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料记载来看，富民不仅向佃户提供土地、耕牛、种子、农具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投入大量生产成本，而且对生产过程也非常关心。苏洵说富民对佃户“鞭笞驱役”，应有言过其实者，但其所反映的富民驱使督促佃客耕种土地，并对相关生产活动进行管理，则应是租佃制下富民群体之共同行为特征。胡宏言，“夫客户，依主户以生，当供其役使，从其约束者也”。其所谓“约束”者，当是指富民主户对客户的日常管理。他还列举了一些不从“约束”的表现，其中一条便是“习学末作，不力耕桑之业”。由此可见富民对佃客的日常“约束”，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其生产过程进行管理与监督。

这还可用宋代官田出租的“监庄”之制观照加以说明。官府将系官之田出租给佃户，招募上三等富户充当“监庄”来进行监督与管理，并可影响到其秋成收入；官府根据所收秋成之多寡推赏，实质是对富民“监庄”之功效高低的酬奖；官府只招上三等富户充当监庄，说明富民已具备相关“监庄”之经验，而其经验的获得，当与他们对其私有庄田出租管理的实践密不可分。进而言之，富民将私田出租，其监督与否及管理水平之高低，应同样会影响其收成之多寡，也就决定了富民一般会对其佃户生产进行“监庄”性质的管理。实际上，富民对佃客生产过程实施的监督与管理是全面而细致的，包括收获环节也不放过，即使遭遇酷暑天气时也是如此。正因为富民参与到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其田“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提高了粮食产量与品质，增加了收成，与“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由此难获“美稼”的少地自耕者形成鲜明对比。

从佃客方面来讲，虽然取得完整的土地佃权进行经营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但由于其贫困的经济状况，需要富民“借贷赒给无所不至”，甚至“借贷种种，与夫室庐牛具之属，其费动百千计，例不取息”。而富民关心佃户的生产生活条件，“本望租课，非行仁义”，为保证其收成所得，他们往往要考虑对佃户的生产过程进行干预，迫使佃户接受一些影响其自主经营的契约条款。且随着丧失土地的小农数量日渐庞大，“于是形成了一个竞争性租佃市场”。这个市场存在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由于竞争，使佃农不得不考虑如何种好自己承佃的土地，以保证自己租佃权的稳定”，同样也会加重佃户自主经营权的非完整性，让佃户接受富民对自己生产活动的管理与干预，上引苏洵与胡宏所言就可见一斑。在宋代的两浙和江东路等地区，定额租逐渐取代分成租成为地租的主要形态，佃户虽然因此而增加了收入风险，可其经营自主性却得到了加强。但即使是在这种租佃模式下，主家也当不会完全放弃对其佃客生产活动的管理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