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②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走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③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观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④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⑤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⑥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流派不是独木桥

⑴流派的学习和继承，一直是京剧界深为关注的话题。在好长一段时期里，呼唤创造新流派的声音很强烈，不时见诸报刊和有关的学术研讨，成为引导流派传承的“主旋律”。然而近30年过去了，新的流派没有产生，反倒是现有流派的抢救、保护问题显得突出和紧迫起来。在纪念张派艺术创始人张君秋先生诞辰90周年的研讨会上，对于流派传承的看法，有人强调原汁原味保留，也有人主张要尝试走自己的路，只是没有人再提创造新的流派。

⑵这就颇值得思索。表面看，对新流派的呼声转低，是基于新流派的难产，久唤不至而不免无奈和失落，细究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对前一阶段思路的某种务实和纠偏。呼唤新流派并没有错，进一步丰富京剧表演艺术的风格特色，是京剧界内外的共同愿望。问题在于新流派的形成和创立，离不开多方面的因素，不仅需要演员的艺术根基和努力，还受着剧种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生存环境的制约，这不是单纯的提倡和引导所能奏效的。

⑶同时，在对传统流派的传承导向中，单一地强调另创新派，以此作为衡量传承水平的唯一标准和终极目标，也有失片面。比如，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学余派最好是杨宝森”，依据自然是杨宝森先生在学习余派的基础上创出了杨派。杨派极大地丰富了京剧老生演唱艺术，其贡献和影响怎么称誉也不过分，但若就以此论定学余“最好”，可以设想一下，余派传人都按此“最好”去下功夫，余派本身谁来传呢？还传得下来吗？依此逻辑推而广之，京剧多姿多彩的名家流派包括杨派、张派在内，岂不都将失传，从舞台上消失吗？这恐怕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⑷事实上，深入了解京剧流派传承的历史，高水平传承的方式是存在多样性的。由于传人自身条件和感知解读的差异，不论主观愿望如何，都不可能做到和流派创始人完全一样，都是有距离的传承，同时学习到一定阶段，距离还会因传人各自审美和追求的不同进一步拉开，从而形成不同的走向和形态。按此区分，大致可以概括为近、中、远三种传承方式：一种是近距离传承。传人的自身条件与创始人或流派演唱要求极为接近，也有志于对本派艺术深钻细研，传其衣钵，悟性很高，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和体现流派的“原生态”。余派传人孟小冬是其代表人物之一，她的演唱包括录音、唱片，作为老师余叔岩先生仅存“十八张半”唱片的补充教材，对于余派艺术后学临“书”堪称功莫大焉。第二种是中距离型。传人具备相当的流派传承条件，通过学习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但在艺事发展过程中不囿于一派，兼学别家，融会运用，并有新的追求和创造，显示出个性特色，但还不足以称“派”（现在也有的在一定范围被冠以某派）。许多为观众所熟知的在世和去世的京剧名家属于此类型。第三种是远距离传承。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与原来所宗流派在表现形式、技巧特色上逐步拉开距离，形成崭新而鲜明的艺术风格，得到行内外的普遍承认，最终独树一帜。

⑸近、中、远三种类型的传承，由于学得极像和开宗立派者终归是少数，因此高水平传承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态势，以“中距离”居多，而这恰恰是多年以来缺少研究的部分。可纳入此列的京剧名家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如旦行的杨荣环，艺兼梅、尚两家，技艺精湛而全面，一直致力于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所演的流派代表剧目都进行了精心锤炼，根据自身的体会和顺应时代的要求做了加工处理，力求名剧新演，一些常演剧目深受行内外的好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前人的艺术实现了高水平的个性化传承的艺术家，因前些年或片面强调门派正宗、或仅以成败论英雄的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生前还曾遇到归属两难的尴尬处境，是十分可惜和令人感慨的。如果对他们成功的艺术创造和多样化的传承经验，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深入的解析研究，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既讲继承、又鼓励创新的环境氛围，给新人带来有益的启示。

⑹流派要流起来，还要流得宽广壮阔，才能长久保持创造力和生命活力。这是流派也是京剧艺术都需要的传承。

蓑衣，最初是用草编织而成的挡雨器具。在我国上古时期，人们为了抵挡风雨的侵扰，起初只能用野草裹住身子，以遮雨水，久而久之形成了蓑衣。《诗经·小雅·无羊》：“尔牧来思，何蓑何笠”，就记录了当时人们穿蓑衣的情况。“蓑笠，备雨服。”说明是充当雨具之用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姓在下雨天，通常是身着这种草衣来从事劳作的。蓑和笠的关系，如同今日雨衣和雨帽的关系，所不同的是“笠”的制作原料是竹子，而不是草。而且“笠”晴雨两用，既可避风雨，也可防烈日酷暑。

蓑草的表皮较光滑，本身又呈空心状，所以用来制雨衣，雨水不易渗透。其为贱物，轻易可得，在很长时期内，不分尊卑，外出遇雨，都穿这种蓑衣。随着时代进步，人们又发现了多种可用作雨衣的材料，但蓑衣并没有被淘汰，尤以农夫、渔人所用为多，历代诗文中有不少描写。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那首：“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比蓑衣进一步的雨衣，是用丝绢一类纺织品涂上油后做成的，称“油衣”、“油帔”。《晋书·桓玄传》：“(刘)裕至蒋山，使赢弱贯油帔登山，分张旗帜，数道并前。”

除蓑革、油绢外，古代雨衣还有用粗麻、棕丝等材料制成的。棕丝是棕榈树皮上的一种纤维，经加工整理，也可编织成雨衣，俗谓“棕衣”。唐韦应物《寄庐山棕衣居士》诗：“兀兀山行无处归，山中猛虎识棕衣。”与此类似的材料，还有油葵叶，也非常适宜制作雨衣。清李调元《南越笔记》中就有详细记载：“油葵生阳江恩平大山中，树如蒲葵，叶稍柔，亦曰柔葵，取以作蓑，御雨耐久。”这种雨衣仍以农夫、渔人所着为多。

明代后，雨衣的制作日益考究，所用材料也有多种。宫廷内臣所穿雨衣，据刘若愚《明宫史》记：“用玉色深蓝官绿杭触或好绢，油为之，先年亦有蚕茧纸为之，今无矣。有斗钵式者，有道袍式加褂者。御前大臣值穿红之日，有红雨衣、彩画蟒龙方补为贴里式者。”贵族男女的雨衣，则用一种柔软而不渗水的高级玉草编织而成，取名为“玉针蓑”。

《红楼梦》中，贵公子贾宝玉就穿这种雨衣。第45回：“只见宝玉头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黛玉不觉笑道：‘那里来的这么个渔翁?’……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寻常市卖的，十分细致轻巧，因说道：‘是什么草编的?’”

斗笠则是用竹篾、箭竹叶为原料，编织而成，有尖顶和圆顶两种形制。讲究的以竹青细篾加藤片扎顶滚边，竹叶夹一层油纸或者荷叶，笠面再涂上桐油。有些地方的斗笠，由上下两层竹编菱形网眼组成，中间夹以竹叶、油纸。“或大或小，皆顶隆而口圆，可芘雨蔽日，以为蓑之配也。”(《国语》)斗笠，又名箬笠，“楚谓竹皮曰箬”。有的斗笠，以葵叶铺陈笠盖，因而称之为葵笠。有的则以笋壳夹于竹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