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周公旦由于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家训的形式日益丰富。

中国的家训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诫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 。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的家训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言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 。”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

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了《钱氏家训》，钱氏子孙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作为中国南方高原上人口分布最广、历史文化最深厚的古老民族之一，彝族有着丰富的祭祀和礼仪文化体系。其中有一项古老而神秘的祭祀表演，就是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称作中国戏剧活化石的彝族古戏“撮泰吉”。

“撮泰吉”系彝语音译，“撮”意是“人”，“泰”意为“变化”，“吉”意为“游戏、玩耍”，连起来讲就是“人类演变的戏”，简称“变人戏”。每年阴历正月初三到十五是“撮泰吉”演出的时段，演出目的旨在扫除人畜祸患，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每逢演出期间，活动多集中在夜晚，地点则以本村寨为主，有时也会受邀到附近的村寨演出。如今“撮泰吉”演出在大多数地方已经失传，唯有威宁的裸戛村还保留得相对完整。

学界一般认为，“撮泰吉”属于古傩戏的一种。傩戏是多种宗教文化混合的产物，透过弥漫着宗教色彩的戏剧窗口，我们可以窥视到多民族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风貌、古风民俗。然而，“撮泰吉”的传承在当下仍面临着诸多问题。首先是表演者的后继乏力。“撮泰吉”的传承秉持着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原则，但相比从事傩戏表演，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宁愿选择经济效益更显著的外出务工，长此以往，势必发生传承者的断层。其次是投入上的紧缺。据威宁县非遗办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财政投入过少，保护意识淡薄，文化理念落后，常常导致“撮泰吉”的保护丧失动力。再者，专业人才的匮乏和研究队伍的不稳定也不利于“撮泰吉”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撮泰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来就天然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或资本价值。因此对“撮泰吉”的保护并不是作博物馆标本式的封存，而是以活态的形式，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以融入时代的发展之中。管理部门应当明确自身职责，在加大监管和投入力度的同时，也要形成强烈的宣传意识和有效的运作机制。社会方面应积极寻找“撮泰吉”与当代文化的合作开发路径，譬如舞台展示的改进、依附于民族节日进行外向式开发以及和旅游产业的融合等等。这些举措对于“撮泰吉”的生存和生长都将是关键而必要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撮泰吉”的保护，其研究工作却更须谨慎而行。“撮泰吉”虽然存活于崇山峻岭之中，长期与世隔绝，很晚才揭开其神秘面纱，但如今在多方的关注下，仍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异。研究者在田野考察中尤须谨慎“辨伪”，仔细甄别传统沿袭的原生态“撮泰吉”和经过讹误扭曲的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做好“撮泰吉”的传承工作，避免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偏离客观认识的“泛傩现象”。唯有立足本土和本民族进行研究，防止从案头到案头的泛泛之谈，才能真正澄清发生在“撮泰吉”认识上的种种误区，阐明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戏剧发生学上的重要意义。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10月28日10版）

众所周知，城市雕塑应当是“石头的史诗”，作为一种凝固的公共艺术，城市雕塑所传递的时代文化信息比文字图画和一次性的艺术展览对市民的影响更直接明白。目前，全国的城市，大到北京、上海，小到县城乡镇，到处充斥着彩带、钢球、电子符号、月亮帆船之类所谓抽象雕塑，很多人物雕塑形象拙劣，甚至丑陋不堪。还有那些立于公园湖畔的假鱼，十字路口的假马，小区里的假鹤更是令人不忍卒睹。就连一些名人纪念馆，重要集会场所的雕塑也有不少是粗制滥造。

有愿望又有钱来美化城市，这本是好事，问题是政府应当认识到城市雕塑的好坏，对所在城市市民的精神文明、文化传承以及新文化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应当立法干预而不是无所作为。因为作为公共空间艺术存在的城市雕塑不立则已，一经伫立，就不仅仅是规划者和创作者个人情感意志的承载物，而应当是城市市民的时代审美精神以及政府乃至于民族所倡导所引领的文化的载体。这种可视可触的公共艺术对这一座座城市的文化延绵是长久的而非一时的。不仅从城雕的选题和思想内容来说如此，从城雕与建筑的空间美感诸多审美要求来看，也非想立就立，而是要根据具体城市的不同历史、不同性格、不同地貌特征、不同的市民生活方式等因素通盘考虑的。规划并非长官意志，也非独断专行，而是对城市的尊重对市民的尊重，不像今天千篇一律的彩带钢球亵渎着城市，亵渎着公民的审美情趣。

如果承认城雕之重要，则必有立法做保障。立法并不约束创造，也不会遏制城雕艺术的百花齐放，而恰恰可以杜绝城雕无序混乱现象。在这方面，笔者认为可以效法国家环保总局的做法。环保局是环境保护法的落实执行单位，哪个地方生态环境受到污染，哪个地方要立项建厂，都要由环保总局下设的环评司负责评定，其评定不是随意的，是有数据可依有标准可循的。这是对自然生态的立法保护。那么对文化生态的保护呢？城市雕塑作为城市文化生态的一部分，也必然要立法以保护其健康发展。当作为公共空间艺术的城雕也有了管理条例后，随即配置以城市规划管理委员会及下设的公共空间艺术审评处（名称可另议），这个处由建筑、雕塑、空间、文化艺术专家组成。省市县重要公共空间所设城市雕塑都应上报评审，必要时可采取市民听证会形式对所报方案进行审议。有了这个法律保障和评审管理机制，各城市雕塑项目立项人、设计者和施工单位才会认真考虑所立雕塑与建筑之关系，与本城历史之关系，与本城文化特征之关系等诸多要素，这才能保证城雕文化的质量。

（节选自章建国《中国城雕忧思谈》，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