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红楼梦》的开篇神话
《红楼梦》是由一个神话故事开端的。说的是大荒山无稽崖下，有一块女娲补天时未被采用的石头，幻化为神瑛侍者，每天用甘露浇灌三生石畔上的一颗绛珠仙草，后来仙草修成女身，愿把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的情。因此一事，便引出一部悲金悼玉的《红楼梦》来。
故事虽然说来荒唐无稽，但是任何神话都有其尘根俗缘。曹雪芹编造的这个神话故事，毫无疑问也是有其现实的基础的。那么，《红楼梦》中的这块顽石，到底生于何方何地呢？作者说是本于“大荒山，无稽崖”，用脂砚斋的话来说，就是“荒唐也，无稽也”，亦即是无可稽考之处。在我看来，这是作者和批者有意让人处于扑朔迷离之中，它应当是真有其处的。依据相关材料揆情度理，我认为，它应当是我国东北部的长白山。在远古时代，人们便称此为“大荒山”。我国第一部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在肃慎之国。”肃慎，位于我国东北的东北部；不咸，蒙语即神仙的意思；不咸山，即仙山。长白山天池之畔有一天豁峰，山峰形状奇特。山石巨大，其中最大的一块，便名曰“补天石”。 
“绛珠仙草”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即是长白山上的名贵特产人参。人参常被称它为“神草”或“仙草”，长着对生的绿叶，绿叶中间挺立着一株长长的花柱，柱上的结着一串串红宝石似的珠果，颜色绛红绚丽，形状如同南国红豆，晶莹剔透。这样看来，这个“绛珠仙草”不是人参又是什么呢？
“神瑛侍者”呢？他似是“神鹰”的谐音。很早以前，满人中间流传一个神话：有三个仙女在长白山天池里洗澡，有一只神鸟（也有称说神鹰的）噙来一颗绛红的仙果放到最小的仙女佛库伦的衣服上，仙女吞下红果后生个男孩，便是清世祖先布库里雍顺。因此，神鸟（或神鹰）与绛红朱果的兰因絮果，恩恩怨怨，早就缔结在三生石畔了，曹雪芹只不过是将其巧妙地改造了一番，且完全不露一点痕迹。
为什么曹雪芹要用这么一个神话故事，来牵引出这部百年望族的兴衰史呢？曹雪芹先人早在明万历年间迁居沈阳附近，加入旗军正白旗。他们为清室开创基业，屡立卓越功勋。因此曹雪芹用这么一个神话故事开篇，这与他绵绵不绝的寻根怀旧思恋有着直接的关系。曹雪芹生于末世，当年随同清室一同入关的八旗子弟，个个都是声名显赫，唯独他结庐在荒凉的西郊荒野村，穷困潦倒，怎能不产生“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的慨叹呢？
曹雪芹在一首《画中诗》中说：“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这里明明点出这块顽石的来历，它的根源本来尊贵，详溯其源当是出自太古的大荒山（即长白山）山巅，遥想当年是何等的荣耀，只是今日才蒙蔽尘埃，埋没于蓬蒿之中。现虽欲返璞归真，但又不能去攀结那些豪门权贵，只能是“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而已！并与万般无奈之中，才求诸于笔墨文字，冀图得到诸如空空道人之类的人去传述其一番历历可数的心迹罢了。
【小题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作者认为大荒山即是长白山，是因为在远古时代，人们称此长白山为“大荒山”，长白山天池之畔有块巨大山石名为“补天石”。

B．作者认为“绛珠仙草”即人参，因为人参长着对生的绿叶，中间花柱头上结着一串串宝石似的珠果，与《红楼梦》描写的“绛珠仙草”很像。

C．随同清室一同入关的八旗子弟，个个都是声名显赫，而曹雪芹为清室开创基业，屡立卓越功勋却穷困潦倒，所以让他产生“单单剩下一块未用” 的慨叹。

D．满人神话中神岛（或神鹰）与绛红珠果的兰因絮果缔结在三生石畔的故事，被曹雪芹妙若无痕地运用到了《红楼梦》中。

【小题2】下列说法不符合本文作者观点的一项是（   ）

A．《红楼梦》开篇神话故事中，女娲补天时未被采用的石头出自大荒山无稽崖下，作者认为大荒山应当是长白山。

B．《红楼梦》开篇神话故事中的“绛珠仙草”， 作者认为即是长白山上的名贵特产，被人们称为神草或仙草的人参。

C．曹雪芹先人早在明万历年间迁居沈阳附近，加入旗军正白旗。《红楼梦》的开篇神话故事表现了曹雪芹绵绵不绝的寻根怀旧思念。

D．《红楼梦》开篇神话故事中的“神瑛侍者”，作者认为“神瑛”似是“神鹰”的谐音。神瑛侍者即清室祖先布库里雍顺。

【小题3】根据文章内容，以下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曹雪芹编造的这个神话故事，是有其现实的基础的。那么，《水浒传》开头“洪太尉误走妖魔”的神话也应该是有其尘根俗缘的。

B．虽然作者在《画中诗》与《红楼梦》中都写到了“石头”，但诗中的石头与《红楼梦》中的补天石没有内在的联系。

C．作者认为《山海经》中的不咸山即长白山，说明《山海经》中的地名有的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

D．作者对《红楼梦》的开篇神话中的主要事物一一作了考证，说明作者对满族历史及满族风情非常熟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在古代文体学史上，唐宋时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唐宋众体咸备，各种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文学文体方面，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小说、戏曲也崭露头角；公牍和应用文方面，与新创文体竞相发展，迎来了历史上实用性文体发展的高峰。唐宋文体批评层累式地多角度探究，并与当时的文体书写产生互动，让文体写作与批评相得益彰。一言以蔽之，唐宋时期是古今文体骈与散 、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唐宋文体学何以呈现出如此特征和面貌？郑骞《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定位》说：“唐宋两朝，是中国过去文化的中坚部分……上古以至中古，文化的各方面都到唐宋作结束。就像一个大湖，上游的水，都注入这个湖；下游的水，也都是由这个湖流出去的。”唐宋文化既恢宏又复杂，既超卓又平易，既多元又开放，属于成功的贯通、通变型文化，其通变特色影响到方方面面，自然包含文体。
唐宋文化学术的集大成、综合性的特征，若用当时人的话，而且是最简洁的话来概括，则朱熹《答姜叔权》里的一句话甚为贴切：“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拈出其中的“融会贯通”，不妨说是宋人概括唐宋文化的最佳注脚。文化的融通特征，对于 唐宋文学、文体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唐宋文体在文化的大视野下，打上了浓厚的“共同体”烙印，表现为分化与综合、限制与超越、对流与融通的复杂多元格局。
唐宋文体学的贯通性，突出地表现在文体间的交流和互动上。古代文体的结构规则并非刻板不变，实具有灵活组装拆卸的机制，其间的结构和功能关系可紧可松，内在亦具有延展性和弹性张力，在一定条件下，其规则会发生位移改变。文体与文体之所以能发生关系，在于它们具有某种同质的因素，例如结构、形式、语言等。假设我们对甲文体和乙文体都很熟悉，但是甲乙的相参相融，却依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会产生令人兴奋的新奇效果。熟悉与陌生，陈旧与新颖，固有与超越，就在文体间的贯通、参融、相资中实现了奇妙的转化。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与贯通密切相关，唐宋开始大量使用“文备众体”一词。黄庭坚等宋人用“兼备众体”来赞美唐代大诗人杜甫，这是充分肯定老杜在诗体方面的集大成。更重要的是，宋人开始用类似词形容本朝文人。诸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等，都得到过类 似“文备众体”的称赞。这种情况在宋以前是没有的。可见唐宋文人的“兼备众体”，成为极为突出的现象。何以文备众体者愈来愈多？这其实是贯通的文化作用于文体的重要表现。
唐宋文人学识渊博，擅长多种文艺者不在少数。多面手、组合拳式的才能，让他们一通百通，有了贯通文艺的资本。高手可以游刃有余地出入各种文体，取长补短，互相交通。尤其当一种文体已发展极充分，内部的各种写作技巧、艺术手法差不多被穷尽时，或许只有“跨界”“贯通”，向其他文体寻求参酌，才有可能打破困局，实现新变。
（选编自谷曙光《解读古代文体的新维度》）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 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唐宋时期，诗、文、词三种文学样式三足鼎立，小说、戏曲也开始兴起，公牍和应用文得到了发展，文体写作与批评相得益彰。

B．唐宋两朝是各种文体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C．郑骞在《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定位》中把唐宋两朝比喻成一个大湖，把上古至中古文化比喻为流进大湖中的上游的水。

D．唐宋文化是成功的贯通、通变型文化，具有恢宏又复杂，超卓又平易，多元又开放等特点，它的通便特色影响着文体的发展。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作者借宋朝朱熹《答姜叔权》一文里的一句话，简洁地概括出了唐宋文化的集大成、综合性的特征——“融会贯通”。

B．唐宋文体分化与综合、限制与超越、对流与融通的复杂多元格局的特点，是受具有融通特征的唐宋文化的作用和影响而形成的。

C．唐代只有“诗圣”杜甫称得上“文备众体”，而到宋朝，“文备众体”的文人就越来越多，这是宋朝贯通的文化作用于文体的结果。

D．古代文体的结构规则是灵活多变的，文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是唐宋两朝文体学的贯通性特点的突出表现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古代文体学史上，唐宋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各种文体都具备并且得到了充 分的发展，影响深远。

B．唐宋文化具有集大成、综合性的特征以及变通的特点，这不仅影响唐宋文体，还深刻影响唐宋文学的发展、演进。。

C．两种文体在结构、形式、语言等方面并不是完全不同的，在文体间的贯通、参融、相资中，两种文体就会互相转化。

D．写作高手不仅熟知多种文体的写法，而且还能将各种文体的写法贯通起来，得心应手地进行运用，并写出新意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庙堂与山林之间
晋宋时期，无论是当代和后世褒贬不一的谢灵运，还是身前身后均有盛名的王羲之，抑或死后方逐渐赢得“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大名的陶渊明，他们都曾在山林和庙堂之间徘徊过。
王羲之曾经在给谢万的信中，自得于他异于古之辞世者的“坐而获逸”之乐：“古之辞世者，或被发佯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王羲之欣喜于自己的“坐而获逸”是“遂其宿心”，似乎退隐山林是他一直向往的生活。但据史载，他的退隐始末大概是这样的：在王羲之出仕前，本也是一再推辞，但殷浩用“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等语极力敦劝他，与谢安出仕前朝野上下所谓的“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如出一辙，足令王羲之对自己的出山充满期待。不过事与愿违，王羲之的庙堂经历显然没有谢安那样顺利。他在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与王述不和，后王述升为扬州刺史，会稽隶属扬州，王羲之不甘心成为王述辖下的地方官，派遣使者向朝廷提出将会稽从扬州分出来，独立为越州，结果“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后来王述巡察会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王羲之在辞官退隐前，我们无法否定他曾产生过立身庙堂，甚至如谢安般在庙堂里干出一番事业的念头，他之所以毅然在父母墓前发誓辞官，是因为耻做王述下辖的地方官，而并非是向慕山林，希求高远。
曾放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呢，也并非彻头彻尾的“羲皇上人”，这是自鲁迅以来的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的事实。从陶渊明的文字作品来看，他不但少壮时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猛志”，盛年也时有庙堂之念的流露，只不过他对难以把握的庙堂有所顾虑而已，其《拟古》其六所写的“装束既有日，已与家人辞。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不畏道里长，但畏人我欺。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正是这种顾虑重重的复杂心理的描画。虽然陶渊明也有“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的诗句，但正如谢灵运实际上终未能以山林熄灭庙堂之念一样，陶渊明也不时受到曾经的“猛志”的侵扰。
其实无论是谢灵运，还是王羲之和陶渊明，他们在面临生命价值自我拷问时的这种徘徊矛盾的心理，几乎可以说是大多数个体生命寄托模式单一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士的宿命，只不过他们在这种情境中自我排解的方式和效果存在差异而已。王羲之比较决绝，他在父母墓前立誓辞官归隐的特别方式，不但断绝了庙堂中人再次征他出仕的可能——“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征之”，也保全了自己的晚节，没有因“去而复还”而遭人讥笑。陶渊明虽然难免为自己的“有志不获骋”而彷徨不安过，但终究慑于“人我欺”的复杂局面，没有再踏入庙堂，避免了“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的窘状。
与王羲之、陶渊明相比，谢灵运的心理斗争要激烈得多，代价也就格外的大。如同陶渊明表示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一样，谢灵运留下的文字中也有过不止一次类似的表述，如他《游名山志》所说：“山水，性分之所适。”但他所谓的“性分之所适”的山水并未能战胜他的庙堂心，当元嘉三年宋文帝征他出山做官，且派他的旧交范泰写信敦奖他时，他便复还庙堂了。而且从他复出后被重用的期望破灭后“意不平”的表现来看，他所谓的“性分之所适”恐怕只是刹那的感喟。比起王羲之的“坐而获逸”和陶渊明的“羲皇上人”来，谢灵运这种瞬间的感悟对于庙堂之念的遏止更缺乏持久的疗效，他一直是“欲希心高远”。这个“欲”字，点出了谢灵运虽然一直是在期望、向往高远的境界，但因为无法摆脱那时时晃动的曲盖身影，所以也就永远只是“欲”，而难以最终获致。
（选自2013年第3期《清华大学学报》，有删改）
【小题1】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鲁迅以来的不少研究者认为陶渊明并不是彻头彻尾的“羲皇上人”，所以陶渊明并不能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B．王羲之的“坐而获逸”、陶渊明的“羲皇上人”和谢灵运的“性分之所适”，这些文字都表现出对山林隐逸的向往。

C．王羲之立誓辞官归隐断绝了庙堂之念，陶渊明在彷徨不安中回归田园，虽然方式不同，但都避免了遭人讥笑的窘状。

D．王羲之、陶渊明、谢灵运都在山林和庙堂、隐与仕之间徘徊过。其中，谢灵运对于庙堂之念的遏止更缺乏持久性。

【小题2】（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从王羲之给谢万的信中可以看出王羲之对自己“坐而获逸，遂其宿心”的欣喜，退隐山林是他一直向往的生活。

B．陶渊明的诗中也常流露出庙堂之念，只不过他对难以把握的庙堂有所顾虑，担心万一出仕后不如意会被世人耻笑。

C．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士在面临生命价值自我拷问时，都有在山林和庙堂之间徘徊矛盾的心理。这是他们的宿命。

D．“欲希心高远”中的“欲”字，点出了谢灵运一直是在向往高远的境界，出仕做官只是被逼无奈，不是出于本心。

【小题3】（小题3）下列对“他们都曾在山林和庙堂之间徘徊过”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王羲之出仕前虽一再推辞，但也曾想如谢安般干出一番事业，后来只因与王述不和，又耻于做王述下辖的地方官，才在父母墓前发誓辞官。

B．陶渊明虽曾放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但从其作品可以看出他仍不时受到曾经的“猛志”的侵扰。

C．谢灵运多次说过“山水，性分之所适”之类的话，但山水并未能战胜他的庙堂心，元嘉三年他又复还庙堂。

D．王羲之、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曾在山林和庙堂之间徘徊过，只是隐逸山林之念从未战胜过建功立业的理想。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除却先秦不论，中国古代社会有三大转折。这转折的起点分别为魏晋、中唐、明中叶。社会转折的变化，也鲜明地表现在整个意识形态上，包括文艺领域和美的理想。
就敦煌壁画来说，由中唐开始的这一转折也是很明白的。盛唐壁画中那些身躯高大的菩萨行列在中唐消失，更多是渲染“经变”^①；人物成为次要，着意描绘的是热闹繁复的场景，它们几乎占据了整个墙壁。到晚唐五代，这一点更为突出；“经变”种类增多，神像（人物）却愈发变少。色彩俗艳，由华贵而趋富丽，装饰风味日益浓厚。初盛唐圆润中带遒劲的线条、旋律，到这时变得千千秀柔，有时甚至有点草率了。
菩萨（神）小了，供养人的形象却愈来愈大，有的身材和盛唐的菩萨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它们一如当时的上层贵族，盛装华服，并各按现实的尊卑长幼，顺序排列。如果说，以前还是人间的神化，那么现在凸出来的已是现实的人间——不过只是人间的上层罢了。很明白，人的现实生活这时显然比那些千篇一律、尽管华贵毕竟单调的“净土变”、“说法图”和幻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对人们更富有吸引力，更感到有兴味。壁画开始真正走向现实：欢歌在今日，人世即天堂。在敦煌，世俗场景大规模地侵入了佛国圣地，它实际标志着宗教艺术将彻底让位于世俗的现实艺术。
正是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兴味的加浓，使壁画中的所谓“生活小景”在这一时期也愈发增多，它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人世的生活战胜了天国的信仰，艺术的形象超过了宗教的教义。
禅宗在中唐以来盛行不已，压倒所有其他佛教宗派，则是这种情况的理论上的表现。哲学与艺术恰好并行。本来，从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到南朝佛学的形神之争，佛教以其细致思辨来俘虏门阀贵族这个当时中国文化的代表阶级，使他们愈钻愈深，乐而忘返。哲理的思辨竟在宗教的信仰中找到了丰富的课题，魏晋以来人生悲歌逐渐减少，代之以陶醉在这思辨与信仰相结合的独特意味之中。也因为这样，在信仰中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理性思辨，中国永远没有产生像印度教的梵天、湿婆之类极端神秘恐怖的观念和信仰。印度传来的反理性的迷狂故事，在现实生活稍有改变后就退出历史和艺术舞台。更进一步，在理论上终于出现了要求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起来的禅宗。这样，结论自然就是，并不需要一种什么特殊对象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形体的偶像崇拜。正如宗教艺术将为世俗艺术所替代，宗教哲学包括禅宗也将为世俗哲学的宋儒所替代。宗教迷狂在中国逐渐走向衰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一切，当然又是以中国社会由中古进入近古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变动为现实基础的。
可见，把历时数百年之久的中国佛教艺术当作一个混沌的整体对待是不行的，重要的是历史的分析和具体的探索。从天上人间的强烈对照到它们之间的接近和谐，到完全合为一体；由接受和发展宗教艺术到它的逐渐消亡，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复杂的过程，但艺术思潮和美的理想这种发展变化却完全是合乎规律性的。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注】①经变：据佛经故事所做的绘画、雕刻等。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社会转折的变化会体现在社会的整个意识形态上，包括艺术领域和美的理想方面，如魏晋、中唐等时期的社会变化会体现在佛陀世容上。

B．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壁画中菩萨形象和供养的人的形象的大小有了很大变化，这说明佛教以前展现的是人间的神化，现在展现的是人间的上层。

C．人们对现实生活审美兴味的加浓，使禅宗压倒了其他佛教宗派，使壁画中的生活场景愈发增多，使艺术形象超过了宗教的教义。

D．中国佛教艺术历经数百年，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复杂的过程，探究中国佛教艺术有历史的分析和具体的探索，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混沌的整体。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中唐时的敦煌壁画比较注重渲染“经变”，到了晚唐五代时期，“经变”的种类增多，壁画装饰风味变浓，色彩变得俗艳。

B．由敦煌壁画的变化可以看出人们对宗教和现实生活的看法的变化，如人们越来越看重现实生活，欢歌在今日，人世即天堂。

C．中唐以后，敦煌壁画中出现了大量的世俗场景，他们侵入了之前的佛国圣地，这表明宗教艺术已最终让位于世俗的现实艺术。

D．中国人在宗教信仰中保持着一定的理性思辨，所以中国永远不会出现像印度教中的湿婆等级段神秘恐怖的观念和信仰。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敦煌壁画在中唐有了明显的变化，比如盛唐壁画中那些身躯高大的菩萨形象在此时消失，绘画手法也由初盛唐的圆润变为纤秀甚至有点草率。

B．现实生活要比“净土变”、“说法图”以及幻想出来的西方极乐世界等更丰富多彩，对人们的吸引力更强，让人感到有兴味。

C．佛教的细致思辨使得当时中国文化的代表阶层门阀贵族越来越深地钻研佛教，哲理的思辨在宗教信仰中找到了丰富的课题。

D．中国社会由中古进入近古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变动影响了人们对佛教的态度，使得宗教迷狂在中国逐渐走向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