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内容形式，一般说来，均与社会有关。但社会对作品结构形式的影响关系，至今仍不太明了。我们不很清楚为什么唐代没有像宋代那样的词，社会究竟能不能对作品的结构形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社会态度能否成为作品构成的要素。由于作品的结构形式基本上只跟作者或作者族群的思考方式有关，除非实际的社会组织与生活有特殊明确的证据，否则，以上这些问题恐怕都是难以回答的。

但就作品的内容形式来说，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就明晰得多了。作品中的事件，往往取材于社会及生活，它所表现的思想，亦需与社会相呼应。因此，有些研究者便很兴奋地主张文学的本质即在于表现社会，甚至于可以作为反映时代的社会史文献。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为例，他自认为是在撰写一部 19 世纪的法国风俗史，但他也深知，凡是艺术家都应该研究社会现象形成的原因、寻找人物与事件的意义、思考自然的法则，并观察社会与永恒法则间的关系，而不可以只是摹写或记录现实。这种讲法，刚好说明了文学作品固然可以选择社会事件为题材，但社会事件并不能决定作品的价值与主题。倘能发掘人生的意义、探寻永恒的法则，则脱离社会与生活，直以冥想幻思为之，亦无不可。

为什么这样说呢？以作品模仿现实世界，是作家古老的梦。但是，文字本身只是个符号，符号诚然可以代表事物，但它总不等于事物。换句话说，文字这个象征系统与社会实践结构系统之间，只是一种象征的指涉关系，它永远不能等于社会现实。其次，象征系统是由作者主观地安排组织而创造出来的。它表面上仿佛复现了一个客观世界，但实际上这一组有组织的象征经验却来自作者特殊的臆造。所以，莫泊桑才会说：“有才能的现实主义者，倒应该叫做臆想制造者才是。作家除了用他所掌握和能运用的全部艺术技巧，来忠实再现这个臆想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使命了。”这种臆造，正显示了作者面对社会事件时，必有他独到的意义追求。在文学作品中，一切事件与人物，均为表达此意义而存在，是否取材于社会及生活，根本无关宏旨。

但话虽如此，我们却不能说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和意义追求与社会无关。因为作品的思想，通常总是跟社会相呼应的。所谓呼应，是指以下三个方面：与社会流行价值观的关系、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和对社会的批评。文学作品有时会响应、鼓动、顺从社会流行的价值观，但有时也会对时代风气提出反面的意见，或对抗或超越，一如它也必然会对社会现状有所认同或批判。一部文学作品，在此必有其选择，只不过这种抉择，我们不宜遽视为作品优劣的衡量依据，因为反抗或批判有时虽是一桩好事，有时也会变成毒杀苏格拉底与耶稣的愚蠢暴行。顺从时代思潮，未必是开明；逆抗流俗，也未必即是前进，一切都须审慎考量。至于文学作品中独立的思想建构与价值呈现，有时候当然会与社会组织有关，像《黑奴吁天录》这类作品，显然就不是没有黑奴制度的地区所能产生的。然而，作品的思想是否即受社会“基础”或“背景”的制约呢？那倒也不见得。反而是愈跟社会组织关系密切的作品，愈限制了它意义的可能和流传的时空。一般作品的思想，虽往往呼应了社会的组织关系，但其思想本身也自能发光，《红楼梦》就是个绝佳的例子。

（摘编自龚鹏程《文学散步》）

王阳明的人生与学问

吴  光

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王阳明诞生于余姚一个官宦之家。幼名为“云”，五岁时改名“守仁”，盖取《论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之意。

阳明十二岁时，开始拜师读书。他经常捧书沉思，思考人生真谛。有一天，他突然问书塾老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疑惑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这个“读书学圣贤”的心愿，表达了少年王阳明要做圣贤的远大志向。

弘治十二年春，阳明二十八岁，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举进士出身。

明武宗正德元年，阳明三十五岁。司礼太监刘瑾专权跋扈，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御史薄彦徽等会同南京给事中戴铣，上疏请诛刘瑾等“八虎”。刘瑾大怒，逮薄、戴等人下诏狱，各杖三十。戴铣竞被杖死狱中。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挺身而出，抗疏力救，刘瑾遂逮阳明下诏狱，廷杖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

在贬谪龙场期间，王阳明经历了身体与心灵的“百折千难”，但他并未被种种天灾人祸所击垮，而是自强不息，从容应对。面对种种困境，他常常思考“圣人处此，当有何道”的问题。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他突然大彻大悟《大学》“格物致知”之旨，不禁欢呼雀跃，“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便是所谓“龙场悟道”，其关键在于领悟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其逻辑的结论是求理于心，而非求理于外。这标志着王阳明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为他日后在讲学中形成良知心学奠定了心灵觉悟的基础。

正德五年三月，王阳明经历了两年贬谪生活后被朝廷起用，升为庐陵知县。他以民为本，推行了多项德政，特别是冒着被罢官处分的风险蠲免了困扰境内百姓的苛捐杂税，深得民众拥护。同时，他敦励风俗，推行孝道，以儒家道德人文精神教化民众，使民风归于淳厚。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反对朝廷。当时，阳明正奉命到福建途中，仓促闻变，立即回军吉安，调兵“勤王”。在王阳明的精心调度与策划下，竞能“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宁王）十万之众”，这在军事史上创下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也成就了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和文武双全的历史声名。

从正德十二年到十六年，王阳明大多时间在江西赣州和南昌。这段时期，他经历了自贬谪龙场以来人生最艰难险恶的时期，但种种苦难的磨砺，使王阳明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新高度，促使他捉出了“致良知”的哲学命题，从而完成了阳明学的哲学建构。正如阳明自己总结的：“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阳明良知之教的成型，不仅使其精神境界升华到新的高度，更使他在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中气定神闲、宠辱不惊，自立于不败之地。

嘉靖六年五月，广西田州土司叛乱，数剿无效，朝廷遂命王阳明进剿“乱贼”。王阳明率师抵达广西以后，对思恩、田州地区瑶族土司的武装反叛采取了安抚为主、罢兵息战的政策。不到半年，即促使其首领卢苏、王受率数万之众竭诚投降，使得迁延数年、屡剿无效的思田之乱宣告平息。

广西平乱的战事，前后经历一年多。这一年多来，王阳明以衰病之躯，奔走于炎热潮湿、瘴疠遍布的崇山峻岭，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嘉靖七年十月初十日，王阳明向朝廷上了平生最后一道奏疏，说明自己“炎毒益甚、遍身肿毒，喘嗽呕吐”的严重病况，请求朝廷允许他回乡养病，其词悲切。眼见病情日重，他已等不及朝廷的批复了，于是班师北归。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抵达南安府（今大余县），二十八日晚，舟停青龙铺水面。二十九日上午，他已处于弥留之际，其弟子周积请问有何遗言，阳明只留下了“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八个字，瞑目而逝。享年五十七岁。

（摘编自吴光《王阳明的人生与学问》）

“先生（王阳明）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王者荣耀”：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

一款游戏成为全民性、现象级产品，足见其魅力；又被称为“毒药”“农药”，可见其后果。最近，“王者荣耀”又一次次被质疑，该如何解“游戏之毒”令人深思。

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但面向社会，它却不断在释放负能量。从数据看，累计注册用户超过2亿，日活跃用户超过8000万，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20%。在如此可观的用户基础上，悲剧却不断上演：13岁学生因玩游戏被父亲教训后跳楼，11岁女孩为买游戏装备盗刷10余万元……游戏到底是娱乐了大众，还是“陷害”了人生，恐怕在赚钱与伤人共生时，后者更值得警惕。

多数游戏是无罪的，依托市场营利也无可厚非，但不设限并产生了极端后果，就不能听之任之。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游戏内容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过度沉迷让孩子在精神与身体上过度消耗。因此，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游戏需求，又要对孩子进行积极引导。研发并推出一款游戏只是起点，各个主体尽责有为则没有终点。

怎么做，不仅是态度，更要见成效。面对各种声音，游戏出品方近日推出了健康游戏防沉迷系统的“三板斧”，如限制未成年人每天登陆时长、升级成长守护平台、强化实名认证体系等。有人说，这是中国游戏行业有史以来最严格的防沉迷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看到了防范的诚意，但“三板斧”能否“解毒”还有待时间检验。

不止“三板斧”，如何给游戏立规矩，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立足平台，要市场更要责任。手游市场火爆，但手机不能沦为“手雷”。游戏研发者不能只重刺激性而忽视潜在危害，不能只重体验而不计后果。作为企业，利益的吸引不能取代责任的担当，为社会尽责、为发展尽力、为人类增添价值，“王者”才会真正“荣耀”。

立足政府，要创新更要监管。游戏毕竟是市场行为，其研发与营销也代表了一定的创新与活力。政府要鼓励企业创新，支持企业开拓，但是监管是永远不能松的那根弦。虽然几年前就发布了《关于保护来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但监管的滞后性仍旧明显。是否强化游戏审核？如何建立游戏监管规范'可否实行手机游戏分级制度？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关部门抓紧论证、出台并落实。

（综合改编自“人民网”刊文）

材料一：

随着百姓健身意识的进一步提升和健身房商业模式的进一步成熟，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迅速，健身消费蓬勃兴起。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7亿，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4.35亿，体育消费总规模达1.5万亿元。

健身除了体育项目外，还有很多内容，大致分为器械锻炼和非器械锻炼。健身产业上游涉及健身器械、教练培训等，中游主要是各类健身服务，下游则是各类健身服装、装备等。带有大数据处理、云计算、传感器等先进科技手段的智能硬件与智能软件融合，可以使健身具有更强的计划性、针对性和科学性。尤其是在家庭健身中，通过智能化健身器材的引导与辅助，健身爱好者有望大幅增强健身效果。

就我国健身产业供给端来看，健身市场竞争激烈。随着国家大力支持鼓励全民健身、积极参加锻炼，我国居民健身意识不断提高，健身习惯正在稳步涵养中。

健身行业虽然总体保持增长，但业内竞争十分激烈。在一线城市，健身俱乐部的增长趋缓，一些私教工作室由于同质化问题，生存状况也不乐观，由此引发健身场馆倒闭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于一些采取会员制的健身房，消费者往往遭遇“会员费用难退还”的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预付式消费是投诉热点，健身行业的预付式消费投诉数量也较为多发。

健身行业想要更好更快发展，需要更加规范的环境。专家认为，相关监管部门要当好消费者的后盾，让消费者在权益受损时有维权渠道，健身企业也要加强自我约束和管理。对于健身房来说，精细化运营、扩大营收非常关键。除了会员的入会费外，健身场馆应增加销售渠道、拓宽服务范围，通过多样化服务来增加收入。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健身行业门槛较低，将面临新一轮洗牌。未来，连锁化、品牌化是健身行业的发展趋势，只有那些能提供更专业更多样服务、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胜出。

《人民日报·健身消费，规范发展是关键》

材料二：

《人民日报·健身消费，规范发展是关键》

材料三：

中国目前的健身房市场形态非常类似于过去我国零售业发展态势，由最早小商小铺供不应求的市场发展到后来大规模的超市为主导，细分领域再从超市中再次分离出来，形成便利店零售、水果零售等。然而超市仍然作为主体，细分零售只是作为补充。从长远来看，随着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客户健身诉求的不断提高，新兴健身房简单的“团操”课与小面积、功能少的现状必然无法满足越来越多进阶健身用户对专业度的需求。功能更加齐全的大规模健身房仍是主导，小型细分的新兴健身房只是传统健身房的补充。传统健身房利用好自身积累的品牌认知与用户流量，借鉴新兴健身房的运营管理模式与新兴技术，市场会迎来新一轮生机。

对比具有悠久健身文化及产业历史的美国，可以看到中国健身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低，产业结构单一，目前仍处于成长期，未来中国健身产业的市场潜力巨大。然而受制于国民可支配收入，未来短期内健身房市场增长缓慢。但是针对产业结构单一的现状，未来健身周边产品及服务会成为新的增长点。

《2019健身报告：传统还是互联网健身公司，谁是最后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