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现代化与全球化。全球化的时代，对墨学发展是挑战，也是机遇。现代化的文化要求走出传统，面向未来。全球化的文化要求融入世界，多元并存。站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视野来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墨学，应该知道，未来的墨学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首先是墨学的民族性问题。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必须考虑民族文化的绵延问题。在此，要反对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墨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与现代文明不相容，应该抛弃传统墨学，拥抱现代西方文化；另一种认为，在先秦墨家思想中，已经具有了化解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的文化基因，回归先秦墨学即可以化解现代化产生的各种文化问题。

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根，根深才能叶茂。墨学发端于先秦，是民族文化的根系之一，割舍不断。但同时，任何一个文化的产生都受到时间与条件的诸多制约，墨学也不例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联结起来。昌明墨学，就要融汇现代理论，对墨学的核心观念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做到返本开新，让墨学成为现代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墨学也应该是世界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由于西方社会经济与科技的暂时强势，一些人以为全球化即西方化，文化上应该广泛输入西方文化，这种观点既是对全球化的中国定位的误解，也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全球化是全球经济与文化的广泛交融，呈现多元多样的形态。墨学需开放包容，汲纳西方文化与现代文明中的有价值成分，走向世界，为世界文明做出中国贡献。

早在近代，就有中国知识人认为，墨家的兼爱与基督教的博爱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人类之间的爱是平等的。只不过，当时囿于文化情感，认为基督教的博爱源出墨子的兼爱。一个多世纪过去，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基督教的博爱与墨家的兼爱，同样对人类作出了贡献，虽然两者之间有较大的不同。博爱是神性的爱，根源在于造物主上帝，造物主爱受造者，是受造者之间彼此相爱的根据。上帝对世人的爱是不平等的，是恩宠，是无私的，自上而下的。世人之间的爱是平等的，超越功利的。但墨家的兼爱是人性的爱，源出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从内容上看，墨学的兼爱伦理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有利于化解全球化所面临的分歧冲突，实现世界的和谐共生。因而，墨学的兼爱实用理性伦理具有普适性的特征，理应成为现代世界的伦理规范之一。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兼相爱，交相利的墨家思想可以成为现代世界的文明内核之一，成为现代世界的伦理黄金律。墨学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成为多样性的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摘编自解启扬《墨学能否现代化与世界化》）

燕赵区域以燕山、太行山、渤海、黄河为四面分界，主体为次生黄土的平原地带。虽然这一区域具有“地边胡，数被寇”的特点，但燕赵文化仍属于华北平原上以汉族为主的旱地农耕文化。

燕文化与赵文化有着不同的和各自的特征，但又大体接近而趋同。相对于其他周边区域而言，“慷慨悲歌”是燕赵文化的共同基调。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

具有特征主线的区域文化是优越的文化。在全国各个地域中，燕赵区域是极少数真正形成了文化特征的地域之一。燕赵文化得以形成“慷慨悲歌”这一特征主线，为古今所共认，历代所称道，其内涵鲜明，无可否认。这是燕赵区域的优越之处，值得骄傲。

中国古代“知己”“知音”的价值观念，是“燕赵悲歌”的产生机制。燕丹的精诚与荆轲的侠士志向契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慷慨悲歌”。慷慨悲歌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而这也正是北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慷慨悲歌”的历史认同，有三次高潮。荆轲刺秦王，与燕太子丹在易水告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这是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特征的第一次概括。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以邺都为活动中心，诗风雄峻古朴，慷慨悲凉，燕赵文化第二次被称作慷慨悲歌。唐代，高适等人以气质自高，慷慨悲歌，临风怀古，燕赵文化第三次被人称为慷慨悲歌。燕太子丹、荆轲的谋刺秦王，标志了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从此以后燕文化就永久性地定格于此，成为燕赵文化所独有的固定不变的意象。这一特征不仅在当时存在，在后世也存在，如明清之际，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特征也有鲜明的体现。

“慷慨悲歌”的实质，乃是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一种贯穿人生的精神力量。燕赵侠士的轻生尚义，表面上看是不重视生命，实质上却是更加重视、更加珍爱生命的体现。“燕赵悲歌”体现为一种超越“千金”、超越“生死”的价值观，燕赵文化精神在此具有最为突出的表现。了解到人的生命除了肉体的存在，还有精神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教导人们，突破对自我的一己关怀，寻求更高的价值。燕赵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价值观。

燕赵文化具有多元性。在“慷慨悲歌”激扬人性的同时，也包含了不少世俗的、物欲和肉欲的不良内容。这些流弊在民间、在当今，也都有不同轻重的表现。其救治方法，则莫过于以风俗治风俗，以文化治文化，以精神治精神，如古人所谓“风教”，由低而高，由杂而纯，由俗而雅，由外在而内在。 

（摘编自张京华《“燕赵文化”概念界定的要点》）

唐代诗歌的繁荣

①孔子教导学生一定要学诗，因为诗是调理性情的工具、参与社会的素养、增广见闻的途径。这说明在孔子的时代，诗就是上流社会交往的话语，“不学诗，无以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到唐代得到了发扬光大。在唐代，欣赏诗的人不再限于少数世袭贵族，而扩大到了广大士庶；吟诵的诗歌也不再是像《诗三百》那样的成品，而是出自于同时代人的当下创作。在唐人的生活中，诗歌活动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②在唐代，诗歌活动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构成元素。举凡庆典、饮宴、游览、欢会、送别等场合，都要有诗歌活动。如果没有诗歌的加入，这些活动就大为逊色，甚至不成其为某种活动。

③在唐代，人们习惯于用诗的语言来传达思想和情感。举凡言志、抒怀、问讯、陈情、干谒、请托、公告、谈艺等活动，都可以用诗来表达。在许多情况下，诗可以代替各种文体，人们可以用诗来表达任何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④在唐代，能诗是一个人具有文化素养的标志，是参与上层社会活动的必备条件。读书人要想步入上层社会，就一定要熟悉上层社会的语境。在“不学诗，无以言”的生活氛围中，诗是最有效的资质证明。一个孤立无援的士子，完全可以凭借诗艺进入上层社会。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向韦左丞陈情：“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杜甫看来，能诗是“立登要路津”的充分条件。

⑤中国诗歌传统在唐代得以高扬的关键是皇帝的提倡。皇帝在这一社会风气的形成当中起到了一个核心的作用：由皇帝到王公贵族，由官员到百姓，由宫廷到京城，由京城到州县，不断向外扩散，最终形成了全民尚诗的社会风气。早在贞观年间，太宗就开启了这一风气。当时君臣们就认识到，诗歌活动不仅是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是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此后历代君主相沿成习，并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立文馆，招翰林，取科士，从制度上保证了诗人们进入到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这种激励作用是巨大的。宋杨万里《黄御史集序》亦云：“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盖当时以此设科取士，士皆争竭其心思而为之，故其工，后无及焉。”可见朝廷一系列激励政策为这种生活方式的推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选自吴相洲《唐诗繁荣原因重述》，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