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史学以“经世致用”为宗旨。顾美武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言简意赅地道明了史学的治世观念。史学的经世致用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以史为鉴、以史教化所构成的史学理念，二是做出“以史明道”的学理建树。这个宗旨，与古人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互为表里。史家刘知几认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唯坚信史学具备如此巨大的社会功能，才会赋予历史著逑以“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宏大期望，才会有“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理念。

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以“资治”和“明道”这两大功能，对社会政治和社会思想发挥了重大影响。自西周初年产生“殷鉴”观念以来，“以史为鉴”这一历史观念就与现实政治联结在一起，不仅从历史的叙述与分析中得出政治见解，而且引用历史事例来论证自己的政治方针。随后，在经史互动的机制上，“以史明道”成为古代获取理性思维的主要路径。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史学发挥经世功能的过程中，也有巨大弊端。其一是设计政治方案，漠化、排斥了对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而过多地以历史事例为参照和指导。虽然这也会闪耀出思想火花，但却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欲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却不将研究社会实况置于首位，这是致命的逻辑错误。其二是“以史为鉴”的运用，往往择取一个或几个历史事例，与现实社会问题进行比附。如果对所借鉴的历史事例的理解本就肤浅、片面甚至错误，又不计时代区别地进行附会，就很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

中国古代乱世多、治世少，政权兴亡屡屡重演。从这一客观史实来看，“以史为鉴”的政治效果并不太好，其中多有统治者荒唐昏暴、不认真汲取历史教训所致，但也有“以史为鉴”导致的后果。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对同姓诸王防范压制，造成“委权异族”而国亡。西晋以此为鉴，分封诸王而各有兵权，却出现“八王之乱”。明朝建文帝以西汉“七国之乱”为鉴戒，力行削藩，导致“靖难之役”而败亡。可见，“以史为鉴”的尺度极难把握，在古代也并非绝对可以信赖。

近现代时期，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变化日新月异，新事物、新理念不断涌现，以往的历史难以提供真正可作为比拟的范例。近代以来，形成了多门类的学科，各有特色、各具优长，已非古代那种“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状况。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需要多种学科参与，历史学已经不能独立肩负起经世致用的重任。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运动，如洋务运动、維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虽性质不同，收效各异，但基本上属于某种先进思想与现实结合的社会实践，并非从传统的史学经世或“以史为鉴”理念推衍而来。因此，如何认识史学的社会功能，值得认真反思。

（摘编自乔治忠《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有删改）

木质高楼有望扎根中国

城市常常被人说成“水泥森林”。而在上海世博园，展示着城市的另一种生长形态——木结构建筑重归林立的楼群之中。专家表示，未来中国城市中可能将崛起超过7层的木质建筑，城市不再是“水泥森林”。

位于世博园C片区的挪威馆由15棵巨大的“树”构成，从5米到15米，高高矮矮的这些“树’’都有抓地的“树根”，都伸展着4条“枝干”托起顶篷。不约而同，瑞典馆、加拿大馆和温哥华案例馆等，也采用了木结构。

汶川大地震后，一座全木结构的小学在都江堰向峨乡破土而出，让木结构建筑再次进入视线；作为木结构建筑鼻祖的中国，在这一领域停滞20年后开始复苏。

欧洲木业协会主席索德安介绍说，除抗震性能强，木结构房屋建造中会和矿物棉一起混合使用，房子会呈现非常好的保温性能。尤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可再生材料，由于木材能吸收二氧化碳，木结构建筑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我国当前的建材消耗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材所副所长赵霄龙博士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中国建筑每年消耗的铁矿石超过3亿吨，石灰石4500万吨，排放二氧化碳将近4亿吨，“木结构建筑在中国比例很小，大概为1％左右”。

木结构的先天环保优势并不意味着复兴之路平坦。最大疑问是，木头从哪里来？中国已经是一个林业资源匮乏的国家，再推广木结构建筑，是否会让脆弱的生态雪上加霜？确实，中国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值的1／6，人均木材蓄积量仅为世界人均值的1／8。不过，假如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现良性循环并非不可能。瑞典等北欧国家早年也遭遇过乱砍滥伐森林的惨痛经历。在吸取教训后，瑞典法律规定，在砍伐一棵树之后，需要种上两棵甚至更多新树苗。此外，木结构房屋还面临着一个土地利用率较低的问题，在大城市中显得不那么实用。对于这一点，欧洲的先进技术似乎可以提供借鉴。索德安透露，欧洲纯木材建筑现在已经能建到9层，而如果采用混合结构住房，最高已做到16层。所谓混合型结构，就是指承重部分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但是外墙、屋顶采用木结构。中国新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也有望在年内出台，相对于现行《规范》只允许建3层以下的木结构建筑的规定，修编以后，混合型的木结构房屋标准有望达到7层。

在木材处理方面，如今的木质建材也摆脱了以往易燃、易损的形象。通过喷涂阻燃药液，木结构建筑物的延烧性得以加强。在经过干燥、防腐防蚁、集成等先进技术加工后，木材可以广泛应用于住宅、体育馆、桥梁等木结构建筑，日本每年有45％的新建建筑为木结构建筑，这和建材技术演化不无关系——中国专家也正在积极探索适合本身国情的木结构复兴之路——赵霄龙透露：“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木基复合人造板的生产国，而且利用秸秆生产板材的技术也正在成熟。麦秸定向结构板、零甲醛秸秆生态板等十分适合作为木结构建筑的材料。”这对于年产秸秆量超过7亿吨的中国，无疑是个福音。

经典的形成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民族和地域相联系，因而经典具有了某种特殊品格。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还表现于它的超时代价值。《论语》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现了春秋时期政治体制及伦理关系中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内含从普遍的文化层面加以阐释的可能，例如，今天我们可以从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层面进行阐发，思考如何使个体充分履行各自义务的问题。经典不仅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更有超越地域的世界性的意义。真正的经典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世界文化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中外经典，概莫能外。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其重点讨论的正义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不只适用于西方；儒家典籍《论语》讨论的仁道原则，其意义同样超越中国。在不同的文化尚未相互作用时，这样的意义也许隐而不彰，但当不同文化彼此相遇，经典的世界性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就意味着我们要开眼界。在阅读、理解经典的过程中，如果眼界封闭，常常会给经典的理解带来多方面的限制；而视域的扩展，则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经典。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来，借鉴西方历史演化过程中积累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主动走出去，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不管是西方文化的引进来，还是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都既要以其各自的特殊内涵为背景，也要以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为前提。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还要再反思。再反思就是在承认经典所拥有的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普遍性的前提下，对时下一些流行看法进行理解和反思。如“以中释中”，即以所谓纯粹传统中国概念去理解中国的问题，这种思路明显忽视了经典的普遍意义。外来语已逐渐输入并融入现代汉语，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外来思想和观念内容。当我们用受外来语影响的现代汉语去理解经典时，相应地也受到外来语背后的深层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因而，试图以“纯而又纯”的中国观念去解释以往的经典，事实上已缺乏可能性。与之相比，王国维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学无中西”的观念则更具有开放意识，他就是在当时世界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以世界文化视野来反思和理解多样文化经典的。近代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等大儒者，他们尽管以回归或延续儒学为学术旨趣，并对西方文化有各种批评，但他们对以往经典的诠释在不同层面上都受到西方外来观念的影响，都体现了“学无中西”的理念，这也就是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杨国荣《经典的意义》，有删改）

大学的普遍主义立场与它服务社会、服务公众、造福民族国家的功能并不矛盾。大学精神拒绝狭隘的功利主义，但大学因其无用而有大用。比如，用狭隘的功利眼光看，想象力似乎是无用的，但是想象力是一切有用之物的灵魂。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说：“大学教育在为脑力教育的职业做准备时应起这样的作用：促进对构成职业基础的各种专业原则作富于想象力的思考，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在进入专业的学徒训练期时，他们已经锻炼了那种富于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即把具体事实与普遍原理相结合。”“一所大学是充满想象力的，否则它便什么也不是。”这种想象力不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闲暇，需要摆脱杂念和功利心的束缚，想象力不是一件可以出售的商品，正因为这样，怀特海强调：不能用管理普通商业公司的条例和政策来管理大学，即使是大学中的商学院也是如此。想象力的敌人就是急功近利。所以我一再呼吁大学里的生活应该是一种优雅的，应该有很多人在那里发呆：发呆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在想一些永恒的根本的问题。这种状态类似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的做梦：他说他经常“坐着或者躺着，什么事也不做”“在我看来，谁若是每天不给自己一点做梦的机会，那颗引导他工作和生活的明星就会黯淡下来”。现在我们讲“中国梦”，如果每个中国人的梦就是发财梦、做官梦、明星梦，那么，每个中国人的梦加在一起的那个中国梦肯定不是美梦而是噩梦。

哲学家罗素也反对工业时代的那种功利主义教育，他说：“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是功利主义的，人类的进步将不会持久，功利主义的知识需要通过无私的研究来充实，这种研究的目的仅仅在于更好地认识世界。一切伟大的进步起初都是纯理论的，只是后来才发现能够实际应用。即使有些辉煌的理论永无实用的可能，它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认识世界就是最大的用处。”

罗素认为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并不是对一切知识都是正确的”，“因为托马斯·布朗爵士曾想弄清楚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海妖究竟唱的什么歌，然而即使他确实搞清楚了，那也不能帮助他从一个地方长官提升为国家的高级行政长官”。学习研究，都应该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在罗素看来，现代大学精神的危机就是实用主义，“无论在哪里，知识渐渐不被人们看做是自身有益的东西，或是开拓人生的一种博大仁慈胸怀的工具，而是被看做只是工艺技巧的一个要素而已。”

关于人文通识教育的无用之用，爱因斯坦认为，一个大学不大可能因为社会生活的五花八门的要求而忙于搞各种专业训练，也不应该跟着这种需求亦步亦趋地追时髦。爱因斯坦说：“如果青年通过体操和走路训练了他的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那么，他就会适合任何体力劳动。”思想的训练也是一样的道理。“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即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该把获得职业知识放在首位。”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说出这样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陶东风《什么是大学精神》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