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写作中，最有兴味的或许就是笔调了。笔调，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现代散文中，有一种甚为风行的笔调，就是闲话笔调。胡适曾说：“白话散文很进步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含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可见所谓闲话笔调就是谈话风格的，或者说用谈话方式来作文。此种笔调经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提倡，便有了以性灵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之说。。

此种谈话风格的小品文笔调，林语堂甚为醉心，并在许多文章中反复申说。林语堂因甚为欣赏谈话风格的行文，还力主扩充散文的篇幅，但要以此来挑战古文的简洁，就不足为训了。用谈话方式来作文自然是很好的，但作文毕竟不完全等同于谈话。若是真将那种谈话过程记录下来，也够得拉杂，更不用说话题的游移了。梁实秋先生力主行文的简练，就要明智得多。呼应于周作人的说法，林语堂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但又格外地张扬了幽默。幽默可为行文增添风趣，但若过分大张旗鼓地提倡，则本身可能成为一个幽默。

闲话笔调是散文中较为自然的言说方式。此种笔调是用说话来交流的，心中存有一个交谈的对象，如此即可展开交流。至于所谈的题目并未限制，照林语堂的说法，正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不过，作家的言说仍不离心灵或性情，因而所谈的題目也是有喜恶的。但不妨假定读者那方面也有同好，如此即可达成沟通。此种笔调虽说有一种涵盖作用，但并不碍于各人的谈论，并非千人一面，可各有面目。比如周作人的创作以闲适为主，从而讲求所谓生活的艺术。但在退隐的心态下，也不无书斋生活的苦闷，于是于闲适中渗出一股苦味来。林语堂虽说倾心幽默，倒也率意而谈，不无名士作风。至于以幽默见长的，或许要算梁实秋。但梁实秋也是心存雅致，幽默只不过是用来抵斥种种不雅的，所谓相反相成是也。而老舍，为幽默而幽默，则并不见佳。他显然是过于着重幽默了，并以之作为作文的主旨，却有可能落入油滑。其实，幽默表现于文中，多是一种点缀，可为行文增添谐趣，但若要从头到尾地幽默下来，就往往吃力不讨好。

因而即便同是闲话笔调，也可各有不同的，这才是真正的个人笔调。但个人应当以自我说话，而自我又处于大我与小我之间，这就得把握其中的分寸。比如周作人将载道与言志对立起来，从而将写作完全地由载道转为言志，却又囿于个人的性情，所得就小了，因此小品文也就沦为小摆设。其实，言志与载道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社会生活的特点就是形成了各种观念，也可谓各有其道。文中若尽是载道口吻，实则就是充当了各种观念的传声筒，这就在文中丧失了自我。但若想将自我完全游离于各种观念之外，恐怕也不现实，正如人都生活在社会中一样，各种观念或道对人也有一种约束作用。郁达夫曾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的强。”换言之，重个性，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若抹去个性，从而充当某种观念的传声筒，仍又是载道之文了。在散文中，笔调确乎是个人的。而所谓的个人笔调，就是要在散文中中形成独具个性的言说方式。

（选自吴永福《散文中的闲话笔调》，有删改）

   美感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它的重要我们的古代儒家是知道的。儒家教育特重诗，以为它可以兴、观、群、怨；又特重礼乐，以为“礼以制其宜，乐以导其和”。《论语》有一段话总述儒家教育宗旨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三项可以说都属于美感教育。诗与乐相关，目的在怡情养性，养成内心的和谐；礼重仪节，目的在使行为仪表就规范，养成生活上的秩序。蕴于中的是性情，受诗与乐的陶冶而达到和谐；发于外的是行为仪表，受礼的调节而进到秩序，内具和谐而外具秩序的生活，从伦理观点看，是最善的；从美感观点看，也是最美的。儒家教育出来的人要在伦理和美感观点都可以看得过去。

这是儒家教育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他们的着重点无疑是在道德方面，德育是他们的最后鹄的，这是他们与西方哲学家、宗教家柏拉图和托尔斯泰诸人相同的。不过他们高于柏拉图和托尔斯泰诸人，因为柏拉图和托尔斯泰诸人误认美育可以妨碍德育，而儒家则认定美育为德育的必由之径。道德并非陈腐条文的遵守，而是至性真情的流露。所以德育从根本做起，必须怡情养性。美感教育的功用就在怡情养性，所以是德育的基础功夫。严格地说，善与美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它们的必有条件同是和谐与秩序。从伦理观点看，美是一种善；从美感观点看，善也是一种美。所以在古希腊文与近代德文中，美善只有一个字，在中文和其他近代语文中，“善”与“美”二字虽分开，仍可互相替用。真正的善人对于生活不苟且，犹如艺术家对于作品不苟且一样。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文章求惬心贵当，生活也需求惬心贵当。我们嫌恶行为上的卑鄙龌龊，不仅因其不善，也因其丑，我们赞赏行为上的光明磊落，不仅因其善，也因其美，一个真正有美感修养的人必定同时也有道德修养。

美育为德育的基础，道德起于仁爱，仁爱就是同情，同情起于想象。比如你哀怜一个乞丐，你必定先能设身处地想象他的痛苦。诗和艺术对于主观的情境必能“出乎其外”，对于客观的情境必能“入乎其中”，在想象中领略它，玩索它，所以能扩大想象，培养同情。这种看法也与儒家学说暗合。儒家在诸德中特重“仁”，“仁”近于耶稣教的“爱”、佛教的“慈悲”，是一种天性，也是一种修养。仁的修养就在诗。儒家有一句很简赅深刻的话：“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教就是美育，温柔敦厚就是仁的表现。

美育不但不妨害德育而且是德育的基础，如上所述。不过美育的价值还不仅在此。西方人有一句恒言说：“艺术是解放的，给人自由的。”这句话最能见出艺术的功用，也最能见出美育的功用。

（摘自朱光潜《谈美感教育》）

宣纸，中国书画的千年密码

王　章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离不开文房四宝，在众多的手工纸中宣纸堪称“文房之首”。吴冠中大师亦说过：“我国历代书画家对于宣纸的溺爱是令人吃惊的。”并感叹道：“如果没有宣纸，中国书画将是怎样的面目呢？”

西方绘画注重用光影、色彩等手段，倾向于写实，而中国画特有的艺术语言则是以线为主、点皴为辅，特别注重用墨，虽只是黑白，却能“墨分五色”，浓、淡、干、湿、焦，利用破墨、积墨、泼墨等技法共同建构出中国画的神奇世界，这一切都建立在“纸上调墨”的基础上，宣纸神奇的润墨性正好适应了这一要求。

宣纸的主料是青檀皮和沙田稻草，在显微镜下可见宣纸青檀韧皮纤维纤长且均匀，细胞壁密布着特有的皱纹，纤维横向可滞留笔痕、墨粒，纵向又导引水墨沿着皱纹沟槽向外渗扩成浓淡递减的墨阶。晚清画家松年在《颐园论画》中便称①“宣纸纸性纯熟细腻，水墨落纸如雨入沙”，在这个意义上，宣纸也是艺术品的创作者。燎草的细纤维与檀皮交织成网状的协调结构，受水墨后不发翘、不起毛，画笔与这样的纸碰撞真是风生水起，而其他纤维如棉、桑皮、构皮等则没有皱纹或皱纹较少，且纤维分布规律性差，一经挥毫即可判别优劣。宣纸与中国书画血肉相融，是绘画风格演变的“幕后推手”。

东汉末年书法艺术开始兴起，粗笨的简和昂贵的丝帛并不适用，纸品质的提高成为社会迫切的需求。及至南北朝，纸已逐步成为文人墨客的密友，梁武帝还写下了咏纸之诗——“皎白如霜雪，方正若布棋”。唐朝盛世更是强力刺激了造纸业的发展。在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第一次出现宣纸的说法，“江东地润无尘，人多精艺，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这一次的亮相意味深长，它标志着宣州所造之纸作为当时最好的艺术用纸之一步入了历史殿堂。宋代以降文人写意画开始流行，并在以后数百年间日益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这类画风对一笔一画的深浅浓淡、渗透润化都极其讲究，生宣的独特润墨性被时代青睐，得到大量生产及应用。明清传承，浙派、吴门派、四僧、四王、扬州八怪等一大批书画大师将宣纸和书画的血脉进一步紧密相连，宣纸声名大振，逐渐形成“沿溪纸碓无停息，一片舂声撼夕阳”的局面。可以说，到了清朝，宣纸在漫长的竞争中占据了几乎全部的书画舞台，皇帝也喜欢用它挥毫泼墨，朝廷修《四库全书》用的也是宣纸。这一切都让宣纸在清乾隆时期达到了今天“只能继承而难以超越”的巅峰成就。

宣纸的神奇不仅在于它看起来②“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而且其寿命几乎是所有纸中最高的，有着“纸寿千年”的美誉。其百折不损、历千年而如新的品质实在让人惊叹——欧洲几个世纪前的一些壁画已开始龟裂脱色甚至破旧不堪，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早已产生了“图书自毁”危机，而我国许多珍贵资料和书画因用宣纸而安然无恙，安徽省博物馆珍藏的南宋张即之写经册距今已有约800年历史，细观纸面仍是光滑洁白，完好如初。

传统手工宣纸的制作复杂繁琐，足有一百多道手工工序。且耗时漫长，有“片纸两年得”之说，堪称传统手工纸中制作最为繁复严格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宣纸制造也曾引入化学漂白和机械制浆加工等工艺，将部分工序生产周期缩短为几天。特别是改用化学漂白剂后只需百十小时即可得到“白皮”。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化学漂白使纸张呈酸性，极易早衰，而机械打浆对纤维的损伤更大，有研究者认为化学漂白和机械制浆可能会使“千年纸”只能“健康存活”几十年，润墨性也差了许多。正因如此，今天用传统手工工艺生产的传统宣纸虽其价格比普通书画纸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仍供不应求，而一些质量更为优秀的明清古宣更是价格不菲。

(选自《中国国家地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