县级官员主导而成的乡村社会权力网络中，里正、村正这样的基层实际管理者成为重要的网络节点。经由里正、村正的上传下达、左右协调，权力网络得以运转并最大程度地为朝廷管理县以下地域。对村民来说，里正、村正代表国家意志对乡村百姓进行管理；对朝廷来说，里正、村正生活在乡村社会当中，是村民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处于一个微妙的境地，既不敢也不想与朝廷对抗，又不能完全站在朝廷的立场。从朝廷的角度，既不得不依赖于他们，又经常借机加以惩处打压。里正、村正处于乡村社会事务、经济事务的中心，上下有事均责成在他们身上，是朝廷、州县和村民的交汇点。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减）
【小题1】下列对唐代“乡里”的认识，不符合原文表述一项是（）

A．乡被唐代中央政府看作是最低一级的管理层级，但“乡”的地位在唐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B．到了贞观十五年，虽然乡作为区块名称仍然存在，但是乡官之制被废除，而赋予里正以管理“乡”的权力。

C．贞观十五年后，乡里制逐渐向乡村制转化，官府直接向“村”而不是向“乡”，成为相对合理的选择。

D．“乡”“里”作为一种设计概念，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很难与乡村居民的居住实情相吻合。

【小题2】（小题2）下面对原文有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唐代的官府文书，由尚书省下发到州，再到县再到乡，最后到村，都称为“符”。

B．对朝廷来说，里正、村正既是依赖的对象，又是需要惩处打压的对象，有事责成他们。

C．乡村社会权力网络由里正主导，其四项职责是“调查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D．乡村文化习俗活动、调解纠纷也是乡村权力运作的基础，但并不是最基本的模式。

【小题3】（小题3）下列对作者观点的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唐代县以下地域的管理结构由早期人为设计的乡里制逐渐转向了相对自然形成的乡村制。

B．赋税征派是乡村权力展现的最重要渠道，是乡村权力运作的最基本的模式。

C．里正、村正成为上下沟通的关键点，作为基层实际管理者，他们是乡村权力网的重要节点。

D．里正、村正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代表国家意志对乡村百姓进行管理的；正是他们的传达协调，乡村权力网络得以运转。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后面各题（9分）
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
易中天
武王灭纣，非常之快。联军子月(周历正月)底出发，丑月(周历二月)底就攻进了殷都朝歌，殷纣王就自杀了。一个原本十分强大的政权，怎么说亡就亡了呢?直接的原因，是殷纣王派出去的部队，一到前线就掉转矛头，变成了周武王的先锋。纣王的军队为什么反戈一击? 根本的原因，是殷商政权太不把人当人。具体表现有两个，一是活人殉葬，二是活人献祭。这种特殊的牺牲品，就叫“人牲”。牲，有两个意思。一是相对于畜，二是相对于牺。动物，养着的时候叫“畜”，要杀的时候叫“牲”，合起来叫“畜牲”。它们用于祭祀，毛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祭祀用“人牲”，就是把人当牲口，是典型的不把人当人。
用人做牺牲品叫“人牲”，做陪葬品叫“人殉”，同样是不把人当人。可是这两种制度，在殷商时代非常盛行。送上祭坛和埋进坟墓的，不仅有奴隶和平民，甚至还有贵族。这也不难理解。因为牺牲品和陪葬品，原本是人神之间进行交易的筹码。出价越高，红利越大。因此，如果是重大祭祀，有特殊要求，或者去世的人物地位特高，光杀战俘和奴隶就“不够意思”，非杀贵族不可。
然而，尽管殷商政权杀了那么多的人，甚至杀了贵族来陪葬，皇天上帝还是不保佑他们。显然，周人要想保住胜利果实，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殷的统治者既然不把人当人，那么，周的统治者只有一种选择：把人当人。
把人当人，就是“仁”，也就是“人其人”。周武王在伐纣之前，曾发表宣言，说“惟人万物之灵”，说“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意思是有再多的亲戚，也不如仁爱人民)。周武王是不是真说过这话，难讲。但要说周人有这种观点，大约是实。当然，一种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制度，说废除就废除了，并不可能。事实上此后的人牲和人殉，仍史不绝书。不同的是：这两件事已不像在商代那样被认为理所当然。相反，谁要再搞，还会遭到抵制和批评。
公元前641年，宋襄公与曹国、邾国的国君会盟，让邾文公杀鄫国的国君(子爵)祭祀社神，司马子鱼的反对似乎并没有成功，那个倒霉的鄫子爵还是被杀了。也有反对成功的，齐国的大夫陈子车死于卫国，他的老婆和管家就商量着要用人殉葬，而且连要杀的人都定下来了。然而陈子车的兄弟陈子亢说，用人殉葬，不合礼法(以殉葬，非礼也)。不过，最该照顾他的，也就是二位(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所以，我的意见是：能够不用人殉葬，最好。实在不行，就只好杀你们两个。结果大家也能想象，是陈子车的老婆和管家都不再坚持人殉。
孔子也是反对人殉的，而且连用俑都反对。俑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如秦始皇墓中的兵马俑）。对于这类东西，孔子深恶痛绝。孔子曾明确表示“为俑者不仁”；“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 发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为了代替人。与用人殉葬相比，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 我认为孔子是从根本上反对人殉。因为俑是人的替身，也是人的象征。用俑殉葬，就是承认用人殉葬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何况当时的俑，都做得活灵活现，某些木俑还能“踊动”，这才叫做“俑”。所以孟子认为，孔子反对用俑，就因为它们太像人了(为其象人而用之也)。用这样酷似真人的俑殉葬，与用人简直没有区别(不殆于用人乎哉)! 故此例不可开，此风不可长。此例一开，人殉就有复辟的可能，因此连这个口子也必须堵住。显然，这是一种原始的、素朴的人道主义精神。其核心，就是要把人当人，不能把人当牲口。
【小题1】下列说法中，不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 ）（6分）

A．殷商政权的“人牲”和“人殉”制度是一种交易的方式。

B．周王朝较之殷商政权对人的看法更进步。

C．人牲和人殉在周朝以后遭到抵制和和批评，彻底消失。

D．周武王的宣言说明周人已经有了以人为本的观念萌芽。

E．司马子鱼和陈子亢反对“人牲”或“人殉”都是出于朴素的以人为本的观念。
【小题2】下列对先秦以人为本理念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先秦的以人为本理念还是比较朴素和初级的，主要集中在“人牲”和“人殉”的问题上。

B．对“人牲”或“人殉”的问题的不同观点的本质就是是否把人当人，也就是是否以人为本。

C．如果殷商政权能够废除“人牲”和“人殉”制度，就不会灭亡了。

D．从周王朝以“仁”立国，到孔、孟反对用俑殉葬，反映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逐渐深化。

阅读下面选文，完成下面小题。
以解释经典的方式来阐发理论是儒家思想重要的表达方式。明代时期，王阳明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融入儒家经典解释之中，以“心学”为主导的“六经注我”式的文本解释方法盛极一时。“六经注我”主张经典的解释者要将“文本的原初视野纳入自己的现今视野”，并通过对经典的解释建构哲学体系，且由新的哲学体系重新解释经典。显然，它破除了传统“我注六经”式文本解释方法坚守注不驳经、疏不破注的解经原则弊端。
然而，当“六经注我”的解释方法过分强调“心学”倾向并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其对经典解释的危害性便暴露出来，文本与解释的内在逻辑关系被完全颠倒，在空谈“心性”、为了阐明“义理”不惜对经典穿凿附会中，文本自身越来越不为人们重视，经典解释活动面临着事实上的消亡。明清之际，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过分以“心学”解释经典的空疏流弊。
重新探索经典的解释之路，成为儒家的共识。清代朴学就是其中的重要的倡导者。“朴学”又称“实学”，以“注重实证”、“朴实考据”为学术特征。由于特定的时代与文化背景，清代朴学家们肩负了“为挽救社会危机而讲求儒家学说的使用价值，即‘经世致用’，及为达到理性自觉而考求儒家信仰的原始依据，即‘取证经书’”的双重使命。朴学要求摒弃前朝经典解释不立文字而妄自臆断的缺失，力图从研究经典中圣人微言大义的原始依据寻找济世良方。
清代朴学“考据”式的经典解释是对前代“诠释”方法的根本性颠覆。它以“返归本经”替代了阐发“道德性理”、“学者须疑”的文本解读思维方式。“考据”强调回到儒学原典中去，从语言解释做起。它重新赋予了“六经”在儒家经典的解释文本系统中的核心地位，确定了以“经言”代替论证，以训诂词义代替“发明义理”、义理“治经”。它要求先探明“圣言”之真义，而后再以之为判断是非之标准。无疑，这对于恢复儒家经典的权威性，力戒单凭胸臆以为训释的“空谈”论证方式是极为必要的。客观上，它突出了儒学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促进了自明末出现的“理学”向“经学”回归的思潮，无形中也造就了一种尊汉薄宋的学术倾向。
“考据”遵循“实事求是”的实证学风和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其与重抽象思辨、创新发挥的“诠释”有着明显不同。在朴学家的“考据”中，他们紧扣文本，或以今词释古词，或以本名释异名，或以详言释略言，总是试图通过诠释经典本文在文字上所具有的意义，进而恢复处于前文本状态的原始话语，秉承了历史主义的解释态度；而“诠释”则多在注释时加以论说，并以序、注文前的导语、文首宗旨的发挥、引文及对引文的“愚按”，多层次和多角度地发掘文本义理，探索圣人作经之寓意，且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和发挥，坚持了人文精神的意蕴。
（节选于《论清代朴学对儒家经典解释方法的重构》，有删改）
【小题1】下列对文中“清代朴学考据式经典解释新起”原因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明代以来，以“心学”为主导的“六经注我”式的文本解释方法暴露出其危害性。

B．为挽救社会危机而讲求儒家学说的使用价值，即为了追求“经世致用”的现实需要。

C．自先秦以来至明代，各种对儒家经典文本的解释方法使文本与解释的内在逻辑关系被完全颠倒。

D．为达到理性自觉而考求儒家信仰的原始依据，即要实现“取证经书”的使命使然。

【小题2】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各有利弊，只不过“我注六经”更突出“我”的个人解读色彩。

B．清代朴学强调要回归儒家原典去探求圣人真正的意图，因此强调“注不驳经，疏不破注”的原则。

C．清代朴学考据式解读的大致路径是由语言文字入手，恢复文本的真义，再形成价值标准。

D．由于“考据”遵循“实事求是”的实证学风和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它比“诠释”更具优越性。

（9分，每小题3分）
中国古姓氏的产生和发展
卢 林
在远古时期姓氏的创立是以母系氏族的女姓为核心的。姓是什么呢？汉代的许慎认为：姓从女，女就是母，“女”、“生”就是“生母”。无论是谁，他的生命都是他的“生母”带来的。因此，古人的姓应该随从“生母”，他的生母姓什么，子女就应该姓什么。在家庭未产生以前的远古时代，我们的先人生活在一种游猎和原始群居状态中，男子外出游猎，漂泊不定，女子往往定居一方，从事采集生产。男女不可能有固定的配偶关系，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只能知道“家中”有母，而不知道父亲是谁？在哪儿？所以说在母系氏族社会，母亲是后嗣唯一可以确认的尊亲。
母系氏族社会以后，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到来，氏也就出现了，它和姓不同，再也看不到文字中的“女”字旁了。根据史前的传说，黄帝和炎帝出生于姬水和姜水，也就有了姬姓和姜姓，但以姬为姓的黄帝却称“有熊氏”和“轩辕氏”，因为黄帝所率领的部落群在战胜炎帝所率领的部落群后，又打败了蚩尤率领的九黎族部落群，就驻扎在“有熊”这个地方，黄帝的氏族部落以驻地而得名“有熊氏”。“轩辕氏”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人说和有熊一样，也是地名，但我相信，黄帝因发明车而得“轩辕氏”的传说是千真万确的。
从黄帝在氏名的选择上，我们应该理解：许多部族在选择氏名时，多以“图腾”为名。有的以植物为自己的氏，如：蒲、柳、杨、梅等；有的以动物为自己的氏，如：熊、马、牛、羊等。同一图腾氏族的成员禁止通婚，这与母系社会高级阶段同姓不通婚一样，是为了族人的健康繁衍，用以区别婚姻界限的标志，“氏”和“姓”是不一样的。在父系氏族社会的氏，是同姓衍生的一个个分支，本来是同姓部落的个体私有名称，到后来可能是专门指代部落的首领。
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在国家的体制下，某些官职也成了氏，在我国古代，邦国和官职有些是可以世袭的，于是这些氏也就可以随之世袭了。一旦邦国和官职失去之后，氏就开始演变成为家庭的标志。那个时候，只有贵族才有姓氏，平民和奴隶是没有姓氏的，氏族名号的使用范围从王族一直涵盖到普通平民，但没有涉及到与奴隶相近的阶层。女子称“姓”是用来“别婚姻”，男子称“氏”则用来“明贵贱”，姓和氏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从西周到春秋，是姓氏的大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姓氏制度既是一种血缘性家族制度又是一种政治制度，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成了一种礼规。同时，赐姓制度的施行，彻底改变了先前的氏族名号制，赐姓命氏使得姓氏重新受人重视。在宗法社会等级制中，“嫡长称伯，庶长称孟”。这时期命氏的方法主要有：以国为氏，以采邑为氏，以祖辈或父名为氏，以官职为氏等形式。
姓氏合一和姓氏全民化是春秋晚期以后的事。姓氏合一主要表现为，春秋晚期，特别是在战国时期，姓氏在概念上混用，战国时代的女子名称中古姓基本不见了，个别古姓也已经在男子名称中出现，同姓不婚的规定被破坏，以氏别贵贱的功能也丧失。春秋晚期，诸侯兼并，强宗倾扎，血缘亲情的意识早已被人们淡漠，古姓氏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战国时期，原来以土地为依托的作为宗族的氏蜕化成一种与政治和等级脱钩的虚化的血缘标识符号，不再是别贵贱的象征，“氏”的概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别婚姻”的母系社会古姓和“明贵贱”的父系社会的氏走到了历史的拐点，终于合二为一了。
【小题1】下列对有关“姓”或“氏”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氏是姓的分支，氏名先是各分支的名称，后来可能就成为部落首领专用名称。

B．各部族都把“图腾”作为氏名，既有以植物命名的，也有以动物命名的。

C．母系氏族社会中子女都随母亲的姓，母亲是后嗣唯一可以确认的尊亲。

D．氏出现在父系氏族社会中，“有熊氏”和“轩辕氏”就是对黄帝的称谓。

【小题2】下列对姓氏产生和发展的表述，正确一项是（ ）

A．西周到春秋时期，施行赐姓制度，氏族名号制被彻底改变，摒弃了男称氏女称姓的礼规。

B．姓氏在概念上混用始于战国，当时女子名称中古姓基本不见了，个别古姓出现在男子名称中。

C．奴隶社会中有些官职成了氏，这些氏随官职被世袭，在官职失去后，氏就演变为家庭的标志。

D．姓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当时一些家庭中的子女只知 “家中”有母，而不知父亲是谁。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以国为氏、以采邑为氏等命氏形式，都表明在宗法社会中，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B．战国时期，姓在男子名称中出现，氏也与政治等级和宗族血缘脱钩，最终合二为一。

C．奴隶制时代，同姓之间不能通婚，在贵族和奴隶之间则用不同的姓氏来区别贵贱。

D．黄帝生于姬水，便以姬为姓，被称为“有熊氏”，这是因为熊是黄帝部落的图腾。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隐与闲
就士人而言，隐逸与休闲关系紧密。宋代士人对于隐逸的态度客观上给宋代休闲文化的勃兴创造了条件。宋代隐士文化出现了转折，首先表现在隐士的数量很少。《宋书·隐逸传》记载的隐士只有49 人，可见其少。其次，隐士之隐，很少再有像陶渊明那样避世疾俗的了，宋代的隐士多与仕宦者往来交游。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变化是，宋代士人普遍具有“归隐”的倾向，而且这种甘于归隐的心理并不能完全用传统隐士那种为了名节、人格之独立等来解释，而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形而上的人生之思。也就是在对外在事功名利与内在生命享受两者之间的权衡上，宋人思考得更为深入了。前者通常被看得很虚幻、无意义，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生命的真实。注重对生命的个性化体验，追求审美的自由生活，成为大多数士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政治意义上的隐居落实到了略显世俗的诗酒人生、壶中天地的闲隐。至少这种趋势与特点在宋人的诗文中表现得很明显。
在宋代隐士那里，隐而不仕已不再是宣泄某种与政治对抗的情绪，或者宣扬一种洁净的人格魅力，而是很简单的理由：“家有山林之乐。”自然审美的欣赏进入了“可游可居”（《林泉高致》）的生活化场景之中。另外日常生活的亲情、友情，即一种对生活审美的重视，也成为士人隐居不仕的借口。过一种审美的生活，充满情感的生活，而非忙碌、异化的政治生活，是促使很多士人放弃仕宦而归田园，或者在仕宦而梦寐田园的重要因素。
中唐以来，士人普遍流行及时行乐的闲逸心理，唐宋词中多有表现。究其原因，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隐”文化心态对此影响显著。
“中隐”既是隐逸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休闲审美心态的体现。或者可以说，中隐是以审美来调节生活，以休闲来获得有着生命韵律的生存方式，在休闲的生活中实现一种不离政治而远离政治的仕途智慧。
虽然宋代士人大多倾慕白居易的中隐模式，但亦有很大的超越。白居易的中隐前提，他说得很清楚，“隐在留司官”。这样的官位是“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中隐》）。而对于“大隐”，即隐于朝市的做法，白居易是否定了的，认为“朝市太喧嚣”。而小隐入山林的模式又显得过于冷清辛苦。白居易的休闲审美生活仍是要寄托于外在物质条件之上，要有官做，但不大不小，不闲不忙，还要有较为丰裕的俸禄。因此，大隐、小隐、遭遇贬谪等，对于白居易而言似很难真正洒脱闲适。宋代的士人则大为不同。诸如在朝为官、隐居山野、遭遇贬谪等传统士人所能处的所有境遇，宋代士人仍表现出诗酒风流，山水怡情的人生姿态。他们自觉地将审美的因素与张弛有致的生命节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来，在仕与隐之间做到无往而不闲，无入而不自得。
因此，在宋人看来，更为难得的并非身心两闲，而应是“体未得休，而心无他营”，身不闲而心闲的生活方式。
总之，中国的隐士文化自宋代起就越来越休闲化了。就是说隐逸并不主要是达到一种政治的目的，而更是为了获得美的生活，是从对劳形怵心到闲情逸致的转化。当然，也不否认在宋代及以后的时代，有个别时期隐逸文化会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但这已经不是隐逸文化的主流形态。正如苏辙所言：“一出一处，皆非其真。燕坐萧然，莫之与亲。”（《壬辰年写真赞》）出处、隐仕都是形迹，最为重要的是“萧然”之心境。萧然心境，即为淡泊、闲适的心境。当官的往往劳形累心，隐居者往往内心向往功名。所以，能拥有“萧然”（审美心胸）的人是最真了。
（节选自潘立勇、陆庆祥《宋代士人的休闲之境》）
【小题1】下列关于“宋代隐士文化”的表述，准确无误的一项是

A．宋代的隐士多与仕宦者往来交游，不再像陶渊明那样愤世嫉俗。

B．宋代士人普遍存在归隐倾向，是因为他们通常认为外在的功名是虚幻的、无意义的，而内在生命享受才是生命的真实。

C．宋人用略显世俗的诗酒人生、壶中天地的闲隐来践行政治意义上的隐居。

D．宋代士人所倾慕“中隐”模式是一种以审美来调节生活，以休闲来获得生命韵律的生存方式，在休闲的生活中实现一种远离政治的仕途智慧

【小题2】（小题2）根据文意，下列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宋代隐士文化出现转折，表现在宋代士人普遍归隐，且这种心理源于一种形而上的人生之思。

B．宋代隐士的归隐，不是为了宣泄某种与政治对抗的情绪，或者宣扬一种洁净的人格魅力，而仅是为了体会日常生活的亲情、友情。

C．白居易的“隐在留司官”表明他将休闲审美生活寄托于外在物质之上，是一种身不闲而心闲的生活方式。

D．自宋代起，隐逸就不主要是为了达到一种政治目的，而是为了获得更美的生活，是从对劳形怵心到闲情逸致的转化。

【小题3】（小题3）根据原文，下列分析和评价有误的一项是

A．宋代休闲文化的勃兴在客观上源于宋代士人注重对生命个性化体验和追求审美的自由生活。

B．过一种审美的生活，充满情感的生活，而非忙碌异化的政治生活，是很多士人放弃仕宦而归田园，或者在仕宦而梦寐田园的重要原因。

C．宋人在遭遇在朝为官、隐居山野、遭遇贬谪等境遇时，仍表现出诗酒风流，山水怡情的人生姿态，主要受到白居易“中隐”模式的影响。

D．从文中苏辙的话可以看出，他认为隐居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拥有一种淡泊、闲适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