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给读者的印象，若以客观与主观为两极，理念与情感为对立，则没有知性与感性之分。所谓知性，应该包括知识与见解。知识是静态的，被动的，见解却高一层。见解动于内，是思考，形于外，是议论。议论要有层次，有波澜，有文采，才能纵横生风。不过散文的知性仍然不同于论文的知性，毕竟不宜长篇大论，尤其是刻板而露骨的推理。散文的知性该是智慧的自然洋溢，而非博学的刻意炫夸。说也奇怪，知性在散文里往往要跟感性交融，才能称为“理趣”。

至于感性，则是指作品中处理的感官经验，如果在写景、叙事上能够把握感官经验而令读者如临其境，如历其事，这作品就称得上“感性十足”，也就是富于“临场感”。一位作家若写景出色，叙事生动，则抒情之功已经半在其中，只要再因景生情，随事起感，抒情便能奏功。不过这件事并非所有的散文家都做得到，因为写景若要出色，得有点诗人的本领；叙事若要生动，得有点小说家的才能；而若要进一步抒情，则更须诗人之笔。生活中的感性要变成笔端的感性，还得善于捕捉意象，安排声调。

另一方面，知性的散文，不论是议论文或杂文，只要能做到声调铿锵，形象生动，加上文字整洁，条理分明，尽管所言无关柔情美景或是慷慨悲歌，仍然有其感性，能够感人，甚至成为美文。且以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为例：“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短短九十个字，回旋的空间虽然有限，却一波三折，层层推进，气势流畅，议论纵横，更善用五个“士”和三个“鸡鸣狗盗”形成对照，再以鸡犬之弱反比虎豹之强，所以虽然是知性的史论，却富于动人的感性。在美感的满足上，这篇知性的随笔竟然不亚于杜牧或王安石自己咏史的翻案诗篇，足见一篇文章，只要逻辑的张力饱满，再佐以恰到好处的声调和比喻，仍然可以成为散文极品，不让美文的名作“专美”。

因此“感性”一词应有两种解释。狭义的感性当指感官经验之具体表现，广义的感性可指一篇知性文章因结构、声调、意象等等的美妙安排而产生的魅力。也就是说，感性之美不一定限于写景、叙事、抒情的散文，也可以得之于议论文的字里行间。

（摘编自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

《论语》有多少种读法

“《论语》热”是近年来学术界与文化界一种值得分析的现象。《于丹〈论语〉心得》、《丧家狗：我读〈论语〉》等书的面市，再次引起人们对《论语》这部儒学原典的关注。同时，作者的理解与诠释方式也成为聚讼纷纭的焦点。

如何评价于丹等人对《论语》的读解，坊间已多有议论，兹不具议。但由此联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论语》有多少种读法？换言之，经典诠释的空间有多大？路径有多少？

按照哲学诠释学的观点，经典作为一种经过历史检验而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或“本文”，属于“历史流传物”的范畴。经典产生于特定的“视域”，体现了经典作家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对自然、社会、人生等问题的认知与评判。同样，后世的读者对经典的理解和诠释，也离不开一定的“视域”，即读者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与社会环境。由于时间距离的存在，这两种“视域”之间是有区别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处于相互隔绝、彼此孤立的状态；相反，二者总是通过习俗、传统等相互联系，统一于历史这个贯通古今的“大视域”中。而所谓对经典的理解与诠释，实际上就是后世的读者从自身所处的“视域”出发，在历史这个“大视域”中和经典作家所处的“视域”实现“视域融合”的过程。经典诠释的空间，也就是历史这个“大视域”。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对经典的理解与诠释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经典总是面向历史开放的，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方式；随着“历史视域”的不断拓展，本文的意义超越了它的作者――所有这些，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后人比前人更能理解前人，读者比作者更能理解作者，”哲学诠释学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如是说。

作为在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所谓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所产生的儒家经典，《论语》在成书后的千百年间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代又一代儒家学者以“返本开新”为宗旨，相继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从而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独特的经学传统。就此而论，《论语》的价值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其读法也是多种多样的。经学传统虽然在后来发生过某种程度的断裂，但《论语》的价值光芒并未因此而黯淡。

经典的开放性、经典诠释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经典诠释就是一种天马行空、率性而为的行为。相反，人们常常是在两种相对固定的路径中来理解和诠释经典的：一种是考古学的路径，即着重于经典成书的年代确认、版本辨析、字词训诂等方面的“史料考证”；一种是历史哲学的路径，即读者将自身的价值关切和意义追寻“置入”经典和历史传统中，寻找二者在哲学层面的共鸣与升华。从对《论语》等儒家经典的诠释来看，这两种路径可以分别从汉学和宋学中找到根据。前者注重“实事求是”，强调“六经皆史”；后者注重“义理”，强调“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乎经。” 这也构成了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分歧。两种诠释路径的特点，借用王国维先生的话说，前者“可信”但不一定“可爱”，后者“可爱”却不一定“可信”。依笔者所见，二者之间并不是彼此相斥的关系，也不是或此或彼、不可得兼。可取的态度应当是，“可爱”以“可信”为前提，“可信”以“可爱”为诉求。因为离开了“可信”，“可爱”就会演变为“借古人杯酒，浇自家心中块垒”；离开了“可爱”，“可信”也就解答不了“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的价值追问。如何摆正“可信”与“可爱”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今天理解与诠释《论语》等经典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