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自然精神

刘宁

唐诗有诸多丰富的精神特色，其中自然精神对唐诗的浸润十分深刻，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自然精神塑造了唐诗令后世无限企慕的艺术境界。

自然精神发端于先秦道家自然哲学，老子说“道法自然”，“道”是世界的根本，“道”就是“自然”，它就是它自己的样子，独立而不改。然而人生和社会常常是背离“道”，背离“自然”的，人应该超脱这种“背离”，去体会恒常不变的本然之道。被后人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他的诗歌有浓厚的自然之趣，《饮酒》中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黄昏中归巢的飞鸟，正是一幅万物归于本然的画卷。陶渊明用他的方式，展开了诗歌自然之美的隽永画卷，而这幅画卷，正是在唐代呈现出了丰富而灿烂的内容。

唐代超一流的诗人中，王维和李白的诗歌都深受自然精神的影响。自然精神对王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山水诗方面。贯穿其中的山水审美精神，不以描摹山水之形态为旨归，而是要通过俯仰山水去体会自然之道。

中国的山水诗追求“静”的境界，这个静是哲学上的静，是内心安静澄明的状态，王维的山水诗是展现“静”的绝佳典范。王维刻画山水，广阔浩渺而辽远，进入一种超脱现实功利的辽远境界，是一种精神之“远”。王维被称为“诗佛”，他的山水诗对“静”与“远”的刻画，萦绕着深邃的“空”趣。例如《新晴野望》，描绘一场雨水后天清地朗开阔澄澈的原野，其中“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两句，写河水映照阳光，远方青翠的山峰因空气清澈而呈现在诗人的眼前，爽朗明澈的诗境，又是精神宁静澄明的写照。其《汉江临泛》“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写江水浩渺，天水相接相融，远山似有若无，这是山水之远，更是精神之远。《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诗中幽远的山林是充满深邃“空”趣的至静之境。这是唐诗艺术最深刻的地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理解唐诗的自然精神，提到的第二位大诗人是李白，李白更是自然精神塑造的诗人，今天的我们要理解他，要抓住他的两个鲜明的精神特质，即大鹏精神和赤子之心。

大鹏精神，这个“大鹏”就是《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李白一生皆以大鹏自比，他说自己“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李白的豪迈奔放，就是大鹏扶摇高举的境界。然而同时也要看到，李白和庄子是有所不同的。庄子所说的逍遥远游之境，和人世是有对立的，超脱流俗的同时，也有背离常情的怪诞，自己的妻子去世不仅不悲痛反而鼓盆而歌，这和常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很不一样。李白不是这样，他天才豪放，但身上毫无怪诞之处，他的悲欢喜怒同于常人，却又比常人表达得更浓烈，更为本然。这种本然的表达，使李白的诗歌经常呈现出天真如赤子的境界。他的《长干行》，刻画一位女子与丈夫两小无猜，笔触极为纯净天真，“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王维和李白的诗歌正是在自然精神的浸润下，呈现出许多难以言传的艺术神妙。宋代以下，随着思想文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唐诗所赖以形成的许多精神氛围发生了改变。这些都增加了理解唐诗的难度。理解唐诗应深入其精神文化背景，对唐诗的自然精神，对唐诗神妙的艺术之美，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不断去品味和思考。

（选自2018年10月9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当人们对天文规律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掌握了回归年长度以后，就能够预先推断季节和节气，古代历法便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夏商时期肯定已有历法，只是因为文字记载含意不明，其内容还处于研究之中。春秋战图时期，流行过黄帝、颛顼、夏、商、周、鲁等六种历法。它们的回归年长度都是365.25日，但历元不同，岁首有异。

宋代和元代为古代天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颁行的历法最多，达 25 部，其中郭守敬等编制的授时历最为优秀，连续使用了 360 年，达到了中国历法的巅峰；观测数据最精。许多历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值已与现代理论值相差无几，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大型仪器最多，其中苏颂的水运仪象台集观测、演示、报时于一身，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仪器；恒星观测最勤，平均不到 20 年一次。

（摘自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天文与历法》）

射箭，在古代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手段，打仗、狩猎都少不了这一活动，因而古人将“射”列为“六艺”之一。《周礼·地官·大司徒》就有“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语句。操弓射箭在今人看来充其量也不过是一项专门技能，但古人却不是这样看的。从古籍记载可知，“射”在古代曾是选拔人才的标准，而这种标准的确定，主要是因为“射”不光是技艺，还是人的德行的体现。在儒家看来，“射”与“仁”“礼”是相关联的。故《礼记·射义》又云：“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认为射法是人的德行所由生，又是人的德行所由见。

高超的射术，原本是勇气与技巧相结合的技艺。春秋时期，诸侯纷争，弓箭成为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兵器。正是在这样崇尚武力的时代，我们的古人有意将弓箭变成礼乐教化的工具，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射礼就此诞生。顾名思义，射礼是一种射箭的礼仪，它融合了比赛、礼乐和宴饮等内容，用于选拔、竞技、宴宾、致礼等活动。射礼作为周礼之一，也是古代一种民间娱乐活动，讲究谦和、礼让，提倡“发而不中，反求诸己”，重视人的自省，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引导方式，也是华夏先民特有的寓教于射的娱乐方式。

射礼按规格分为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四种。大射，是天子、诸侯举办盛大祭祀活动之前所行的射礼；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燕射，是天子、诸侯待客宴会时的射礼；乡射，是举行乡饮酒礼时所行的射礼，用以竞技、选贤等活动。

以乡射礼为例，它的比赛规则，完整地记录在《仪礼·乡射礼》中。这是一项非常正规而又礼貌的竞技活动，既有长度固定的射程，也有严格的比赛规则。乡射礼的比赛往往非常激烈，但是最后评价一名射手，不仅要看他能否射中靶心，还要看他形体动作是否合于音乐节奏；此外，还要求礼让为先，即使输了也要保持良好的修养，尊重比赛规则并尊敬对手。在比赛后，负方喝罚酒，并向胜方射手行拱手礼，体现出君子之争的风度。《论语·八佾》中有“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的记载，其意思是“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要争，只有比箭了。开始射箭比赛时，参加竞赛的人先相互作揖，然后登堂比赛，比赛完后再走下堂来喝酒。”看来，射箭也是古代士大夫经常开展的一项高雅娱乐活动。

(有删改)

互联网技术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时空结构虚拟时空，虚拟时空的首要变化表现为 空间上的“去中介化”，互联网逻辑的空间拓展彻底摆脱了对空间近邻的依赖性，进而 建构了一种没有中介的市场，市场结构变得极为简单。正因为如此，按照互联网逻辑呈 现的空间才具有一种流动性，互联网的技术特征能够围绕产品与服务的市场关系，对供 给与需求进行空间上的“黏合”，从而实现了市场交易的“去中介化”。虚拟时空的另 一个变化表现为时间上的“弹性化”，在信息技术范式和互联网逻辑的作用下，高度程 序化的时间脉络变得富有弹性和机动，高度体系化的时间结构变成了时间碎片并且能够 及时组合。

毫无疑问，虚拟时空的“去中介化”和“弹性时间”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化逻辑中 时空事项的组织方式，但同时也重构了一种全新的时空事项结构，并成为“互联网+”的 技术红利的结构性源头。具体而言，“互联网+”的技术红利主要来自于虚拟时空作用于 市场的技术效应（简称“'虚拟时空'的市场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去中介化”显著促进了市场规模的技术性扩展。“去中介化”意味 着市场交易彻底摆脱了空间的障碍和对空间近邻的依赖性。在虚拟的时空结构中，市场 关系可以无限延伸，只要存在互补性的供给和需求，不管供求双方身居何处，互联网都 能够通过技术性撮合，将受空间限制的潜在交易对象变为现实的交易伙伴。因此，“去 中介化”不仅重构了市场关系的空间特征，而且实现了市场规模的技术性扩张。

第二个效应是“去中介化”和“弹性时间”有效改善了市场交易的成本结构。一方 面，虚拟时空的“去中介化”直接缩短了市场链的跨度，从而降低了资源流动过程中由 于市场中介“雁过拔毛”式的利益实现而不断向下游转嫁、累加所形成的市场成本。工 业化逻辑下的市场交易虽然也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过度延伸的市场链和复杂 的市场结构却不可避免地抬高了资源流动的成本。另一方面，虚拟时空的“弹性时间” 以及相应的“弹性工作”，使得时间与事项的搭配更为机动灵活。在互联网条件下，人 们不仅能够利用碎片时间创造价值；还可以对时间进行重新分割，实现时间与事项的最 佳组合。因此，虚拟时空中的市场交易随时随地都能够完成，而不需要功能化的时间安 排和制度时间的协调，从而有效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

总体来说，互联网技术通过“去中介化”和“弹性时间”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空间和 时间的体验。新的时空结构不仅源源不断地创造出“互联网+”的技术红利，而且为消费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快捷与便利。

（摘录自张兆曙《“互联网+”的技术红利与非预期后果》）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的“意境”或“境界”，指的就是情景交融。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所规定的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创造意象，都应该情景交融，而意境则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的。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那么意境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呢？唐代刘禹锡有句话：“境生于象外。”“境”是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象”的突破，只有这种象外之“境”才能体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西方古代艺术家，他们给自己提出任务是要再现一个具体的物象，所以他们，比如古希腊雕塑家追求“美”，就把人体刻画得非常逼真、非常完美。而中国艺术家不是局限于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把这个有限的对象刻画得逼真、很完美。相反，他们追求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国国林艺术在审美上的最大特点也是有意境。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楼、台、亭、阁，它们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这些建筑本身，而是如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在于可使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意味的世界。陶渊明有两句诗说得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艺术就是要去寻找、发现、体验生活中的这种意味。有意境的作品和一般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意味，而且超越了具体的事物和事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意味。所以，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也不是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有深远的意境。清代王夫之就比较过杜甫的诗和王维的诗。他认为杜甫诗的特点是“即物深致，无细不章”，有人写诗就怕写不遇真，杜甫则太逼真了。而王维诗则能取之象外，所以他说社甫是“工”，王维是“妙”。

中国艺术的这种意境，它给人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康德曾经说过，有一种美的东西，人们接触到它的时候，往往感到一种惆帐。意境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最高的美感。当然这不等于说西方艺术没有意境，西方艺术中也有这样的作品，例如俄罗斯民族《伏尔加船夫曲》，它不仅喝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而且唱出了人类共同的苦难，所以它引起了全世界听众的共鸣。

（摘编自叶朗（说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