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巧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20世纪上半叶，职业女性崭露头角，却仍备受歧视。协和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女性，也为她们设置了一道不近人情的门坎：担任住院医生的女性，一旦结婚自动解聘，女护士如果结婚必须辞职。老协和的管理者坚信，一个女人不可能同时扮演贤妻良母和职业女性两种角色。

也许，这既是门坎，也是考验。坚定的理想和虔诚的信仰，支撑老协和女医护人员以殉道者的姿态，做出常人难以做出的牺牲。她们大多终身未婚，将自己嫁给了医疗事业，她们是中国医疗史上的特蕾莎修女。“万婴之母”林巧稚，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林巧稚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一是因为她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二是因为她亲手接生了5万多婴儿。林巧稚说过：“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

林巧稚对待病人极为温柔耐心，难怪很多妇女千里迢迢赶到协和找林大夫。原协和医院副院长黄人健回忆说，她曾看到林大夫掏出几十块钱给一个流产的贫穷妇女，让她买营养品。“那时林大夫的工资是300块，像这样资助病人的情况太常见了。”

1921年协和医学院落成，毕业于厦门女子师范的林巧稚正是在这一年考入协和。1929年，林巧稚毕业，入学时有5个女生，3人坚持到最后。林巧稚学业优异并热心公益，得以留校任职，她是协和第一个毕业留院的中国女生，也因此与协和医院签下了不近人情的聘书。林巧稚怀着矛盾的心情接下这张光荣的聘书，也接下一纸枷锁。曾有说法认为林巧稚有过一段朦胧的恋爱，但随着她在医院表现出色，协和派她赴欧美考察深造，恋情也不了了之。林巧稚去美国进修时，也婉拒了芝加哥大学妇产科的挽留。1940年林巧稚回国，不久升任妇产科主任，她又创了个纪录：协和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

直到晚年病重，林巧稚还坚持工作。家人和学生劝她休息，她说：“上帝如果让我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存在的场所便是在医院病房，我存在的价值便是治病救人。”她虽然早已不是住院医师，但她要求只要病人出现问题，即使是半夜也要马上通知她。

协和纯净如真空的环境，养成林巧稚单纯倔强的个性，她对政治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1949年，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北平城防总司令傅作义的夫人给林巧稚送来一张傅将军亲笔签名的机票，可以搭乘任何一次航班去任何一个城市，傅太太特别说：“这是多少人用金条换不来的。”林巧稚谢绝了好意。她就要在协和守着她的病人。

随着协和“收归国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展开，老协和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林巧稚的社会威望和她的政治积极性反差强烈，理所当然是“重点改造对象”。工作组派她的学生给她讲形势、谈理论，劝导她“揭发美国人的文化侵略”。林巧稚想不通，“美国人办医学院帮我们培养人才，我的医术就是人家教的……”

与共产党女干部的接触，让林巧稚对共产党人有了更多好感。有一天，一个穿灰色列宁服的妇女来协和挂号找林巧稚看病，林在问诊中了解到，这名患者1927年生过孩子，因为躲避国民党抓捕不能在大医院就诊，孩子夭折，自己也不能再生育，长征中又落下许多病根……后来她才知道，这位患者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林对她更增添了同情和敬佩。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夫人张洁清来协和生孩子的时候，林巧稚常和她聊天，但并不知道张的身份。

林巧稚与周恩来夫妇、彭真全家的交往，使她对共产党人和新政府有了新的看法。她的“思想动态”被工作组敏锐地捕捉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来到协和，亲自给林巧稚写了100多页学习体会和思想小结。林巧稚在协和大会上代表教授发言，没有采用吴晗写的报告，她回顾自己在协和不问世事一心从医教书30年，现在她愿意“打开协和的窗子看祖国”。言辞朴实恳切，在场许多老协和人流下眼泪。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共产党。林巧稚对周恩来说，一个诚实的人不能欺骗组织，也不能欺骗自己。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入党恐怕不便。周恩来宽慰她不必介意这个问题，在党外一样可以工作。

“文革 ”中，林巧稚推着四轮车给病人打针送药，清洗便盆，倒痰盂……这些工作她都做得一丝不苟，毕竟，她还没有离开协和，她说这已经是再幸运不过。“文革”结束后，林巧稚已近80岁，体质逐渐衰弱。1983年春，林巧稚病情恶化，陷入昏迷，她总是断断续续地喊：“快！快！拿产钳来！产钳……” 4月22日，林巧稚在协和病床向人生终点。遗嘱中，她将个人毕生积蓄3万元人民币捐给医院托儿所，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大海中。

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摘编自《垃圾变资源!这不是魔法,而是垃圾分类》2017年4月5日新华网)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标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CRISPR—Cas9被称为本世纪最大的生物技术发现之一。这一基因编辑工具革新了实验室的生物技术，有助于疾病研究和加速药物研发进程。该技术还显著影响了基于微生物的工业生产和粮食作物开发。但是真正让它一举成名的却是将其应用于人类基因组的编辑。2016年，来自四川大学的中国科学家首次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针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开展了人体临床试验，标志着CRISPR—Cas9技术从此开启了人类基因编辑的新纪元。

CRISPR这一叫法是90年代由西班牙科学家FrancisMojica首次提出的，他通过深入研究首先发现，细菌和古生菌DNA中一连串作为原始免疫系统基础的重复序列，能够帮助细菌“记录”病毒入侵者的DNA；Cas9是一种蛋白质，可以识别在CRISPR中存储的特殊序列，并通过序列匹配剪切所有的DNA。

虽然CRISPR—Cas9在90年代就被发现，但直到2012年，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科学家詹妮弗·杜德纳和艾曼妞·卡朋特才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这篇文章介绍了当CRISPR—Cas9这一体系从细菌中取出，再引入那些组成更复杂动植物的真核细胞时发生了什么。“在真核生物中，当你剪切DNA时，你会激活一种修复机制，从而开启了重写DNA的可能”。

（摘编自《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是如何改变世界的?》，新浪医药2018年3月5日）

材料二：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酸奶公司Danisco就开创了CRISPR的早期应用，当时科学家们使用早期版本的CRISPR来对抗牛奶和酸奶中的主要细菌，该细菌总是被病毒感染。那时候，CRISPR技术仍不成熟。

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急需使用CRISPR保护粮食和农产品免受新细菌的侵害。基因编辑可以使种植更加高效，可以缓解马铃薯和西红柿等主要作物的全球短缺状况，也可以创造出不受干旱和其他环境影响的作物。基因编辑会影响我们吃的食物，因为食物基因被编辑以后，食物有可能携带更多的营养物质或可以在杂货架上保存更长时间。

另外，运用CRISPR技术还可以生产更精瘦的家畜。2017年10月，北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使用CRISPR对猪肉进行遗传工程改造，使猪体脂肪减少了24％。研究人员将小鼠基因插入猪细胞中，这样猪可以更好地调节体温。

（摘编自《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争议和未来》，搜狐科技2018年2月23日）

材料三：

不久前，霍金在其遗作《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中提到，未来将出现被改动基因的“超级人类”，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会增强，甚至将提高智力和寿命。而霍金恐怕也没想到，他所想的未来竟然在其离世后不到一年就来了。11月26日，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健康诞生。对于这项基因编辑技术的成功，人们的反应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美好。

霍金在其遗作中说过，如果一部分人变成了“超人”，作为普通人将只有两条出路，一是随着基因改造技术的普及，“普通人类”将会逐渐消失，都变成经过基因改造的“超人”；二是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无法通过基因改造进行提升的普通人类将变得“可有可无”，普通人类将会被“奴役”或是面临清洗。

关于改变基因来避免某种疾病的做法，是否能够取得效果存在很大的争议，一旦基因编辑不完全，那么非但无法预防疾病，反而会带来很多副作用。像此次对CCR5基因进行编辑以预防艾滋病的做法，宾夕法尼亚大学基因编辑专家穆斯努鲁提出“没有正常的CCR5基因的人会面临感染其他病毒的高风险，比如西尼罗河病毒，死于流感的风险也会增加”。

而在其实际效果之外，还存在十分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有学者认为以任意手段暂时或永久增加人体机能是十分“可怕”的，不光有学者对其担忧，前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也做过相应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受访民众也对基因编辑技术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摘编自《抵制基因编辑技术，人类到底在恐惧什么?》，《智能相对论》2018年11月28日）

忧伤的质量

朱成玉

看《歌手》，李健在评价迪玛希的时候，说了一句“他的忧伤很有质量”，他说迪玛希的眼睛里有光，有不同于他年龄的故事，那里面有深深的忧伤。本来是一句调侃，我却听出了不一样的东西。

忧伤也可以有质量吗？

我想是的。多少美妙的诗和歌都弥漫着忧伤的味道，让人痴迷不已。把忧伤变成诗，把忧伤变成歌，这都是有质量的忧伤。

而那些沉沦和下坠，都是没有质量的忧伤。

有的忧伤是蒙蒙细雨，淋着每一个人，但我们都知道，这雨终究会停，终究会有一架彩虹，横空出世，把你和新生活连接起来。这就是有质量的忧伤。

有质量的忧伤，不光带给你美感，更重要的是不能带你坠落到深渊，而应该像一杯茶，虽然弥散着伤感的味道，但绝不沉沦，只是那么静静地与时光对峙，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抚慰?

人们善饮忧伤，不是为了最后解脱的醉，而是那忧伤里，浮着沁人心脾的茶香，那不是沉沦，而是拯救。

我想到川端康成的忧伤，那是不可一世的忧伤，令人心碎到骨子里的忧伤，但因为他最后自尽身亡，所以，我说他的忧伤是没有质量的。

川端康成的忧伤，有时候表现在他的沉默上。三岛由纪夫曾写到川端的沉默：跟他对面“被默默地、死死地盯着，胆小的人都会一个劲擦冷汗”。三岛由纪夫说，有个刚出道的年轻女编辑初次访问川端氏，运气很好或者说运气很坏，因为没有其他来客。但川端半个多小时拿那妖气的大眼睛一言不发地盯着对方，女编辑终于精神崩溃，“哇”地伏身大哭。

那张苍白的有些颓废的脸上，镶嵌着一双极度渴望探究人性的眼，那双眼睛是贪婪的，甚至让人觉得它有偷窥的欲望。

我把忧伤看成一种气质。它可以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可以是对生命的一种敬畏，可以是永无止境的对美的追寻。

阿多尼斯在一首诗中写过：

“但愿我有雪杉的根系，我的脸在忧伤的树皮后面栖息。”

他看出了一棵树的忧伤，那么，他必然也是忧伤的。只是，这忧伤是绿色的，是有营养的，他和树的灵魂彼此给予着深深的激励。所以，他才可以把忧伤豢养在他“孤独的花园”里，有节制地生长着。

忧伤是诗歌的核，那份忧伤是让人浅尝辄止的，而非陷入和沉沦。可是写诗的人，有多少人把自己埋在自己的罂粟花田里。特拉克尔、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茨雏塔耶娃、海子、顾城、戈麦……在诗人的史册上，列着一长串的自杀清单，这是以生命为代价哺养的忧伤，是没有质量的忧伤，是堕落的忧伤。

写了多好的诗又有何益？战胜不了自己的绝望，便不配给别人带来希望。

一个朋友，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特级教师了，可是有一天，忽然辞了职，去一个乡村支教。所有人都不解，她说，因为有一天，她看到了那个乡村的照片，照片上的天空，蓝得让人沉迷，还有那蓝天下孩子的眼睛，那些忧伤的有些绝望的眼神，让她动容。

她说她感知了那些忧伤，她要走进那些忧伤里，她要把那些忧伤里绝望的灰都变成渴望的光。

她只不过是遵从了自己的心而已。

她的拯救，让那一片忧伤变得有了质量。

她在给我的信中，特意关照了我忧伤的特质——

“你看起来那样忧伤，在绚烂的阳光里这多么不合时宜……你可以忧伤，但不能一滑到底……”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