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飘着檀香和乐声的茶馆里品茗闲谈，成为今年以来浙江杭州市受人关注的一道新风景。每当夜幕降临，西子湖畔，一盏盏的红灯笼点缀着夜色，这是杭州城茶馆的标志。他们给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一个放松、休闲的地方。

过去，在以名茶驰誉中外的杭州，茶馆一般都很简陋，几个白瓷杯，不讲究的茶叶，茶客也多是在风景区走累了的旅游者和退休老人。

最近几年在杭州兴起的茶馆，同过去的茶馆完全不同。它们临湖靠山，装饰讲究，茶具、茶点也十分精致。这里不仅有各种名茶供顾客选择，还可以欣赏到各种流派的茶道表演。茶馆的主人，大都懂茶爱茶，能亲手为顾客表演茶道，或是娓娓动听地讲有关茶的各种典故、故事。水云间茶缘阁的女老板说，经营茶馆，盈利不错，还能传播历史悠久的茶文化。

一星期总要到茶馆去一两次的公司职员郑丹说：“茶馆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特别能让人静下心来。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这是个很好的休息和交友的场所，也可以将一些工作、生活中的事带到茶馆来处理。”据了解，有这种想法的人在茶馆中极为普遍，中国人的传统社交场合——酒宴饭桌在他们心中已慢慢遭到冷落。

杭州这样的茶馆，茶价最低每人30元，最高120元。在西湖边滨湖路，短短的100多米内就有六七家茶馆，夜夜高朋满座，常至凌晨。

一位社会学家说，从茶馆“红火”的社会现象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发展，人们越来越讲究生活质量，越来越讲究生活方式的文化内涵。

今天，学界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以为中国古代没有学术规范，所以我们没有学术规范的传统，只能从西方引进。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没有认识到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差异，中国古代的学术规范与当今学术规范存在着很大不同，不少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规范当时还不存在。

比如，由于书籍的流传相当困难，特別是在印刷术普及以前，古代学人对前人的著作或研究成果往往只能依靠记忆和背诵，所以他们在引用前人著作或别人的成果时常常无法逐字逐句地直接引用，而只能取其大意，一般都是间接引用。他们大多不习惯注明出处，往往将前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混在一起，或者完全按自己的意思改写了。

又如，古人为了做学问或学习的方便，经常将从看到的书籍和资料中摘录出的有用内容分门别类编为类书。这些类书，有的是为自己用的，有的是为别人编的，或者是奉皇帝命令用公费开馆编纂的。很多类书的资料和引文都不注明出处，除了一些现成的诗文或整段资料有时会提一下作者或书名外，一般就按内容编入不同的类别。但要知道，这种类书的编纂，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都不会有什么著作权，更拿不到稿费，只要编得质量高，就会博得“嘉惠学林”的赞誉，就是被引用的人也不以为忤，而只着眼于知识的传播。

古代还有一种故意作伪的现象，将自己或别人的作品假托为古代或同代名人的作品，如先秦的不少作品都冠以周公、孔子之名。但除了极少数人是出于政治或经济目的外，这类作伪者大多是很可怜的。因为无势无名，即使他们的作品很有价值也无法流传，而一旦托名于古代圣贤或者当代名流，就有可能被刻成碑，印成书，传诵一时，流传千古。尽管绝大多数真正的作者依然默默无闻，但他们的自我价值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学术规范，相反，在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上，从先秦开始就存在着严格的规范。例如儒家典籍和学说的传承与解释，自从在汉代儒术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以来，不仅流派分明，次序严密，而且任何注或疏都署明作者，原文与注释、注释者和传播者绝不相混。在《汉书·儒林传》中，对儒家不同流派的传承过程和人物有明确的记载。一些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也有这样的传统，如给《史记》《汉书》作注释的学者代有其人，但对有价值的注释，后世学者无不尊重作者的署名，即使有些作者名不见经传，也都一一注明。

由此可见，中国并不缺少学术规范的传统，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继承这样的传统，建立起适应现代学术发展需要的新规范。20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的学术规范面临新的挑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学者能够平等地、自主地考虑如何适应国际学术规范的时间并不长，很多问题自然还来不及解决。实际上，中国的传统学术规范与西方及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具体做法、方式和程度。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古代也有“学术规范”》）

材料一：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6年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全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储银行营业收入）完成5379.2亿元；其中，快递业占比首次突破七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快递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快递包装的污染逐渐显现。

据测算，我国平均每件快递的胶带使用量是0.8米。此外，生产一吨纸需要砍伐17棵十年生大树，生产一吨塑料袋，需要消耗3吨以上石油。

业内人士表示，快递使用的塑料袋大部分为一次性再生塑料袋，但胶带部分主要材质仍是聚氯乙烯，需要经过近百年才能降解。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仅全国快递业所使用的胶带总长度为169.85亿米，可以绕地球赤道425圈。

眼下由快递包裹产生的包装废弃物达到了百万吨级，而快递包装量增速仍在不断增加，但回收率不足10%o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快递包装污染》）

材料二：

“双11”网购大潮来了。2017年，在眼花燎乱的促销大战中，出现了“共享快递盒”。有电商平台称，“双11”期间将在全国13个城市投入使用20万个共享快递盒。与普通一次性使用的纸盒不同，这种共享快递盒可多次使用，能有效减少包装垃圾，十分绿色环保。

据介绍，共享快递盒是一个方形的塑料箱，签收后快递小哥可将它折叠起来，变成一块塑料板，带回去重复使用。

毫无疑问，共享快递盒能减少包装垃圾，可全面推开并不容易。用共享快递盒送货，需要快递员当面拆解，消费者不在家怎么办？回收共享快递盒，增加了快递员的工作量，快递员不乐意怎么办？用“共享”理念治理污染，电商平台的初衷是好的，但真正收到效果，还有很多工作要及时跟上。

现在，我国快递包装垃圾成倍增长，但快递包装的系统性规范几乎一片空白，无专业回收机构，无强制性国家标准，快递包装物的整体回收利用率低。我们倡导绿色发展理念，但对快递业而言，由于缺乏强制性行业标准和激励机制，难以形成有效约束。绝大多数快递包裹都在使用不可降解胶带，一捆同样规格的不可降解胶带与可降解的牛皮纸胶带的价格比是1:4，单是这个价差就难让快递公司“绿色”起来。

（摘编自杜海涛《共享快递盒能“火”吗？》）

材料三：

不少网民称，使用“共享快递盒”一举多得。“共享快递盒”是要通过多次循环使用快递盒，减少快递包装的丢弃现象，从而缓解快递包装污染，起到节能环保、降低物流成本的作用。

网民“蒋碌碌”提出，“共享快递盒”理论上使用成本的确很低，可是，这一“理想状态”需要消费者的配合，需要一套对应的快递业务新流程作为支撑。绿色物流，说到底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概念，而是涉及实实在在的利益分配和机制建设。

网民“斯涵涵”提出，应完善快递“绿色化”法规。放眼世界，德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早已建立了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监管。而我国虽然也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出台了相关政策，但现有行业标准缺乏强制性，难以对各市场主体形成有效约束，存在监管短板。

网民“赵志疆”认为，破解“快递污染”的根本途径仍在于科技创新。比如，未来如果可以大范围推广使用循环包装袋、百分百可降解快递袋等包装材料，那些“共享快递盒”无法覆盖的特殊规格商品，完全可以交给它们去“处置”。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这个“快递盒”引关注，治理“快递污染”须多措并举》）

（l）目前解决水的方法主要有：一是靠天，二是靠地下水，三是靠开渠引来河水，四是靠运水。不过这几种办法都愈来愈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人们开始想到向大海要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水将成为解决沿海城市缺水的救星。科学家们正面临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海水的直接利用，其次是海水淡化问题。目前这两方面的技术都有发展。

（2）什么地方可以直接利用海水呢？我们可以从工业、农业和生活三方面看。在工业上，海水利用是比较成熟的。世界上许多拥有海水资源的国家和地区，都大量采用海水替代淡水作冷却用水。日本电力工业的冷却水几乎全部是海水，化学工业的冷却水近1／3是海水。在美国，海水主要用作电力工业、石油化工、造纸行业的冷却水。在农业方面，有一些农作物可用海水灌溉。在生 活方面，海水主要用于冲厕和消防。香港用海水冲厕已有40年历史，目前冲厕用水的70％是海水。根据国外工业城市的统计，如果冷却水中70％直接使用海水，冲厕用水中70％直接使用海水，则整个城市用水中有一半可用海水代替。这是个惊人的比例。

（3）直接利用海水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城市的水道要分成淡水水道和海水水道。海水水道要解决取水方式、预处理、防腐蚀和防海生物附着堵塞等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这些技术问题已不再成为海水直接利用的障碍。

（4）把海水转化为淡水，叫做海水淡化。海水淡化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到目前为止，蒸馏法、电渗析法、反渗透法等都已达到工业生产的规模。世界上严重缺水的一些富裕国家，如西亚石油输出国和欧美一些国家，已经确定将海水淡化作为取得淡水的重要途径。到1989年底，全球已有7千多座海水淡化装备，总装机容量达到1300万立方米。世界上海水淡化能力的55％分布在中东地区。海水淡化已成为中东地区以及许多岛屿淡水供应的主要。

（5）海水淡化实际上是用能源换淡水，一般耗电较多，费用较高。在我国，使用大型进口淡化设备，每吨淡水的成本约为10元，比起一般城市水价要高几倍。

数据造假销蚀网络诚信

互联网上向来不乏怪事。一些网播剧播放量过百亿却讨论者寥寥，一些网购平台上的“销量第一”却差评不断，一些所谓“今日热门”的文章却完全不知所云。问题何在？互联网时代，网民选择相信数据背后代表的“公众眼睛”。然而近年来，这些本应成为用户选择时重要参考的数据，却屡屡成为一些平台掺水造假的对象。

去年9月，不少平日里阅读量动辄“10万+”的微信大号迅速缩水，而起因竟是源于某些通过刷单来拉高阅读量的工具失效。有监测数据显示，当晚有六成微信“大号”的阅读数下降，其中阅读量暴跌80%以上的公众号超过100个；同样在去年，国内某直播平台曾显示某热门直播间观看人数超过13亿，令人匪夷所思。

无据之数，难称数据。那些基于个体选择而累计得来的数字，衡量着品质优劣，透露着市场反馈，反映着用户认可。然而造假掺水却令数据应有的标尺作用打了折扣，用户“用脚投票”的权利成为摆设，造假者不仅令优质内容沉匿网海，更给了烂俗内容和劣质产品服务以次充好的可乘之机。

数据造假，受伤的不仅是手握“投票权”的网友和真正优质的内容，还可能在更广范围内威胁互联网产业生态系统。“我知道我的广告费有一半浪费了，但遗憾的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被浪费。”世界著名广告大师约翰·沃纳梅克的这句论断产生于纸质媒体时代，而在如今新闻门户、视频网站、手机应用成为广告主眼中香饽饽的时代，却更多了几分无奈和讽刺。

根据营销平台AdMaster发布的《广告反欺诈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全年无效流量整体占比为30．2%。此外，一些创业者为粉饰一个“好故事”，不惜用虚高的数据吸引投资人青睐。文学创作可以虚构，但虚吹数据实则等同饮鸩止渴。建立在谎言、欺骗和水分上的“数据泡沫”，终究无法掩饰一些互联网企业经营惨淡的现实。

“只有当大潮退去，你才能知道谁在裸泳。”在国内互联网行业屡被评价为“虚火正盛”的今天，被动等待显然不够。一些互联网公司联合成立广告反欺诈大数据实验室，致力于发现和甄别虚假流量及其作弊模式。除却引入足够的技术支持，企业应该在保证自身商业机密的前提下主动共享后台数据，打通“数据孤岛”，让政府、公众以及第三方监测机构能够合理有序地采集、存储、分析和使用数据，令各方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此外，行业内也亟待建立起一套通用的数据衡量指标和数据采集指标，这不仅能有效挤压数据造假者浑水摸鱼的空间，也有助于提高公众辨别数据造假的意识和能力。

唯有如此，量化数据才能继续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向网民陈述日益庞大的行业体量，陈述海量用户集合而成的行为选择，陈述各方褒贬多样的态度倾向，陈述那些网民选择继续相信的真相。