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阿房宫”：一场历史的修辞战火

张若渔

两千多年来，项羽“火烧阿房宫”几乎成了人尽皆知的历史常识。但一份调查证明，这极有可能是一场天大的误会。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组成的阿房宫考古队，经过5年艰苦、细致的工作，近日揭开了这座“天下第一宫“所包含的种种谜团——阿房宫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并没有建成。传说中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攻入咸阳，将阿房宫及所有附属建筑纵火焚烧也是历史误传。

（《华商报》12月11日）

其实早在2003年，在阿房宫考古队的挖掘和勘察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们就曾基于诸多发现“大胆假设”——火烧阿房宫纯属子虛乌有。经过又四年艰苦细致的发掘、调查工作，上述推断只不过“进一步明晰”而已。

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刻，也是历史的尴尬时刻。两千年来，不管是在正史还是在野史上，西楚霸王项羽都因火烧阿房宫被塑造成千夫所指的千古罪人，甚至成为残暴成性和暴殄天物的标本人物，每每被后世信手拈来实施“口头鞭尸”；阿房宫本身显然也成为秦始皇穷奢极欲、劳民伤财、自取灭亡的象征。而今，这一切被证明，我们不过是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般悲壮却虛无——不是说项羽和秦始皇本无罪，只是不管他们做过多少罪孽深重的事，不应算在他们头上的历史账单终不能无妄加之。历史就是历史，真相就是真相，这是一件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事。

历史的讹误耐人寻味。追究其来，“火烧阿房宫”从真真假假的传说沉淀为人们头脑中的“事实”，唐代大诗人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可谓“功不可没”。文中言”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极力铺陈阿房宫的雄伟气势：继而又言“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又以仰天长叹般的愤懑极力渲染阿房宫被付之一炬的伤情。

诗人的瑰丽辞赋及其暗藏汹涌的悲绪，显然不可阻挡地深入了后世观者的内心，引发同仇敌忾的情绪，众声喧哗之时哪还管什么事实真相如何？与之相比，司马迁的《史记》倒是审慎的，《高祖本纪》说项羽“屠烧成阳秦宫室”，《秦始皇本纪》也说项羽“遂屠咸阳，烧其宫室”，从头至尾都没有“火烧阿房宫”的影子。但历史的诡秘之处就在于，人们宁愿相信杜牧的辞赋也不愿相信司马迁的《史记》，谬种流传，一至于斯！

在历史的强大裹胁下，人们的头脑和思想其实如脆弱的芦苇。或许此事件给我们的最大的“历史教训”，正是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所一再强调的：“世间没有真理，只有对知识的永恒探询。”要时刻保持一种坚不可摧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来遍观周遭事物，避免走火入魔以至精神错乱而不自知。对于影响深远的历史界来说，这尤其重要。而对于民众来说，哈耶克的名言不妨引为座右铭一一我们的无知是如此重要，不要陷入自已编织的意识形态而不能自拔。

（摘编自《当代人》，有删改）

《红楼梦》和中华文化

周汝昌

《红楼梦》以前的章回体“稗官”“野史”绝无如此弘广深厚的文化内涵容量，曹雪芹以前的作者群，也不曾有过像他这般才情灵慧的大手笔：两者凑泊，形成了诞生这部伟大的文化小说的历史条件，正所谓前无史例，后继为难。

那么，这部小说究竟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哪些精髓、何等光芒呢？

简要而言，有两条主脉，贯串了全书。这两条主脉，并非我辈读者的臆想创说，实由作者自己明文提醒，即：一干裙钗、几个异样女子的“小才微善”。一部大书的主题眼目，豁然尽展于此。作者的文风，语淡而意谦，然其含蕴至丰。

 吾人须知：一“才”一“善”，便是雪芹对我中华文化这精髓命脉的最经济的简括和深识。

才是什么？一般理解大抵以为是指文才、诗才，在《红楼梦》而言更是如此无疑的事意。其实这是看错了。试看：一、无才可去补苍天--石头 二、才自精明志自高--探春 三、都知爱慕此生才--凤姐 四、试才题对额--宝玉 五、才选凤藻宫--元春 六、才华阜比仙--妙玉。这些例中，只有宝玉所试之才实指文才，其余诸人，皆非此一狭义可限。最明显的是探、凤二例，凤是今之所谓文盲，其才与诗文了无干涉。元春入选，明言是由贤德。妙玉的才，以仙为喻亦非仅指能诗而已。这样一说，则《红楼梦》所重之才，所包甚为广博。

原来，“才”是中华大文化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节目，是中华民族对客观世界的一种高层次的认识感悟。在《易经》的《说卦》中就已提出了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是谓“三才”的理念。“三才”概括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体性功能、生机动力，而人居三者之中，为“天地之心”，独占“性灵”之位。这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哲思的另一逻辑形式。

天之才，表现为风云雷电，节序光阴。地之才，表现为山川动植，品类众生。人之才，则表现为智慧聪明，情思才干。所谓“天人合一”，实即“天人本一”，人也是天的一部分，也是天的精华体现。

所以，在《红楼梦》中原始根由是女娲炼石，石乃“通灵”——是为天人一体可以互感互通这中华哲思的“艺术解说”。

“才”，从汉字造字学来讲，它是植物生长而未成待展的意象——有如“半木”之形。而“华”即生命的升华，在植物表现为开花，在人则表现为“才华”。而才华者，在农工则为良耕巧匠，在士子即为诗圣丈宗，在妇女亦必心灵手巧，针黹皆能。此在古时，势所定才，“贵”“贱”分途，男女异致，而“才”的本质（体性）却是“其致一也”。

《红楼梦》首标一字曰“才”，其故在此。

有才者，必有情，“才情”一词，紧系两者，是以曹雪芹又曰其书“大旨谈情”。

那“微善”的善，又当何解呢？

“善”的包容量也十分广博，但，通俗地讲，它的主意义在于品德——品德与才情，正是我上文所标明的两大主脉。两者并驾而方轨，成为中华民族对于“人”的基本要求，亦即“鉴定”人的超标准尺度。

简单地“区分”：才属情，善属性。

 孟子主性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是为旧时启蒙教材的第一义。《大学》开头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在曹雪芹书中竟两次分引过，堪称特例。贾宝玉公然宣称：除“明明德”外无书！

从这一点来看，曹雪芹所称于那些“闺女”（一干裙钗，异样女子）者，也应是“善”在性地心田——至少是以品德为主，而其他材具技能居次。

至此可知，一部《红楼梦》，主旨为的是给女儿传神写照，阐发幽光，而其所传，不离“才”“善”两端。即此一条主旨要义，亦足以可晓悟，这是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小说”，名实相副，当之无愧，何用谦虚。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那《笑做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