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城市雕塑应当是“石头的史诗”，作为一种凝固的公共艺术，城市雕塑所传递的时代文化信息比文字图画和一次性的艺术展览对市民的影响更直接明白。目前，全国的城市，大到北京、上海，小到县城乡镇，到处充斥着彩带、钢球、电子符号、月亮帆船之类所谓抽象雕塑，很多人物雕塑形象拙劣，甚至丑陋不堪。还有那些立于公园湖畔的假鱼，十字路口的假马，小区里的假鹤更是令人不忍卒睹。就连一些名人纪念馆，重要集会场所的雕塑也有不少是粗制滥造。

有愿望又有钱来美化城市，这本是好事，问题是政府应当认识到城市雕塑的好坏，对所在城市市民的精神文明、文化传承以及新文化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应当立法干预而不是无所作为。因为作为公共空间艺术存在的城市雕塑不立则已，一经伫立，就不仅仅是规划者和创作者个人情感意志的承载物，而应当是城市市民的时代审美精神以及政府乃至于民族所倡导所引领的文化的载体。这种可视可触的公共艺术对这一座座城市的文化延绵是长久的而非一时的。不仅从城雕的选题和思想内容来说如此，从城雕与建筑的空间美感诸多审美要求来看，也非想立就立，而是要根据具体城市的不同历史、不同性格、不同地貌特征、不同的市民生活方式等因素通盘考虑的。规划并非长官意志，也非独断专行，而是对城市的尊重对市民的尊重，不像今天千篇一律的彩带钢球亵渎着城市，亵渎着公民的审美情趣。

如果承认城雕之重要，则必有立法做保障。立法并不约束创造，也不会遏制城雕艺术的百花齐放，而恰恰可以杜绝城雕无序混乱现象。在这方面，笔者认为可以效法国家环保总局的做法。环保局是环境保护法的落实执行单位，哪个地方生态环境受到污染，哪个地方要立项建厂，都要由环保总局下设的环评司负责评定，其评定不是随意的，是有数据可依有标准可循的。这是对自然生态的立法保护。那么对文化生态的保护呢？城市雕塑作为城市文化生态的一部分，也必然要立法以保护其健康发展。当作为公共空间艺术的城雕也有了管理条例后，随即配置以城市规划管理委员会及下设的公共空间艺术审评处（名称可另议），这个处由建筑、雕塑、空间、文化艺术专家组成。省市县重要公共空间所设城市雕塑都应上报评审，必要时可采取市民听证会形式对所报方案进行审议。有了这个法律保障和评审管理机制，各城市雕塑项目立项人、设计者和施工单位才会认真考虑所立雕塑与建筑之关系，与本城历史之关系，与本城文化特征之关系等诸多要素，这才能保证城雕文化的质量。

（节选自章建国《中国城雕忧思谈》，略有删改）

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祝东力

尽管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学科分类,因而也就不存在美学学科,但其处理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实践和方法却是极其丰富而又独特的,其核心内涵我们称之为“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就中国古代艺术而言,其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物质媒介的简省,其极端的情况就是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从诗词、水墨画到戏曲,其形式的平淡、简易甚至枯涩,与西方近代艺术对于物质媒介的高度依赖形成鲜明对照。西方艺术遵循了一条物质主义的路线,从古典主义艺术到巴洛克艺术再到今天的好莱坞大片,感官的盛宴已近于巅峰。相反,中国艺术则走了一条反物质主义的路线,其要旨在于通过平淡、简易甚至枯涩的形式完成对感性欲望和冲动的节制与升华,从而范导、提升这种感性力量,使它们成为情操、意志和人格的有力支撑,完成从美学向伦理学的过渡。可以说,这种对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应对方式,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中人的欲望、个性不断释放和张扬,到今天已接近极限;而中国美学精神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则在于:由于古代技术条件的限制,中国很早便面临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对商品生产、消费和物欲自觉地采取了抑制和约束的政策。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说到底,不同的美学精神反映的是不同的文明取向。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学术、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但我们不能直接把“美”和“艺术”这两个西方美学的中心概念不加批判地移植过来,那样只能把中国美学变成西方美学的中文注释本。中国美学应具有一种普遍的真正的“美学”品质,也要具有内在的属于中国学术的质的规定性。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据国学而熔铸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的学说,把“境界”这一概念,从古典过渡到现代,由诗歌拓展到人生,经诗学而沟通哲学,从而使之最后告别传统诗话,提炼为现代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宗白华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来寻找中国的美学特征。他不仅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美的两大类型,即“错彩镂金”的美与“芙蓉出水”的美,而后者是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的美的境界;他还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意识,由此对中国艺术意境作了精彩绝伦的阐发,揭示了中国艺术独特的意蕴、内涵和精神,找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美感形态,由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无疑具有一种典范的意义。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