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小题。
中国当代文学中为什么没有忏悔录
蔡益怀
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家经历过“文革”浩劫，我们的民族有许多劣行，但是，为甚么在我们的文学中看不到一部足以警醒世人的忏悔录?
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太虚伪了，缺少一种真正的悲悯情怀和忏悔意识。我们的作家有一种“扬善”的美德，但也有一种“隐恶”的劣性。不敢叩问自己的灵魂，把自己的灵魂亮出来给人看，这是我们的作家最失败的地方。俄罗斯为甚么可以产生那么多一流的大作家？我觉得关键的一点是，他们的作家有忏悔意识，敢于面对真实的内心世界。
我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作品中有一种深邃而博大的宗教精神，具体来说，就是一种赎罪意识和忏悔意识。就以托尔斯泰的《复活》而言吧，书中的贵族地主聂赫留朵夫因为奸污了使女玛丝洛娃，使她走向沦落。当聂赫留朵夫知道那个受到审判的妓女就是当年被他奸污的女子后，他的内心也受到一种道德的审判，意识到自己的身上充满罪恶，于是，他一路跟随这个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的女子，以自我的流放来赎罪，使自己成为一个得到救赎的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巨著也是这样，写尽人的灵魂煎熬。从俄罗斯的大作家身上以及他们的巨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赎罪与忏悔的宗教情怀。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鲁迅和巴金应该说是最有赎罪意识和忏悔意识的作家吧。可是，在当代的中国作家中，我们已经看不到像鲁迅、巴金、郁达夫那样直面人生、直面我们内在心灵世界的作家了。我们的很多作家，敢于批判社会、反对建制，却没有勇气面对我们真实的灵魂，不敢说真话，更不敢触及自己的内心世界，怕将自己卑劣的另一面暴露在人前。这就是我们的创作失去价值的根本原由所在。作为一个作家，有赎罪和忏悔的宗教情怀，证明他有一种求真、求善的人格力量，敢于解剖自己的灵魂，乃至民族的灵魂，自我反省、自我否定、自我救赎，最终走上自新之路。
这些年，我对我们的文学愈来愈不看好，最感到痛心的是：虚假与浮躁。从上而下的虚假和浮躁，已经令我们的写作人沉不住气，既没有勇气去审视我们的灵魂，又没有耐性去进行一种纯粹的心灵写作。在商品经济的大潮面前，大家都迷失了方向，将“票房”价值看成理所当然的追求，将炒作当作成名成家的必然手段；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作家“富豪榜”，而没有多少人关心作品的“含金量”，人们一窝风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谁还会“忏悔”、“赎罪”，这么“憨居”？
这些年，我时有机会回内地，接触一些作家和学者，我愈来愈感到别扭，感到不适应。我觉得，他们不是在搞文学，而是在搞“文学关系学”，互相抬轿、互相吹拍、互相贴金。更为可怕的是，我们的文学也深受“官本位”之害，不少作家关心的是政治地位、官职，关心的是座次怎么排，千方百计向建制靠拢，龟缩在体制之内，完全失去了作家应有的独立人格。中国作家骨子里的这种侏儒基因，决定了他们成不了文学的巨人。也正是这样的原由，我们的文学缺少一种精神，缺少一种骨气，缺少一条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脊柱。
我想，如果我们的身边多一些沉浸于纯粹的艺术人生的创作人，而不要去管那些商业利益、官本位，或为自己贴金，而是多关心天下苍生，关心人的生存和价值，我们就会像俄罗斯那样，出现一个又一个背负起民族苦难十字架的优秀作家，就会出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忏悔录”。   
（选自《时代报告》2011年第四期，有删改）
【小题1】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本文的思路。（6分）
【小题2】文章第三、四小节列举俄罗斯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位作家有什么作用。（6分）
【小题3】结合全文，谈谈我们这个时代怎样才能出现“忏悔录”。（6分）

阅读下面的短文，完成各题。（9分）
诚信的文化阐释
廖小平
在中国文化中，历史地看，“诚”与“信”首先并不是一个合一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信”是一个比“诚”出现得更早的概念。这在迄今的有关考证中也得到了证实。尽管如此，从逻辑上看，“诚”却是“信”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无“诚”即无“信”。这与中国文化特别重视“诚”以及中国文化对诚与信之关系的论证方式有关。在中国文化中，“诚”首先并不是一个主体性的范畴，而是作为一个具有宇宙本体论意蕴的范畴提出来的；并且，作为本体论范畴的“诚”，制约着作为主体性范畴的“诚”。《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即是说，“诚”是天本来即有的本性，对天的这种本性的主体实践（“诚之”，即“行”）即为人之诚的本性，人之诚于天之诚并由天之诚所决定。《孟子》所说的“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则从另一个角度，即对天之诚的“思”的角度，来说明天之诚是人之诚的本根。发展到后来，作为本体论的诚转化为主体性的诚，对于诚之主体而言就自然具有了伦理道德的意义，诸如朱熹所言：“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正是“诚”从本体论向主体性的道德论的转化，才使“信”这一作为纯粹伦理道德的范畴得以奠定在“诚”的基础上，并与“诚”合二为一。换言之，信之所以可能，从根源上说它是由天之诚经人之诚所前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诚比信具有更根本、更本原的意义。于是，诚与信的下述关系便是中国文化对诚与信之关系的一个强有力的逻辑推论：（1）“诚”是“信”之本，“信”是“诚”之用；（2）“诚是个自然之实，信是个所为之实”；（3）“诚”则“信”，“信”不一定“诚”。在中国文化中，只有理解了诚与信的上述关系，才能对“诚信”这一合一的概念有较贴切的理解。
在西方文化和文献中，很难看到“诚信”这一合一的概念，在英文中更没有与“诚”相对应的统一的单词，更多看到和使用的却是包含着“信”的各种概念，如信用、信任等等。这也许是语言差异及转译的困难所致。但在西方语义中，相较于“诚”而言，“信”的作用更为突出，对“信”的使用频率更高。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信并不非以诚为前提和根据。西方对“信”的规定并没有像中国古代那样，非去追索“信”的“诚”之形而上前提和伦理道德基础，而是把“信”的根基奠定在契约观念之上。他们把“信用”、“信任”建基于契约观念之上，它不非必以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诚”为依据，而是充分体现了契约观念的深刻内涵和基本特征，并最终演变为法律原则。
中国当前的诚信缺失，在文化上可以从上述中西文化对诚信的不同理解中得到解释：从中国文化来看，作为道德之根基的“诚”，日渐被市场经济的“信用”所替代乃至淡化，经济信用似乎可以代替一切，“诚”在强大的市场经济面前显得十分脆弱，以致不堪一击，于是“信”与本来决定它的“诚”出现了割裂。这样，在中国文化看来，“信”缺失了“诚”这一形而上的终极依据和伦理道德根基，从而沦落为一种纯粹实用的经济理性的工具，进而可能走向“信”自身的反面。从西方文化来看，西方的“信”并不非以“诚”为根基和依据，它是建基于契约观念之上的。但在中国，一方面历史上缺乏契约观念的传统，另一方面，现代契约观念还远远没有树立起来，因此，“信”同样缺失契约观念的依据和基础。这样，从中西文化上看，中国当前诚信缺失也许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4年8月24日）
【小题1】下列有关中国文化对于“诚信”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信”比“诚”出现的更早，与“诚”的关系密切，具有一定的伦理道德色彩。

B．在中国文化中，重视“诚”的重要性，将其提升至宇宙本体论的高度，将其视作是上天的本性。

C．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诚”首先不是做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而出现的，而是做为一个本体论范畴而呈现的。

D．在中国文化里，“诚”是“信”的根基，“信”是“诚”的运用，有了“诚”则一定有“信”，有了“信”，就一定有“诚”。

【小题2】下列关于中国当前“诚信危机”原因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市场经济所倡导的“信用”完全替代了具有浓郁的伦理道德色彩的“诚”。

B．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信”丧失了“诚”的基础，与“诚”产生了严重背离。

C．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缺少西方的契约观念，当前国人的观念、心态及行为取向等方面，缺少现代的“信用”理念。

D．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缺少西方的契约传统，有关于“信用”的各种法律规章尚不健全，还存在很多漏洞。

【小题3】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与中国文化传统不同，西方的“诚信”更侧重于对“信”的理解与运用，这表明西方的“信”不以“诚”为根基，不具备任何的伦理道德色彩。

B．与西方文化传统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将“诚信”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理解和运用，“诚信”是一个颇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范畴。

C．“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表明朱熹已赋予“诚”以伦理道德意义，诚与信合而为一，“诚”完成了从主体论向本体论的转化。

D．由于对“诚”重视，使得中国的“信用观”更多地崇尚道德自律，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现代社会法律建设的缺失和不足。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和灵魂
郝立斯
文化具有丰富多样的形态或表现方式。文化大体上存在着精神形态（如观念等），实物形态（如器物等），以及实践形态（如生活方式、精神生产、文化产业等）。剥开文化的外壳，我们会发现，深藏其内并持久发生重要作用的是价值观念。
价值观反映一定社会主体的利益和需求，并渗透在文化的各种形态中。价值观作为文化影响力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强烈地影响社会和人的行为。虽然不能把所有文化都归结为价值观念，但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对于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特殊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以至于人们在谈论传统文化、文化影响力或文化软实力时，主要是指特定的价值观念。例如，中国古代的孔孟老庄之学之所以今天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中国先哲的思想表达了深邃的人伦价值、生活意义、社会理想，这些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念散发着恒久的魅力。“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把国家政治价值理念视为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这一观点得到普遍认同。
价值观体现民族和时代的特点，并成为不同民族文化和不同时代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一定社会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往往反映不同民族的诉求，受制于特定的时代、制度和实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出现过重视人际和谐、尊重自然等价值观念，至今为人们所重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机器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消除了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既催生了“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也培育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都带有民族和时代的印记。
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实践构成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伴随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应运而生。当代中国价值观表达了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基本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促进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提倡公民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价值观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文化建设特别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关键在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并取得巨大经济成功的当代中国，需要继续整合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优秀思想资源，弘扬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相统一、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相和谐的价值理念。在全球化趋势继续扩展、各国之间文化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日益传播的情势下，我们更应大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既使之普及于国民，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也使之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塑造好国家的文化形象。
（选自《光明日报》，2014年2月19日，有删节）
【小题1】下列对于“价值观”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价值观深藏在文化存在的形态和表现方式中，并能够持久发生重要的作用。

B．价值观与文化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反映了所有社会主体的利益和需求。

C．价值观体现民族和时代的特点，成为不同民族文化和时代文化的最重要特征。

D．价值观强烈地影响社会和人的行为，是文化影响力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

【小题2】（小题2）关于“价值观”与“文化”关系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价值观念就是指传统文化、文化影响力或文化软实力，对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并得到认同。

B．一定社会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必然反映不同民族的诉求，民族的诉求与时代的局限性都制约着价值观念的形成。

C．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文化建设特别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关键，因此要使之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

D．我国古代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念能够散发着恒久的魅力，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价值观念已被人们所认同。

【小题3】（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和灵魂，根据约瑟夫·奈对价值观的理念，国家政治价值理念是一种软实力，也是国家最重要的文化力量。

B．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曾出现过的重视人际和谐、尊重自然等价值观念也带有时代的印记。

C．文化的本质是实践，因此离开实践就产生不了真正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产生也不例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

D．要塑造好国家的文化形象，需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基本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是中国价值观的唯一表达。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中国古代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浪潮中，土地问题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
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往往伴随着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商末周初的政治变革在历史上影响甚巨，其以“授民授疆土”为核心的封建体制便是最重要的代表。周初重器大盂鼎铭文中记载了周康王封赐给一位名盂的贵族土地、人民的情形，就是这一制度的生动写照。作为配套制度而行的井田制在当时也举足轻重。春秋中期以后，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走向瓦解，新的土地关系与生产关系开始出现，引发了政治领域内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便抓住了土地这一关键问题，在地方行政和土地分配两方面完成了新旧制度的更替。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以皇帝为主导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巩固，土地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
西汉中期以后，聚敛了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地方豪强严重危及了中央的统治。自此以后，严重依赖地方豪强的中央政权无心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最终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达数百年的门阀政治。中央对所辖区域内土地与行政权力的控制越来越弱，反过来又促使中央政权对土地关系、地方行政运行机制进行调节与整顿。于是，在隋唐北宋时期，中国历史上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与土地变革。
隋朝建立，推行均田制。这些本应在打击豪强大族势力方面效果显著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却稍嫌操之过急，根基未稳的隋王朝也迅速覆亡。随后崛起的李唐政权在土地分配方面延续并完善了均田制。使得唐朝开始走向强大。此后，北宋政权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以土地的控制与分配为中心，将地方权力大都收归中央，改变了地方势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局面。
元明清三代，虽然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他们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与两宋时期边患屡兴相比，元明清对边疆的控制也明显加强，而“摊丁入亩”等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依靠的正是国家对土地所有与分配体系的绝对控制。
中国古代政治变革与土地权力发展的关联使我们认识到，土地与中央集权抑或君权的一体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土地与君权的联动机制也使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较为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的政治因素的萌生与发展。而当土地与君权出现矛盾冲突时，往往会出现政治危机甚至政权更迭，这又促使掌权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缓解矛盾冲突。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土地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

B．商鞅抓住土地这个关键问题所推行的变法，使得中国土地制度保持了两千多年的稳定。

C．隋、唐、北宋均推行均田制，是为了通过对土地的控制与分配，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

D．元明清三代推行了“摊丁入亩”等土地政策，使得对边疆的控制较两宋时期明显加强。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整体采用总分总结构，主体部分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展开论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

B．文章用周康王封赐名盂的贵族的事例，论证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常伴随着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变革。

C．文章以井田制的推行与瓦解对当时政治变革的影响，证明了政治体制与土地制度是密切关联、互相影响的。

D．文章结尾一段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古代土地问题与政治进程的密切联系。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每当新的土地关系与生产关系出现，就会引发政治领域内的变革。

B．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长期保持相对稳定，有利于保证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巩固。

C．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政治，是由于中央政权依赖地方豪强、无心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而逐渐形成的。

D．土地与中央集权抑或君权的一体化使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较为固化，也制约了新的政治因素的萌生与发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以民为主
“民主”在中国文化中，首先有“以民为主”的含义。《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才是邦国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的首要。《尚书》作为上古文献，早早就提出了治国要“以民为主”的思想。甚至，这部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政治课本”的古书，它十分严厉地训诫统治者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其实是在表明：民意就是天意。如果说“民”就是“天”，那么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将自己称为“天子”，从文化本意上讲，那应该是“人民之子”的意思，天子，不仅不能为所欲为，反而应当顺从民意。
以民为主、民比天大，这样的思想使得最高统治者是要想人民之所想的：人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人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他只是带领民众驶向美好生活的掌舵者而不是做主者，他甚至要无限地弱化自己的意志、淡化自己的色彩，才能彰显和顺乎人民的意愿。所以《周易》里论述君王之道的乾卦就说“群龙无首，吉”，当社会领袖已经化入寻常的道之中，不再看见他高高在上的身影时，便是吉利之相。
而《老子》也说“太上，不知有之”，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的意思是，在最好的世代里，人民只是模糊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而已，也就是，统治阶层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不与人民产生明显的距离；老子又称，这样的统治者，为百姓谋福利成功了，人民却感觉这本就是老百姓自己顺其自然的状态，本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以民为主”？统治者作为效劳于民的一个掌舵者，却早已无限虚化了自己的声音与功绩，在这大地上，只有人民作为主人自然而然的身影。
《尚书》《周易》《老子》出现稍早，《孟子》晚出，儒家孟子目睹当时社会变得礼崩乐坏，却在论著里比前几部文献都更为明确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可见，无论统治上层如何兴衰往来、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更改变幻，那贵重不变的，始终都是人民大众。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朝代更迭、制度变迁都是岁月洗礼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客，唯有广大人民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中都永世不变的主人。
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圣贤，是为这亘古不变的人民而思考命运的。他们与政客不同，政客的服务对象是当权者，而圣贤的关怀对象是为民者。他们的思考结果，不是仅为时政出谋划策，而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才体现着最本质的人文关怀，才沉淀为岁月洪流中永不淘汰的金玉良言。
（摘编自光明网，有删节）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尚书》较早地提出了治国要“以民为主”的思想，因此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政治课本”。

B．“以民为主”的思想使得最高统治者要顺乎民意，就要做带领民众驶向美好生活的掌舵者，甚至要弱化自己的意志。

C．《周易》中的“群龙无首”是指百姓看不见统治者的身影，他们已经化入寻常的道之中。

D．《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意思是，在最好的世代里，统治阶层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人民不与他产生距离。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先列举古代圣贤关于“以民为主”的不同阐释，最后总结观点，层次清晰，中心突出。

B．文章在中国文化范畴内阐释民主的内涵，得出“唯有人民才是永世不变的主人”的观点。

C．文中引用《尚书》《周易》《老子》中的原文，不仅使文章有说服力，而且增强了文化气息。

D．文中引用《孟子》的观点，说明“以民为主”思想不随统治上层、社会制度变化而变化。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对于“统治者和人民”关系的论述，《老子》比《尚书》《周易》中“以民为主”的程度更深。

B．《老子》中“超乎于民顺乎于民”，《孟子》中“民贵君轻”等思想，都是“民主”的体现。

C．圣贤与政客不同，圣贤关怀“为民者”，不是仅为时政出谋划策，而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D．中国文化里的圣贤之言会成为金玉良言，是因为其中体现着人文关怀、对人民思考命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