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书画的鉴藏

中国宫廷书画收藏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魏晋开始，个人书画创作开始风行，宫廷对书画作品的收藏随之发展。南朝政权更迭迅速，宫廷藏品几乎成为末代帝王的随葬品。隋唐时期国家一统，加上帝王的喜好，天下书画名品源源进入皇家“秘府”，然而“安史之乱”则使自太宗朝积累起来的唐内府书画藏品“耗散颇多”。宋代内府书画收藏在徽宗时达到鼎盛，《宣和画谱》《宣和书谱》是其辉煌的见证，然“靖康之变”，宣和内府中的书画收藏全部散失。元代宫廷收藏在文宗朝也曾相当可观，后来则每况愈下。明代宣宗、宪宗、孝宗三朝的书画收藏之盛甚至不亚于宋代宣和与绍兴两朝，但松懈的管理使藏品不断流失，后期更将书画作为发给官吏的薪金，即所谓的“折俸”。

书画收藏历来有官、私收藏(即皇家内府与民间私人收藏)两个方面，又总是时聚时散，官私递藏。清代皇室书画收藏不仅远胜于私家收藏，而且为前朝各代所不及。明末清初之际，流散在各地的书画已有一部分为清室所收集，后来梁清标、高士奇、安岐等许多著名私人鉴藏家的藏品亦陆续归入内府。臣民对帝王的进贡也是清宫书画收藏的组成部分。逢年过节、万寿大典或外出南巡，臣工往往多有贡献，其中又以进书画、文玩较为讨喜。清自入关后经四代积累，宫廷书画收藏在乾隆朝蔚为大观。

在清宫书画收藏中，“三希堂”与“四美具”有着标志性的意义。王羲之的名迹《快雪时晴帖》原放在乾清宫，此为皇帝之正式寝宫。王献之的《中秋帖》则置于御书房。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一年(1746)得到王珣的《伯远帖》后，遂在自己办理日常政务的养心殿居所中辟专室存放这三件晋人名迹，并名之为“三希堂”。他为此写有《三希堂记》，认为这三件书迹不仅是中国书法的“稀世之珍”，而且是历经宋、金、元诸代皇室收藏的“内府秘籍”，三帖的重聚因此就有了非凡的意义。所谓“四美”，即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和传为宋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乾隆年间，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艺术品搜集行动中，这四件名品相继进入清宫，至乾隆十一年夏，“四美”重新团聚。乾隆皇帝后特在建福宫花园静怡轩辟出专室存放“四美”，并命名曰“四美具”，御题《“四美具”赞》，一再强调“剑合珠还”之意。此时，存世的唐、宋、元、明名画几乎收罗殆尽。这是继宋徽宗宣和内府后最全的一次汇集。

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记载，乾清宫、重华宫、养心殿、御书房为古书画收藏最集中的殿阁。清内府所藏的书画作品曾经专人鉴定，尤其是乾隆朝，更进行了全面整理与分类编目，数次组织书画名家和鉴赏家对藏品进行鉴定和品评，区别上等、次等，并分详简著录。其成果体现在奉敕编纂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编、续编、三编。全书的编纂过程前后长达74年之久，共收录上起魏晋、下至清代中期近两千年书画作品一万多件。

(节选自郑欣淼《清宫书画鉴藏、佚存与研究述评》，有删改)

鲁迅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认为人寿有限，而文章可流传不朽。可见曹丕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这样一来，魏晋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汉代，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都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存者和垄断者。他们渐渐开始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辞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纂，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从玄言诗到山水诗，则在创作题材上反映了这种自觉。文的自觉要求用形象来谈玄论道和描绘景物。在具体创作批评上也是如此。曹植当时具有很高的文学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从他开始，讲究诗的造词炼句。正是这一点，使他能作为创始代表，将后世诗词与难以句摘的汉魏古诗划了一条界限。它从一个极端，把追求“华丽好看”的“文的自觉”这一特征表现出来了。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常常被人叫做“礼乐文化”。所谓“礼乐文化”，也就是明确表明在这种以培养人格、造就文明社会为目的的文化中，礼乐起着核心的与基本的作用。其中，乐既是个人修身成德的途径，也是理想社会和政治的旨归。这与古人对“乐”的认识有关。

虽然儒家一直讲圣人制礼作乐，实际上古人并不将乐视为纯粹人为主观的产物。乐之本，在天不在人。古人将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将五声对应于五行或四季，在现代人看来是牵强附会甚至是无稽之谈，却未看到古人的良苦用心。音律是由人制定的，但却是“天之道也”。音乐与人的主观情感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是情感的产物。一方面，与乐相比，人的情感是主观相对的，因人因地因事而不同，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写到：“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怀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另一方面，悲伤的音乐未必使听者悲伤，喜庆的音乐也未必使听者开心。

乐如果本出于天，为何又是人的产物呢？这是现代人才会有的问题，现代人相信天人永隔；对于古人来说，天人有别，但天人相通：“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天道运行有一定的节律，《史记·律书》中说：“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孰万物也。”天之节律即人之节律，此节律也是人事的最高规范，依它行事，天下太平，万物和谐，人心安泰，即为王道。所以《乐论》中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

因此，乐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体制，它的规范应该具有绝对普遍性，不能因人因事因地而异，因为这种规范性乃人类伦理生活的基本原理与范式，它绝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具有先天的绝对性。否则，它就不再是一种公共的体制而只是私人产物了。教化如果变为实现任何个人或人群的利益的工具，便不是教化，而是洗脑了。圣人不是根据自己的意见，而是承袭天道作乐。正如阮籍所说：“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礼乐乃是“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而不是圣人出于一己之私的发明。

但是，不管怎么说，乐之本质虽然是客观的，它的具体表现却是极为感性的，所以即便是嵇康，也从未否认乐对人情感的巨大作用，“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但乐不是像大笑或哭泣那样的纯粹私人情感的宣泄；乐是通过感性的方式使人扬弃了自己狭隘的主观性而上升到存在和宇宙的普遍性，达到人生和世界的理想状态，使宇宙人生因此变得完美。

（摘编自张汝伦《论“乐”》）

思想史应该欣然憬悟：墨子学派的出现，堪称文化奇迹。墨子率领一班手足胼胝的苦行者，起而向雍容尔雅的儒家叫板，从而输入一股强劲的驱动力，深刻地改写了战国学术的总体结构、品性和秩序。墨子之前天下学术未裂，墨子之后滔滔学界始争。也就是说，墨子给思想学术提供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思想学术界自此不再寂寞，开始以争鸣来开发思想的力度和深度，波涛激荡，创新迭出，好受关注。韩非为此特著《显学》篇，认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并非平静地描述学术史，其本旨在于挑战显学，而自创显学，然而却在挑战中把墨子学说的位置凸显出来了。

探讨战国学术的繁荣，应该看到，其中重要的原因缘于诸子依恃不同地域、不同层面的文化资源，展开风貌互异的原始创新，以空间兑换成创新的新维度。在这种新维度中，儒、墨前后相继，却代表着两种独特的学术类型。用墨子的话来说，儒属于“士君子显学”，墨属于“草根显学”，具有更充分的民间学术形态。“士君子”一语见于《墨子》书41次，其中14次泛指高雅的知识界，27次专指其论敌儒家，均见于它论述自己核心理论的篇章。如《墨子·尚贤下》说：“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在此，“士君子”指称儒者。虽然辩论很激烈，但称谓尚存几分客气，而且这种术语多出现在《尚贤》、《非攻》、《尚同》等的下篇，总数超过上、中篇的总和，是否说明这些下篇为居于鲁地的墨者所为，对其曾有师友交往的儒者尚留几分情面？

既然墨者向士君子儒者叫板，那么他们又如何表达自己的身份呢？墨子南游于楚的时候，已有著述和众徒。据《贵义》篇记载，墨子在回答楚大夫质疑“子之言则诚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唯其可行。譬若药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顺其疾，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

要了解墨子及墨学的身份，此语在全部《墨子》中第一要紧，不可轻易放过。墨子自居为草根之人和草根之学，他是以“草根显学”与儒家的“士君子显学”分庭抗礼的。他不否认“贱人”身份，在士、工、商四民中“上比之农，下比之药”，就连当个自耕农也不够格，大概属于百工之类。但是，他在见识上竟能攀上“天下之贱人”伊尹，已是具有“天下视野”的士，因而他的身份是出入于士与百工之间。这种穿透社会阶层的天下视野，使其学术具有“良医善药”的治国功能了。士君子而有学岂足为奇，草根而有学，这就是墨子奇人奇学之所在了。   

（节选自杨义《墨子还原·士君子显学与草根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