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汉语教育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有一些将会或已经遇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

这些问题的产生，实质上正是汉语教育在世界化文明语境下遭遇挑战的本能反应与理性诉求。经济发展，技术化推进，总是伴随着文化的渗透。而语言是首当其冲的防线，也是最后的防卫底线。在九流分派、多元汇聚的世界格局互渗生成进程中，一个民族既要有恢宏博大、兼容世界的气度，也要有一种由本能与理性所促成的坚持自我、保留自我的能力与权利。这里有两个最基本的含义：第一，世界语境中的“自我”在“他者”的对比下应更加彰显突出；第二，世界化的语境，并不意味着消泯“自我”，相反它是不同文化身份的参与交流。

20世纪以来，汉语写作的“文化身份”，始终是中国文化念兹于心的恐惧。新时期著名诗人于坚深有同感：“对汉语诗人来说，英语乃是一种网络语言，克隆世界的普通话，它引导的是我们时代的经济活动。但诗歌需要汉语来引领。汉语的历史意识和天然的诗性特征，使它成为诗性语言，它有效地保存着人们对大地的记忆，保存着人类精神与古代世界的联系。”于坚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对异族语言表达一味盲从，结果只能导致民族“文化原质地的失真”。

网络时代语言的书写形式是键盘操作。这种键盘书写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同时也是销蚀和改变我们语言的重要因素。网络时代的键盘书写，天生是为拉丁字母准备的。虽然汉语以其技术性的处理，走进了网络这个门槛，但它已把中国语文的性灵挥洒转化为一种机械智能的操作。这是一种拒绝汉语思维和汉语人文特性的写作方式。时下，这种书写形式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小学语文教育。

此外，网络时代的汉语文本还在不断地卡通化、图像化。这是一个读图的时代，文字的阅读大量地被图像的阅读所取代。图像以其画面色彩的丰富、逼真和立体生动，在一定意义上虚拟还原了文字的想象，会使阅读趣味盎然。但必须指出，图像只是一种普及的诠释文本的幼稚方式。一方面，图像以一种画面的定格圈定、凝固了读者想象，这无疑是对读者想象能力的限定和剥夺；另一方面，当读者一旦把对图像的阅读当成主要的阅读方式之后，就会因为读图的轻松放弃了文字书面的阅读，从而依赖于读图。文字的阅读更具有模糊性、丰富性与包容性，它提供的是因人而异的有多种可能的个性化阐释，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字的阅读带给读者的是无边的想象与创造的空间，对于读者来说，书面文本具有一种开放的、多方面满足其文化阐释与品评兴趣的价值属性。

“现代人的自我认识与现代中国人的民族自我认同的危机：不要现代性，殖民；要实现现代性，也‘殖民’——两难”（张志扬）。在这个“两难”的语境里，该如何应对挑战？我们当然不会因噎废食。

（节选自《中华读书报》，有删改）

《梁启超传》序  刘再复

把一个人的传记几乎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只有通过梁启超的传记才可能。梁启超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他打通了中国近代史各类关键性人物关系，包括政治层面、思想层面、文化层面、国内外层面的关系。在各层各类能够呈现历史风貌的重要人物关系网络中，他是独一无二的起承转合且举足轻重的人物。这除了得益于他先进的思想和巨大的多方面的才华之外，还得益于他本身的两大特点：(1)他是一个拥有巨大书面文字语言又拥有巨大行为语言的双重存在，他既创造了巨大的“知”的体系，又创造了巨大的“行”的体系。因此，他既与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人物关系密切，又与政治界、军事界、外交界、教育界、财政界的人物关系密切。也就是说，创造中国近代史的各类创造主体都与他相关。(2)他除了拥有罕见的知行兼备的能力之外还拥有一种无人可比的极为“谦和”的性格魅力。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三个突出的推动历史前进又极为“谦和”的人物，这就是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他们成就巨大，但从不称霸，“但开风气不为师”。梁启超大事有决断，小事又谦让，能与各类人物坦诚交往又不丧失原则。这种性格魅力使他能够与袁世凯这种人相克相生，从而构成近代史变化万千又有主线的极为精彩的一页。如果写《康有为传》，就很难选择以传主及人物关系为基本构架的写法。因为康有为虽然比梁启超更有原创性(指思想理念)，也更有深度，但他性格专断、固执、主观，名声很大又霸气十足，远离谦和作风，所以人际交往既缺乏广度，更没有如梁启超与黄遵宪、谭嗣同等交往中所蕴涵的如歌如泣的诗意。

通过《梁启超传》的写作而把握中国近代史的骨架与筋脉，这在海外的中国史研究中，也曾有人感悟到，值得一提的是约瑟夫·列文森。他在一九五三年完成的重要著作的题目就叫作“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其内容也是通过对梁启超传的写作而勾勒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风貌。尽管列文森英年早逝，但他留下的这一著作却一直是海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绕不过的重要史学里程碑。他在书中留下一句著名的评价梁启超的话：“如果一个人拥有能够打开他所在囚笼的钥匙，那么他早已不在他的囚笼之中。”梁启超早已冲破专制囚笼，并遨游于思想自由的普世天空与大地中。梁启超的思想体系，充满自由点，少有固定点。有人因此而攻击他“善变”，其实，他的所谓“善变”，恰恰是与时俱进，恰恰是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地破“我执”，破“他执”，破固定点，不断地向真理靠近。他敬重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但是，当康有为与张勋勾结一起妄图复辟帝制时，他能不改变一下“忠于老师”的角色吗？袁世凯“借助共和”而和平终结帝制时，他与袁世凯妥协合作，而袁世凯“埋葬共和”复辟帝制时他则反戈一击，给袁氏以致命打击。梁启超多次以今日之自我反对昨日之自我，表面上看，这是变，而究其深层，他始终不变而一以贯之的则是他的爱国之心，他的救国激情，他的把中国从专制引向共和、引向富强、引向自由的努力。

(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