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境信的品格，无凝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于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味着永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从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秀”（《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句“字我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文化认知应告别无限度“啃老”

提起文化符号，最容易想到的还是孔子、书法等传统中国文化，两千年文明古国，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秉承了中国文化的先驱与精髓。事关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宏篇叙事自然也少不了这些祖辈先烈世代相传的“中国味”，譬如京剧，譬如书法，譬如造纸术，譬如中医。中国文化也因为传统文化的彰显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生辉。

传统文化的体认与传承，彪炳着国人在现代性社会里对历史的一种认知和阐释，特别是在功利主义洪流大举进犯的文明危机下，常怀缅怀传统文化之心能实现价值观的自我扬弃。无需附庸风雅，也无需故作清高，在传统文化符号的推选中，我们看到了那些影响深远的中国特色“古色古味”。

传统文化符号被大举推崇，是好事，至少说明其在开化性的文明发展史中有其立足之地。但我们又应该有所认知，与之相对应的当代文化缺失使我们的切肤之痛。

无限度的透支传统文化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在这种习惯中，我们鲜有看到将其托起至扬弃和革弊的层面，对普罗性的大众而言，传统文化成了万金油——大家都大概了解，大家都为之骄傲，大家都能侃侃而谈，但对其体认也仅停留在骄傲和谈资的深度。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啃老”行为。一方面，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社会的建构中被屡屡搬上台面，能够和国外媲美，能够彰显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被用了再用；另一方面，当代文化的发展和架构始终落后半拍，或者说上不了台，处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

当然，这里面有个心态问题。传统文化的“中国化”情结根深蒂固，固化的思维和逻辑锁导致的是容不下其他能够代表中国特色文化的存在，即使是当代先进文化也不能上升到“中国符号”的高度，对被抽查的大学生而言如此，对广大国人亦是如此。因为可能无需多想，提到文化符号，脑子里都会理所当然的将孔子、书法、中医等“文化元老”拿出来，这已经变成一种毋庸置疑的体认习惯——这就衍生为在文化符号选择上出现的趋同性和理性化及其与日常文化趣味的分离的情况。

另外的问题还在于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中，功利主义泛滥，肤浅和偏执文化如洪水猛兽，文化多元化的一种弊病就是文化冗杂繁多，核心文化价值缺失。这是最需要警惕的，因为即使是传统文化都会出现最近的“糟粕精华”如何界定的学术争论，而当代文化虽然批判性和抵制性大有，却依然不能消弭和摆脱落后和腐朽文化的扰攘侵蚀。在现代社会价值观体系的建构下，当代文化缺少“领头羊”，既有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尚需锤炼，特别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化符号岌岌可危。需要拯救和弘扬的，正是那些身处庞杂文化侵扰的“中国味”，譬如鲁迅，譬如鸟巢等等。

在各种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中国当代文化既要自证清白，出污泥而不如染，还要自我升华，自我琢磨。而这一切，都得依靠国人的力量，那么在这场当代文化符号的提格与抛光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实现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纠偏——不能无限度“啃老”。——选自《新华文摘》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