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群与文学流派

张涛

在文学流派研究学术史上，文学流派与文学社群是怎样的关系，学术界争议颇大。吴奔星《文学风格流派论》指出，“文学社群不等于文学流派”，“不能把文学社群和文学流派等同起来”，“文学社群是否为文学流派，必须具体分析”。当下文学流派研究有必要澄清二者关系，这是研究地域文学流派的先决条件。

“社”原先来自于中国古代先民对土地繁殖生命能力的一种宗教崇拜，后逐渐演变为中国古代民间春秋两季祭祀“社神”、祈求丰收的风俗习惯。到了明代，人们把具有共同兴趣和信仰的文人士子组织在一起从事一定的有组织有目的活动的群体组织称为“社”。而文学派别，陈文新教授《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认为主要源于先秦之《诗经》与《楚辞》。他以南朝梁钟嵘《诗品》关于建安以降的五言诗“源出于某某”为依据，把文学流派溯源至先秦《诗经》之《国风》与《小雅》，以及战国之《楚辞》。随着建安以降文学独立地位的凸显，文学流派才得到充分发展，国风派、小雅派与楚辞派三种文学流派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

文学社群一般具备严格的组织体系，如必须具备大家推举的社长、制定的社约、严格吸收的成员、定期开展的社群活动，等等。而文学流派则更多表现为一种观念上的文人集合。也就是说，文学流派不必像文学社群那样有严密的组织实体，只要某一特定文人群体围绕某一文坛领袖形成共同的创作风格，并在文坛产生一定影响力，就往往把这一文人群体称为某一文学流派，至于是否具备严格的组织体系并不重要。而文学社群则不一定要求社群成员在创作风格上的一致性，只要志同道合，皆可入社。

文学社群的成员虽然多为文人士子，但这些文人士子所结社群不一定是为文学目的。如明末著名的文学家张岱青年时期在绍兴曾结丝社弹琴娱乐，明天启二年又与其叔张尔葆于绍兴结斗鸡社取乐，黎遂球诸昆弟在年轻时于番禺结怒飞社放鸽游戏，明末大儒刘宗周还于崇祯四年在越中结学术性社群证人社，等等。因而，文学社群在范围与性质上具有多样性，在功能上也表现出较多的文化色彩。而文学流派则纯粹是一种伴随文学独立而在文学史上出现的文学现象，它是某一文人群体对文学创作规律普遍认同的结果。

当然，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可以说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即使在文学社群并不发达的其他历史时期，也可能出现众多文学流派。但到明末清初，文学社群无处无之，且大多集中在某一地域兴盛，因而，文学流派的形成（特别是地域性文学流派）就不能不受士人结社的影响，众多文学流派就是在士人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是当前文学流派研究必须要澄清的一个问题，也是当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亟待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有删改）

近些年，“文化创新”已经成了流行词汇。所谓文化创新，其实并不在于创造一些新口号、新提法，关键是要能针对时下所面临的问题，探寻出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所以，在考虑如何进行文化创新时，首先应考虑我们当前遇到了什么问题。

从国际社会经验讲，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即人们有了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之后，会有强烈的精神生活的需求，此时社会容易爆发信仰危机。据 2013 年的数据统计，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 6767 美元，经济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信仰领域也问题重重。这是我们进行文化创新的时代背景。

毋庸置疑，当下人们信仰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与传统的断裂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文化创新就必须重新思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放眼全球，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法国有法兰西民族的文化，德国有日耳曼民族的文化，各民族文化都沿着各自的传统发展。法国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完全接受德国文化，反之亦然。这本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常识。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主张放弃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势力非常强大，这无异于摧毁自己的精神长城。其实，文化创新决不能摒弃本国的文化传统，相反，文化创新恰恰应该以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本前提。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承的统一？为此，需要从制度上解决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源头活水”问题。这里所说的“源头活水”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源头活水”的“中华元典”那就是要重视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最基本的文化经典，比如“五经”“四书”等。“中华元典”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载体，是中国文化的根脉，其对于一个民族的存续至关重要，正如古语所说：“叶断犹可将，根断心永绝。”但对于这一根脉，我们向来是不太重视的。上世纪初曾经积极倡导政治革新的梁启超对此深以为忧，他说：“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从梁启超的时代算起，到今天已经一百年了，中国文化传承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断裂，真正能读懂“五经”这几部“中华元典”的人微乎其微。“中华元典”的传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二是作为“源头活水”的人才培养，这里重点应该关注高校的人才教育和培养，要能够对现行教育体制乃至高校学科设置中存在的某些不合理之处进行改革。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学，都设有“古典学系”，以古希腊文献、古罗马文献等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古典学甚至成为这些大学的招牌学科和专业。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古代经典对于子孙后代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对它们进行研究和传承是后世学者的天职和责任。而我国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民族的“元典”学(即经学)排斥在高等教育体制之外需要反省。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当前的文化创新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需要将上述两个层面的“源头活水”结合在一起，即将经典文化教育纳入到高校教育体制中来。事实上，只有恢复经典文化的学习、传承和研究，才有文化创新的根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文化创新将无从谈起。

(选自姜广辉《经典是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