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传播信息有一个“传播环理论”，即一个高转发帖子的“传播环”大约有四轮，由轴心到外环的传播比大约是：二环5%，三环55 %，四环25%，五环15 %。其中二环为粉丝转发，三环为粉丝们的粉丝转发，四环是粉丝们的粉丝加泛粉丝，五环是随机粉丝。帖子发出后的首轮传播峰值（以转发10000次计）大约是30分钟之内的前10分钟或后10分钟；而第二轮峰值（第三转播环）在发表后的第30分钟到5个小时的区间内。5小时之后，会形成一个小长尾。要想达到“高转”，必须有“大号”（微博名人）参与其中，否则，一般性帖子很难转出3000次以上。如果“大号”在三环上介入转发，也会在四环上发生威力，但属较少情况。“大号”一般分成三类：一是精英类，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是佼佼者；二是媒体类，掌握各种消息，自成意见领袖；三是草根类，他们常年活跃于互联网，非常出名。无论哪一类，这些“大号”在信息传播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文献里的“科学与技术”是一个固定的词组，其中科学位于技术前头。但是，很多人却把它们看成是同样的东西，在实践中往往还把它们的位置颠倒过来。

科学，更明确地说，自然科学，指的是通过观察、实验、仿真和分析去研究大自然中各种事物和现象并探求其原理的学科总类，目的是认知世界；技术，则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手段、形式、方法及过程的集成，它在现有事物基础上产生新事物，或者改变现有事物的性能和功用，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服务。两者之间，科学为技术的发展提供基础和支撑，而技术进步则不断地向科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反过来激励科学发展。

科学的进步一直是由人类试图认知世界内在基本原理的好奇心所推动，而不是出于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许多科学发现都是之前不曾预测过或者从来都未有计划去实现的偶发事件，而且短期内往往看不出有什么用处。这样的例子俯首可拾。数学中的数论有3000多年历史，但它在成为现代信息保密手段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个最无用处的。

显而易见，我们对科学发展和技术发展的推动不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特别是，不应该简单地把发展技术的思路和措施直接搬过来为发展科学铺路，也不应该简单地套用管理技术发展的政策和方式来经营科学发展。但是，今天学术部门中常见的却是决策者们以“技术管理思维”去指引和管治科学发展，以为通过集中筹划、巨额资助、快捷升职等手段便可以刺激基础科学迅速发展并立即开花结果。这样一来，许多基础科学研究都被贴上“无用”的标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在这里回顾一下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管理经验是有益的。亚历山大·洪堡基金会主席Helmut Schwarz最近刊文指出：“科学研究中大多数颠覆性的发现都不是事前就计划好的。相反，它们都像淘气的小妖精那样突然出现在墙角，因为它们都是科学家们满腔热忱地探讨未知事物所导致的发现和发明。因此，挑选优秀的研究人员并给予他们学术自由及充足的经费是一个学术机构成功的关键。”

值得指出的是，中文里的常用词“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简写，但它往往导致一种错误的理解，即把科学与技术看成是同一回事，让许多人对它们作同等的分析演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一直是一个被不恰当地解释和处置的问题。无数的事件和事实表明，这种错误的观念很可能还是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进步着眼于具有实用价值的各种技术，但它们并没有演化出现代科学知识和基本理论。

不言而喻，只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解决，中国才有希望能够很快地进入世界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的最前沿。

（选自《“科学与技术”，不完全是“科技”》，略有删改）

网络时代文化批评的伦理力量

肖复兴

网络时代的文化批评，呈众声喧哗的特征。这种变异，首先彰显的是大众文化的民主化进程。语言资源和经济资源一样，历来受到社会权力的制约，分配不是公正和公平的。网络时代的文化批评，打破了传统的屏障，让任何人可以出入自由，可以成为批评家。

然而需要明示的是，众声的喧哗，嘈嘈切切错杂弹，缺少定音鼓般有力量的声音。问题就在于，为什么面对网络时代，我们大众文化的批评会如此乏力甚至虚脱呢？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面对崭新的网络时代，我们的文化批评未能建设起自身的伦理。所谓伦理，就是文化批评自身应该建起的道德与义务的准则。显然，在商业时代，消费主义携带着众多利益的诱惑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文化批评的迅速堕落，比自身一时乱了方寸的茫然不知所措还要可怕。段子替代了小说，顺口溜替代了诗，知音体替代了报告文学，搞笑的小品替代了相声，堂会式的电视晚会替代了艺术……与此相对应的文化批评，自然便出现了红包批评、宾馆批评、旅游批评、整版报纸买断式批评、媒体娱乐版的八卦批评……种种利益化批评不一而足，大行其道，不是成为金钱与权势的附庸，就是成为娱乐的附庸。

重建文化批评的伦理，必须和毫不羞耻的为红包的区区小利就断送了批评的尊严和品质的行为决裂。这是重建批评伦理的底线。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加强批评家的自律之外，还需要建立批评家的整体与独立的体制与机制建设。

在这里，文化批评权威性的建立，尤关重要。一个文化多元化时代，需要不同的声音，需要定海神针般的权威声音。这种权威性的建立，依靠的不是行政的力量或金钱的力量，而是表现在对当前大众文化现象具有理论性、真理性、预见性、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真知灼见。

以电视剧制作为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我国电视剧发达的了。在每年生产15000部电视剧这样惊人的数字面前，我们没有像样的批评，而是任其泛滥。对于这些，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批评的权威，看到的是在工业和商业模式的运作操控和畸形竞争下制作的霸权。美国大众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约翰·费斯克教授，早就说过文化工业可以产生快感，但“此类快感不是大众的快感，而是霸权式的快感”。就是说这是电视剧的生产商为了收视率的利益强加于大众的。只是面对这样的霸权，却未见批评的作为，更谈不上批评的权威和力量。

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有出息的文化批评，就不会有有出息的大众文化的发展。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和文化批评，都面临着自己的挑战。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是都需要自身伦理的约束和支撑的，而不是前者仅仅是晚会的邀请，后者沦为盛装的出席表演。

（摘自《解放日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样，儒、道、墨、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