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教育的转型

①人有“向外看”认识世界的需要，也有“向内看”认识自我的需要。相对而言，认识世界易，把握自我难。现代科技极大地增强了现代人向外看世界的能力，同时，现代人向内看自己的能力却在萎缩，我们差不多已经变成了自己的陌生人。教育本来是帮助人认识自己的活动，但现代教育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形成而出现的一种崭新的教育形式，已有上百年历史，它也在推着人远离自己。教育是否还能照亮现代人回到自身之路，取决于教育能否进行驱动力调整和型态的转变。

②现代教育的一个特点是对标准化考试的非理性推崇。标准化考试之所以流行，是因其诱人的便捷性、客观性契合了现代教育追求效率、突出客观性的要求。标准化考试因此能够在教育活动中呼风唤雨，成了支配一切教育活动的核心力量。考试作为教育评价的一个测量环节，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但至多只能算是整体教育的一个“小尾巴”。但如今这条“小尾巴”成了主角，整个教育都得听它的。处在“尾巴”指挥一切的教育结构中，孩子们几乎所有的生命力都被考试分数吸引住了。所有关于人自己的认识和体会都不会出现在标准化试卷上，使得反观自身、心灵对话成了完全可以丢弃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标准化考试切断了教育与自我反省、人生意义、心灵关怀之间的联系。

③现代教育要承担安顿人的心灵这一任务，必须完成自身的转型。现代教育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其问题在于偏执一端而遗弃另外一端，因此，基于心灵养育而进行的转型不是从一端到另一端的激变，而是在两端之间的平衡。具体说来，就是教育的实利性与价值性的平衡、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平衡。教育不是不要利益，但现代教育在实利追求上走得太远了，人不单是物质存在，如果没有价值的指引，人性的光辉就会暗淡，人就会蜕化为物，心灵就会枯死，就会满身铜臭，“穷得只剩下钱了”。教育不能偏执于实利，要为价值和意义留有空间。大规模、以集体为对象是现代教育的标志性特征，但人类教育史上传承了几千年的学徒制、个别化的教育方式自然也有其价值。现代教育的转型不是要恢复学徒制，而是探索在规模化、集体化的教育中如何融合个别化的教育方式，在两者之间实现一种相对的平衡。

④现代教育的整体转型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养育心灵的需要，教育实践可以从一些具体的方面进行探索。儿童的心灵成长有“自然”的一面，教育首先要做的就是呵护儿童心灵的“自然发育”。教育，包括家庭教育所要做的就是不干预孩子的出神与发呆，任其在想象的精神世界里遨游。关于沉思与默观的教育探索就是这方面的努力。这些尝试虽然不足以动摇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观念，毕竟为教育展示了另一种可能。

⑤可以着手进行的教育尝试还有很多。比如想象力的培养，想象力对精神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能力。我们还应将如何面对自身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主题。此外，还要注意非常态意识体验的激发，人有确定性的需求，把世界和人事纳入“常规”才会有安全感，但教育在非常态意识体验方面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比如一些教育机构所进行的“末日体验”活动，都是有益的探索。最后，教育活动步调要放缓，现在的教育被现代社会匆忙的节奏带得太快了。

古代中国海洋经略同世界上其他涉海大国一样，都遵循着普遍性的历史逻辑。

国家的海洋需求决定着海洋经略的地位。国家的海洋需求源出于其海洋认知，主要关注海洋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价值。对这一问题的认知越充分，国家的海洋需求就越理性。古代中国“闭海”就部分根源于认知不充分所导致的海洋需求理性化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海洋经略产生的根源便是国家队海洋具备战略需求，且又拥有相应的能力来予以满足。为了平衡两者之间的互动转化，国家通过海洋精确的谋划探索合理需求，并通过能力限度内的行动予以实现。海洋经略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国内现实产生的介入性变量（参见下图）。在不考虑客观环境的理想模式下，国家的海洋需求越强烈，付出的能力也越多，对海洋经略的重视程度相应越高。

国家海洋需求与能力的互动图（理想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海洋经略的效果取决于海洋需求的满足程度，而需求的完全满足主要有两种调试路径:降低需求以匹配能力或提升能力以匹配需求。前者侧重于“自我限制”，后者则倾向于“自我开拓”。在这个层面上，海洋需求构成了海洋经略的目标上限，而海洋能力则是海洋经略的效用底线。在理想模式下，国家的海洋能力越强，国家的海洋经略规模就越大、周期也越频繁。就古代中国的海洋经略而言，分裂时期沿海邦国对海洋的强烈需求通常要服从于能力的限制；统一王朝前期的海洋需求更为宽泛，同时也能凭借强大的能力得到满足；而统一王朝后期海洋经略的收缩则与国家能力的衰落成正相关态势。

海洋经略可能实现海洋强国的塑造，却无法阻止海洋强国的衰落。在不考虑客观环境的理想模式下，国家能够自觉实现海洋需求与能力的良性匹配；可是在现实情境中，国家所处的客观环境（历史趋势、地缘结构和秩序进程）往往深刻影响着国家对海洋需求的判断以及对海洋能力的使用，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塑造，也可能是消极限制。通常来说，历史趋势具有不可抗的变动性，地缘结构具有可靠的稳定性，秩序进程具有可抗的变动性。而国家的“积极回应”则是通过理性的海洋经略，顺应历史趋势、改善地缘结构、建构秩序进程。只有当积极塑造和回应同时发生，涉海大国才能促进需求与能力的良性匹配，实现向“海洋强国”转型。由于客观环境的三要素之间通过呈现出结构性矛盾。因此，海洋经略作为介入性变量就要在平衡需求与能力的同时，结果有限，协调客观环境产生的矛盾。“海洋强国”必然要面临维系成本的边际递减效应，而国家战略资源的有限性则更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基础的消耗。客观环境的结构性矛盾重新加剧， 海洋能力与需求的匹配回归失衡状态，海洋强国也逐步退转到涉海国家。就古代中国人而言，更多还是结构性的矛盾，海洋经略没有对客观环境进行有效协调，从而使得国家的海洋能力与需求在失衡中同时衰退。

（摘自刘笑阳《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