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河南农村“空心化”问题尤为严重。一方面是人的“空心化”。据统计，河南农村户籍人口5171万人，是中国农村人口唯一突破5000万人的省份。然而，其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高达2876万人，超过农村户籍人口的二分之一。

另一方面是村的“空心化”。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村子住宅用地规模急剧扩张。不少农民把新房建在了村外临近公路等较为便利的可耕地中，原有的房屋被抛弃成荒。

报告指出，这就导致一户多宅、村庄布局混乱，村中原有宅基地大量闲置，土地资源严重浪费。

(摘编自《农村“空心化”问题引关注》)

材料二：

市场在人才责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若任凭乡村人口流失，造成农村“空心化”，不利于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与城镇相比，乡村有其独特优势，优质绿色农产品市场需求旺盛，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成为投资风口，青山绿水、清新空气是不少人记忆中的乡愁，对于那些有意愿、有能力、有感情的人才，把他们引回来的同时，更应倍加珍惜，努力创造优良环境，让他们留下来，扎根农村。

留住人才，要提供精准服务，确保优惠政策落地。为了吸引人才返乡，各地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但有的好政策没落地，有的缺乏针对性，人才不“解渴”。优惠政策应精准对接需求，变“大锅烩”为个性化跟踪式服务。除了真金白银，更应多些真情实意，分担他们在事业发展上的后顾之忧。

留住人才，更要建立用才、育才、惜才的长效机制。对于从事农业产业的人，可将其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在教育培训、社会保障、金融服务上提供服务。对于基层干部、科技人员、乡村教师等，可探索挂职交流、定向培养、挂包服务等方式，促进人才流动，妥善考虑他们在生活保障、后续发展等方面的诉求。同时加强对乡村种植能手、乡村工匠等本土人才的挖掘和培养，进一步夯实乡村人才队伍。

(摘编自王浩(农村人才引进来还要留得住》

材料三：

“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必然会导致农村空心化现象的出现，进而诱发一系列问题的产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分析说，“这并不一定是坏现象，需要辩证看待。”农村空心化现象并不可怕，关键是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如何避免乡村的表退，这正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目的。在吴普特看来，乡村振兴战略是综合性的工程，对资金、人口、产业、土地、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了统筹考虑，旨在系统解决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其中，“产业兴旺是基础和前提条件”。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担心，农村空心化会带来没人种地的问题。然而，在有关代表委员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新型经营主体包括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多种组织形式。他们将在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方面发挥引领示范的作用。

在吴普特看来，改造农村、发展现代农业，不能仅靠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儿童，必须引进先进生产要素，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摘编自秦志伟《从“空心化”看乡村振兴“新”在哪》)

谈　人

朱光潜

世间事物最复杂、最难懂的莫过人，懂得人就会懂得你自己。希腊人把“懂得你自己”看作是人生最高的智慧。人不像木石只有物质，而且还有意识，有情感，有意志，总而言之，有心灵。西方有一句古谚：“人有一半是魔鬼，一半是仙子。”魔鬼固诡诈多端，而仙子也缥缈难测。

作为一种动物，人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他经过无数亿万年才由单细胞生物发展到类人猿，又经过无数亿万年才由类人猿发展到人。正如人的面貌还有类人猿的遗迹，人的习性中也还保留着一些兽性，即心理学家所说的“本能”。

我们这些文明人是由原始人或野蛮人演变来的，除兽性之外还保留着原始人的一些习性。要了解现代社会中的人，还需要了解我们的原始祖先。所以马克思特别重视摩根的《古代社会》，把它细读过并且加过评注。恩格斯也根据古代社会的资料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还详细论述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谈到了人手的演变、进化的历史，这对研究美学是特别重要的。古代不仅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政权的摇篮，而且也是宗教、神话和艺术的发祥地。数典不能忘祖，这笔账不能不算。

从人类学和古代社会的研究来看，艺术和美并不是起源于抽象概念，而是起源于吃饭穿衣、男婚女嫁、猎获野兽、打群仗来劫掠食物和女俘等日常生活实践中极平凡卑微的活动。中国的儒家有一句老话：“食、色，性也。”“食”是保持个体生命的经济基础，“色”是延续种族生命的男女配合。艺术和美也最先见于食、色。汉文“美”字就起源于羊羹的味道，中外都用“趣味”来指“审美力”。原始民族很早就讲究美，从事艺术活动。他们用发亮耀眼的颜料把身体涂得漆黑或绯红，用唱歌和跳舞来吸引情侣，或庆祝狩猎、战争的胜利。

在近代，人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一个活人时时刻刻都要和外界事物（自然和社会）打交道，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人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不断反复流转的发展过程。因为生活的需要，人在不断地改造自然和社会，同时也不断地改造自己。心理学把这种复杂过程简化为从刺激到反应往而复返的循环弧。外界事物刺激人的各种感觉神经，把映像传到脑神经中枢，在脑里引起对映像的初步感性认识，激发了本能和情感（如快感、痛感以及较复杂的情绪和情操），发动了采取行动来应付当前局面的思考和意志，于是脑中枢把感觉神经拨转到运动神经，把意志转达到相应的运动器官，如手足肩背等类，使它实现行动。哲学和心理学一向把整个运动分为知（认知）、情（情感）和意（意志）这三种活动，大体上是正确的。

（选自《谈美书简》，有删改）

迟子建访谈录

记者：评论界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是“本色写作”，你是一个人如其文和文如其人的“本色作家“。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迟子建：（笑）不太认同。小说其实是用文字搭建的想象的世界，而作家是会思考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既复杂又单纯，用文字反映出来的世界便既客观又离奇。这在某一程度上透露了作家的性情，却不可能完全浸透作家所有的情感。所以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完全做到“本色写作“，或者说，用“本色写作”来概括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够准确。每个作家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不可能通过作品完全展现出来。

记者：还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都是在向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的精灵”。你觉得这种评判恰当吗？

迟子建：这篇评论我看过。应该说，评论家写这样的评论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也许，“逆行的精灵”这一评价在文学审美上是中肯的。可能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有所偏差。我的小说是写到历史，但并不是向后看。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地逝去，不断地成为当下的历史。昨天的事是历史，即使我的作品在关注当下，完成时也变成了关注历史。只不过我对远的历史比对近的历史更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距离产生美，有距离的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客观；而在写近的历史时，历史的客观性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记都：其实，你的很多中短篇都是在关注当下。

迟子建：是的。这个评论家说我在向后追寻，是国为大家对历史出发点的判断不一样，在理解上有偏差。当然，也可能是我作品的气息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记者：你的小说多以故乡东北为故事背景，你也曾经说过，故乡是你最大的创作源泉，你的创作始终不会离开故乡的那片土地。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你和莫言是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两位。不知道在你以后的创作中，你是否会固守在故乡的土地上？是否会有其他的尝试？

迟子建：一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写深写透，写到八十岁能写完就很不错了。很多作家在评论家的影响之下，总想求大求全，多方突围，到头来可能反而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而评论家也常担心作家总是以某个固定的地方为写作背景，文思是否会枯竭。我觉得，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这就像挖一口深井，当井水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之后，它就永远都不会枯竭。所以能够打深一口井，是一种福气。

我的作品并非只限于写故乡，但如果评论家把我的所有作品都归入与故土有关的写作，我也不否认。其实，评论家与作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我比评论家更了解自己。我的写作会有渐变的过程，不同的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风貌，但不会刻意求变，更不会脱离我的故土去写作。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的写作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但从总体来说，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

记者：无论是在你的小说中还是散文中，都可以看到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感受，对大自然、对生活甚至对世间万物的心灵感受，那种敏锐非一般人能比。这是不是你可以一直保持高产写作的原因？

迟子建：有一定的关系吧。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内心感受的推动。写作和感受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感受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就对万事万物、大地四季的变化特别敏感。这种能力，应该是无法拷贝的。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由小人物的具体生活构成，即使是《伪满洲国》这样以一段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也坚持“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历史”。但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你并未放弃过去的风格，却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上百年的兴衰史。它触及的是民族文化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宏大题材，你是有意向宏大题材靠拢吗？这是不是你今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迟子建：其实，我个人认为，《伪满洲国》才是宏大题材，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一个弱小民族。很多读者写信告诉我，在这之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在我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正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了。因此，我特别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感受到苍凉和悲凉。历史不是断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依然还在延续下去，没有被割断。虽然它在现实中退缩，但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严格地分割。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宏大题材，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式微的过程，而这本书是一首挽歌。

（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