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遍意义看，劳动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必要手段，既是人的生存生活之本，也是社会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创造了人”成为大众常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学会生存”成为国际共识。劳动教育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从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社会积累的生产生活知识技能，着重培养自食其力的本领、尊重劳动人民的情感和劳动创造的精神。

显然，劳动教育是培养青少年运用知识技能获得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教育实践，可以培养青少年尊重劳动、劳动人民和劳动成果的意识，培养为自我服务的技能以及认真、负责、、创造性地对待劳动的态度，培养合作劳动和独立劳动的能力。劳动教育要帮助青少年正确评价劳动的意义和价值，了解社会百业分工和个人职业倾向，明白劳动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职业都有意义，都很光荣。

在这个意义上说，劳动教育属于一种高级的社会实践，是了解与服务社会不可缺少的教育活动，是强国富民的大事。而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学习、科学实验、研学旅行和社会实践等，主要解决认识深化、知行统一问题，单纯的职业技术教育侧重技能培养，都不属于劳动教育的范畴。

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各国都非常重视青少年学生劳动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教育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就是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体脑结合、全面发展教育理念的有效途径，就是把劳动教育作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的重要内容。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全面贯通，在劳动教育中发现五育、渗透五育、落实五育，在五育中认识劳育、把握劳育、实现劳育。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劳动教育的独特价值，它关系到青少年劳动素养的培养，这是其他四育无法替代的；另一方面要看到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价值，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树德、增智、健体、育美作用。一方面要看到劳动教育的内容价值，生活劳动着重解决个人自理问题，生产劳动侧重解决物质财富创造问题，服务劳动侧重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另一方面要看到劳动教育的载体价值，五育并举，发挥协同育人的作用。

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劳动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要看到，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基因，重视劳动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光荣传统，培养时代新人对劳动教育的要求极为迫切。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当今时代传统生活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发生重大变革，会对劳动教育产生影响和冲击。要构建科学实用的现代劳动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既培养兢兢业业的普通劳动者，还培养大国工匠，也培养创造发明的科学大师，形成崇尚劳动创造的社会风气，从简单体力劳动引向创新创造复杂劳动，加快教育强国和制造业强国建设。

（摘编自曾天山《劳动教育的时代价值与落实机制》）

“天造地设之巧，在人善于黠缀耳”,这句话精辟概括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结合自然环境的方法。规划就是寻找和把握自然环境原本的巧妙秩序，人工建设只是“黠缀”在这个秩序之中。规划看似着力在人工，其深处奥妙则是对人工与自然关系的推敲；自然貌似在人工之外，其实早在设计的观照之中。

这一理念体现在许多结合自然山水的具体规划设计手法中。无论城内、城外，只要是自然环境中的形胜之地，皆被规划者驻目留心，将人工建设与之联系为一个整体。例如在城外大尺度的山水环境处理上，就有“天阙”模式。秦代就有咸阳的“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及彭县的“见两山对如阙”。汉代的长安、六朝的建康、隋朝的洛阳等都城规划皆循此模式，将城市中的重要建筑与“天阙”相通。明清时，依然有不少城市运用“天阙”模式，例如安徽庐江县，就是以文庙作为城市的中心，背靠城外的塔山，南面直向城南的福泉、凤台二山。不仅大的城市格局如此，就是百姓的屋宇建设也有结合山水远景的习惯，所谓“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正是此意。

当然，有些城市本身就坐落在山上或水乡，自然与山水就有更为紧密的融合。重庆是山城，“沿江为池，凿岩为城”；若在水乡，城市规划必然结合水来进行，苏州、无锡、绍兴、温州等城市都是结合水进行城市规划的典范。《弘治温州府志》曾对水城建设的缘由、特色以及便民之利进行了详细论述：“一坊一渠，舟楫必达。可濯可烹，居者有澡洁之利；可载可泛，行者无负载之劳。”

有两幅图对当今很有启发。一幅是北宋吕大防的《长安图》，另一幅是清代四川南充的《四境图》。《长安图》为现存最早的中国石刻城市图，此图按照比例尺绘制了城市部分，将南部秦岭绘制于图上。吕大防在《长安图》题记中提到“城内用折法，城外取容”的画法。这种“内折外容”的表达方式既关注城内建设部分的比例，又把城外大尺度的山水环境标示在图上，清楚表明城内建设与城外山水的关系。清咸丰七年的《南充县志》中收录了《四境图》，分别画了城市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山水人文胜迹。其实这四幅图就是对城市四向山水人文胜迹及其风景的一个评价。虽然《四境图》不是专为规划设计而绘，但它体现了在长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人观照城市、观照环境的方式，告诫城市规划者应兼顾内外，进行整体经营，重视城市与四向风景的关系，很好地体现了中国规划设计的“四望”传统。

生肖文化及其起源

“生肖”指的是人出生之年的属相，一共有十二个，通称十二属相或十二相属，分别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十二种动物又同十二地支两两相配。我国传世的书面文献中，最早记录十二生肖的是东汉王充所著的《论衡》,后世的人们认为人出生在哪一年就属那一年的动物。“生”者，所生之年也；“肖”者，类似、相似也。生肖之说成为中国民间普遍流行的计生年和计岁、排辈分的符号体系，两千年来已妇孺皆知。

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各族人民的喜闻乐见和高度关注，生肖之说从简单的记时原则发展为具有弥漫性质的文化现象，历久不衰。然而，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象征编码系统，生肖还有神秘莫测的一面。比如说为什么是十二个，不多也不少？是怎样产生的？起源于何时？为什么与十二地支相配？十二种动物的排序有什么根据？为什么其中十一种动物都是现实中所有的，唯独龙却是现实中没有的呢？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发展，人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一文认为：“此肖兽之制不限于东方，印度、巴比伦、希腊、埃及均有之，而其制均不甚古，无出于西纪后百年以上者。意者此殆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之十二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者也。”这一看法突破了生肖起源研究的封闭视野，但因没有确凿有力的证据，源于巴比伦之说尚不能令人信服，而汉代之后才有生肖的老观点也被新的考古发现纠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在其著作中举出洪水神话、双头鹰造型、黄道十二宫等作为文化传播转移的例子，一方面承认文化传播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反对“泛巴比伦主义”的极端做法——将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明都追溯至古巴比伦。他承认中国生肖的本土起源，但也还是不排除外来的十二进位制对中国的影响。

生肖说的产生同“十二”这个神秘数目有着不解之缘,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天文学也确实最先将“十二”作为基数和模式数字来使用。但这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他文化中的这个数字都和巴比伦有关系。我国瑶族布努人的史诗《密洛陀》中讲到女神开天辟地的方式：“她叫风变成十二根天梁，她叫气变成十二根地柱。”这些用法都把十二的神秘性建立在基数或极限数的象征意义上，然而瑶族的这种数字观很难说同巴比伦人有什么关系。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确认十二为基数呢？当我们带着上述疑问浏览文化史上的这个模式数字时，不难发现它的同古人“仰观天象”有关。希罗多德《历史》第六卷中提到“雅典人正向十二神奉献牺牲的时候”，这里的“十二”是天神的象征数。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十二神与西方式的十二生肖即黄道十二宫相对应，因为其中讲到十二神乘马车在天上“运行满了一周”。中国人的十二地支表面上看是同地联系的，但这也只是相对于“天干”而言。近有学者考证，由子到亥十二地支之名都来自于太阳的周天运行。《春秋左传注•哀公七年》说：“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礼记•郊特牲》谈到天子之郊祭时说：“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注云：“天之大数为十二。”

这些说法似乎在暗示：十二之数来自天象。而天象与历法相对应，所以作为基数的十二最初均用在天文历法方面，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