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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起源经历了多元一体化的过程，中华大地上的国家起源也同样经历了多元一体——从邦国到王国的过程。公元前四千纪，中华文明的核心在黄河中游地区最终形成，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邦国则开创了后来夏商周中原王朝国家的先声。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得名，出现于公元前四千纪，位于今山西临汾市襄汾县。近年来，初步探明了宫殿区、王陵区、贵族居住区、祭天及观象台礼制建筑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充分表明了陶寺遗址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都城性质。
据调查结果初步判断，陶寺文化遗址群以陶寺都城为核心分为南北两大群，拱卫陶寺都城京畿。南北两大群是由自上而下的行政派出模式发展起来的，并且发现有驿站遗址，表明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的存在。在陶寺遗址晚期，出现了扒城墙、毁宫庙等政治报复行为，这表明了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和国家性质。
这些聚落形态考古资料证明了陶寺文化国家社会的物质文明发达程度，而相关的精神文化考古资料则显示出陶寺文化的精神文明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陶寺观象台通过1个观测点、12道观测缝与东南1公里远的塔儿山山脊线，构成一套完整的列石观测仪器。除了通过观测日出确定20个节令外，还可以观测16年一周期的月出最南和最北点，以预测月食，将“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科技软实力与宗教权力相结合，把这些牢牢掌握在邦国元首的手中，成为统治中非常实用的软实力之一。
而陶寺早期官僚墓中出土的木立表和中期王墓中出土的圭尺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圭表测影系统，以圭尺第11刻度1．6尺理论夏至影长，对外宣称陶与寺为“地中”，使得陶寺城址顺理成章地成为“地中之都”，居住在其中的邦国元首自然“王者居中”。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通道，进而使得陶寺文化所代表的邦国成为“中土之国”，开创了“中国”最初始的意义。
陶寺圭表还可用于国土的测量，以陶寺城址“中表”为中心基点，按照陶寺城址的经纬线作为测量基线，对陶寺所在的东亚大陆的东西南北四至进行夏至晷影测量，以确立陶寺文化的四表，陶寺四表之间的距离同先秦文献记载的“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的数据误差约6%，可以说相当吻合。当然，陶寺国家领土实际控制范围仅限于晋南地区，陶寺四表所标定的“表里河山”，只是陶寺元首们的理想蓝图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陶寺邦国已经有领土概念，而且可以用圭表测量与确定出来。
陶寺城址内的早期王族与中期王族墓地的不同茔域，表明早中期之间王权的易手，是在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王族之间进行的，颇具汉儒竭力赞美与讴歌的“禅让”特征。不过历史是无情的，陶寺文化晚期，外来入侵势力的征服使陶寺国灭亡，其国家政权及文明被彻底摧毁，与发展成为中原王国的命运失之交臂。
这一历史命运最终落在了河南龙山文化的肩上，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最早的王朝国家在伊洛平原诞生，从此步入了夏商周三代王国国家新纪元，中国文明开始著称于世界，而中国传统认同的“地中”也从晋南地区移到以洛阳为代表岛伊洛地区。
（摘编自何驽《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华文明的核心于公元前四千纪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与此同时，在今山西临汾市襄汾县则诞生了陶寺文化。

B．考古资料表明，陶寺邦国建国伊始就具有了都城性质和国家性质，其精神文明也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最高水平。

C．“中国”最初始的意义是“中土之国”，这是陶寺文化开创的。陶寺文化在当时非常发达，己有完整的圭表测影系统。

D．陶寺邦国早中期王权的易手具有汉偁竭力赞美与讴歌的“禅让”特征，它是在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王族之间进行的。

【小题2】【小题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陶寺都城是陶寺邦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建有宫殷区、王陵区、贵族居住区、祭天及观象台礼制建筑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

B．陶寺文化相当发达，如：能通过观测日出确定20个节令；能观测16 年一周期的月出最南和最北点，以预测月食，能运用圭表测量国土。

C．陶寺邦国实际控制的领土范围仅限于晋南地区，远远小于陶寺元首们心目中的领土范围，但这足以表明当时的陶寺邦国己经有领土概念。

D．在我国国家起源史上，陶寺属于邦国，在陶寺邦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夏商周则属于王国。夏商周时期，中国文明开始著称于世界。

【小题4】【小题5】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项-是

A．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我国的国家起源都经历了多元—体化的过程，其中国家起源的多元一体化的过程指从邦国到王国的过程。

B．南北两大群由自上而下的行政派出模式发展起来，还有驿站，这些考古发现表明了当时的陶寺邦国存在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

C．陶寺邦国的元首己知道利用科学知识加强统治，如控制天文历法知识、对外宣称陶寺为“地中”、确立陶寺文化的四表，等等。

D．陶寺邦国时期，晋南地区是“地中”，夏商周三代时期，以洛阳为代表的伊洛地区是“地中”，“地中”是个政治文化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